文/李玉昆

橋梁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标志之一。我國曆史悠久，自古以來建成不計其數的橋梁，它是我國寶貴的民族遺産，對人類文明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福建泉州地處祖國東南沿海，是我國著名的海外交通港口。從南朝開始，泉州已有與外國往來的文獻記載①。随着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日益發展，到了唐代，泉州已成為我國四大貿易港口之一（其它三處是廣州、揚州、交州)。五代時，由于割據福建的王審知等重視海外貿易，竭力“招徕海中蠻夷商賈”②，泉州港的海外貿易比唐代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宋元時期是泉州海外交通空前繁榮時期，為了适應泉州海外貿易日益發展的需要，宋王朝于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設立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貿易。南宋時，皇室偏安江南，造成經濟的畸形發展，泉州港在短期内上升為全國第一大港，并成為世界最大商港之一。

為了适應貨物轉運、商民往來的需要，從公元11至13世紀，在泉州出現了修造石橋的熱潮。

《泉州府志》中記載曆代造橋總數為260座；其中唐、五代造的5座、宋代造的105座、元代造的13座、明代造的16座、清代造的21座、年代不詳的100座。僅紹興年間(1131一1162年)造的就有15座之多。即：安平橋、東洋橋、石筍橋、普利大通橋、玉瀾橋、蘇埭橋、古陵橋、龍津橋、建隆橋、梅溪橋、長溪橋、适南橋、瓷市橋、永安橋、北平橋。所以有“閩中橋梁甲天下，泉州橋梁甲閩中”之譽。

宋代泉州所造石橋為梁式石橋，其布局絕大部分建造在近海，甚至深入海灣，以溝通市區和港區、碼頭的聯系，便于從海船運卸貨物。這是宋代泉州造橋的一大特點。另一點是，宋代泉州所造石橋幾乎無一座沒有僧侶參與。本文僅就這一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宋代泉州造橋熱潮中，僧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唐代泉州已開僧侶造橋之先聲，吟嘯橋就是唐代僧人日輝禅師建造的，它是木梁橋。

宋元時期，泉州僧侶建造橋梁日益增多。《泉州府志》中标明僧侶參加建造的石橋共60座，其中唐代1座、北宋12座、南宋30座、元代13座、明代3座、年代不詳1座。而同一時期道士建造的橋僅有嘉定四年黃去華造的玉京橋1座。

南宋道詢在漳、泉間“修造橋梁二百餘所”③，其中著名的有惠安獺窟嶼橋、青龍橋、南安的彌壽橋、晉江的登瀛橋。守淨修建興化軍安利橋、延平可渡橋、武榮金雞橋。泉州開元寺僧了性修泉州甘棠橋、棠陰橋、龜山橋、安溪雙濟橋、晉江安濟橋。元代僧侶法助修建南安彌壽橋、盧溪橋、梯雲橋，晉江适南橋、下辇橋、結磚福利橋、禦亭頭橋、陳翁橋，惠安馬山橋、大招海迳石橋等。

泉州著名的石橋，多有僧侶參與修建。

洛陽橋（又名萬安橋）大家知道為蔡襄所建，而且以其富有浪漫色彩的神話傳說和洛陽橋碑書文刻三絕而聞名于世。其實洛陽橋是“慶曆初(1041年)郡人李寵甃石作浮橋，皇祐五年(1053年)泉州開元寺僧宗已及郡人王實、盧錫倡為石橋，未就，會蔡襄守郡，踵而成之”④。據蔡襄《萬安橋記》載：橋始建于皇祐五年，完成于嘉祐四年(1059年)，曆時六年八個月，建橋經費計一千四百萬文。橋長三百六十丈，寬丈有五尺，分四十七橋孔。職其事者為盧錫、王實、許忠、浮圖（泉州開元寺僧）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這裡“職其事”或曰“董之”當是實際負責建橋工程的人，其中有僧侶義波、宗善。泉州開元寺這位義波和尚在建造洛陽橋中作出了貢獻，人們為了紀念他，洛陽橋完工之後，在橋北海邊建了“真月庵”，并且供奉了義波和尚的“肉身像”。

“天下無橋長此橋”的安平橋，長八百一十丈，俗稱五裡橋，是紹興八年(1138年)僧祖派始築石橋，沒有完成，裡人黃護與僧智淵各施錢萬缗，後來由郡守趙令衿成之。

金雞橋是嘉定間(1208一1224年)郡守葉廷珪命僧守淨募捐，造石墩十七，高四十尺，架以木梁，複以樓閣。後被水沖壞，郡守真德秀又命僧惠魁修。僧介勝為修造金雞橋和圭峰報親寺支費巨億。

石筍橋乃紹興三十年(1160年)僧文會始作石橋，泉州開元寺僧本觀禅師造橋亭，到明代洪熙年間愍默禅師董其工複修。正如朱鑒所說“僧文會之取大石成功于前”，愍默“捐赀募匠複取木石收工于後”。

海岸長橋為宋建。明成化間(1465一1487年)圮，弘治八年(1495年)連江孔彩、泉州承天寺僧智鏡各舍銀兩合而修之。

其他如普利大通橋為江常建，僧智資董其事；濠市橋、濠溪橋為宗爽建；安溪雙濟橋、谷口橋為普足造；泉州開元寺僧法超“疏衣粝食”造悲濟橋，橋長八百尺凡一百三十間，功不在萬安橋下。

此外，莆田的甯海橋，元元統二年(1334年)龜洋寺僧越浦造，明清重建。現在橋上尚有“泉州開元寺主持口口……”石刻，當系泉州開元寺僧人修建時留下的題刻。

僧侶不但參加橋梁的建造，而且參加橋梁的管理。

石橋造成之後，多有人管理，有的由橋卒“監橋”，有的由僧侶“掌橋事”。由橋卒監橋的如順濟橋，“橋東西南傍有官地可鬻，傍留一屋，以居橋卒”。橋卒的任務是“海舶之纜，卒使禁之”。僧侶管理的如洛陽橋。洛陽橋建成之後“又造屋數百楹為民居，以就僦直入公帑，三歲度一僧掌橋事”。

泉州石橋大多雕有石佛像，供觀世音菩薩，其目的與建造寺廟一樣，是為了祈福免禍，求得行人平安。正如王世懋指出：“橋中多設神佛像。香火甚嚴，亦壓鎮意也”。石筍橋“鎮以浮屠，如橋之長兩夾之”，順濟橋“上有浮屠”，萬安橋“中多設神像，香火盛”，安平橋東為超然亭“以祀觀音”，中為泗洲亭“祀佛其中”。此外如莆田的甯海橋南北各皮以亭，建招提名吉祥。

泉州石橋中有以佛号命名者，如南安的阿彌陀佛橋。福州閩縣也有叫觀音橋的。有的橋名叫和尚橋，如同安的和尚橋“蓋古神師撤舊院而成之”。

五裡橋亭中有這樣一副對聯：“世間有佛宗斯佛，天下無橋長此橋”。下聯常為人引用而聞名于世，上聯說明造橋便利行人，正體現了佛教慈悲濟世的思想。

關于蔡襄建造洛陽橋，有一段觀世音現身幫助他籌集經費的美好傳說。蔡襄為了籌集修橋費用，曾向富商大賈募捐，然而遠遠不足，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知道後，就化作美女，乘一葉扁舟，遨遊洛陽江上，并使人傳播，誰能用錢擊中女身者，願為其妻。前去擲錢的人很多，錢裝滿一船，卻無人擲中其身。這段神話傳說，反映人們對觀世音菩薩的崇敬，把人世間成就的善事，看成是觀世音菩薩幫助的結果。

佛教在泉州地區的發展和佛教“衆善奉行”的宗旨，是僧侶積極參與造橋的主要原因，也與當時泉州經濟的發展分不開。

修路造橋、興修水利這是民間公認的善舉，而作善莫大于造橋。橋梁多建在交通要道，造橋之前，江河阻隔，每年不知淹溺多少船隻和行人。造橋之後，可易危為安，民不病涉。這與佛教“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的思想是一緻的。

僧侶們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不但積極參加造橋，還積極參加興修水利和管理水利。如湮浦埭壞，僧祖派、體柔參加修理，凡三年而成。此事由郡守劉子羽奏聞于朝，賜祖派為慈惠大師，在老百姓為縣令洪元英立的祠中，祖派、體柔從祀其中。

泉州開元寺僧了性參加修建清洋陂。慶元六年(1200年)僧侶募工浚泉州東湖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五丈，冬開浚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丈，且以五院課入以益，俾專主司湖之啟閉，至淳祐三年(1243年)郡守顔頤仲按故牒，仍俾僧浚之，凡浚五萬五千餘丈，于豐澤院置水利局，由僧侶司之。

為了保證海上往來船隻的交通安全，僧侶們還在泉州沿海建造航标塔。如關鎖塔（俗稱姑嫂塔），宋紹興中(1131一1162年)僧介殊建。六勝塔（俗名石湖塔)宋政和中(1111一1117年)僧祖慧建。

佛經有“建此般若橋，達彼菩提岸”之語。若根據《華嚴經》“廣度一切猶如橋梁”的說法，其用意是為了通過造橋作為津濟，方便群衆，排脫江河阻隔，使之以佛法為橋梁津濟，從此岸到達彼岸。另一動機是為了使衆生避免苦海沉溺之苦，即可由生死此岸，方便地實現到達菩提涅槃彼岸的目的。又好象佛教中修淨土宗的人，以念“南無阿彌陀佛”為橋梁，可渡過娑婆世界穢土，到達極樂世界淨土。

宋元時代的統治階級也借助僧侶的力量，來修建橋梁。比如當時泉州的地方官吏要修造橋梁，但從國庫中支出一大筆經費又有困難，他們就通過僧侶募捐來解決造橋的經費和部分工匠。上至朝廷，下至郡守、縣令，用“诏”、“命”僧人四處遊方募捐，如南安金雞橋即郡守葉廷珪、真德秀先後命僧守淨、惠魁募化建造，真德秀還親自書寫募疏。

莆田甯海橋，洪景文捐田五十畝入吉祥寺，作為修橋費用。寺院還可以母錢求子，如泉州郡守趙思誠在複修洛陽橋之後，将餘金分諸刹“權子母錢”，以利息作為維修橋梁、供養護橋人的費用。

佛教主張“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共意”。基于這種思想，僧侶既積極參與造橋等善事，又要“自淨其意”，做到功成不居，所以關于僧侶造橋的記載隻有一鱗半爪。僧侶在泉州造橋史上的作用及其貢獻，明人陳懋仁對此有比較公正的評論。他指出：“宋寶祐中(1253一1258年)僧道詢募赀作石橋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比蔡端明所造洛陽橋長多四百餘尺，闊多一尺餘。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者，蓋以人重耳。雖然貴賤異等，若道詢一行腳僧耳，無藉勢位，而功力過之，則其名胡可泯滅？且洛陽橋尚有百五十三字之記，此獨無之，意當時道詢不欲居其功以垂名耶！抑本有記而歲遠湮廢也。”⑤

盤光橋地理位置雖不如洛陽橋重要，但盤光橋所在的烏嶼當時可以停泊大型海船。建橋是為了裝卸貨物之便，和減少行人涉水的危險，它對當時的海外交通和經濟發展是起了作用的。“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者，蓋以人重耳”，這話是有道理的。蔡襄為北宋名臣，泉州郡守，位高名重，而道詢一行腳僧而己。就洛陽橋而言，世知蔡襄造橋，而不知泉州開元寺僧宗已及郡人王實、盧錫倡為石橋未就，而蔡襄繼而成之；亦不知泉州開元寺釋義波、宗善“職其事”，這也是以人重之故。

僧侶在造橋中的主要作用是籌集經費，招募工匠，起了組織的作用。在施工過程中，他們也出謀獻策，但沒有留下記載。但是卻有僧人智日協助修建莆田木蘭陂水利工程的寶貴材料。

木蘭陂，宋治平元年(1064年)長樂錢四娘首建，失敗。繼之長樂林從事亦未成功。熙甯八年(1075年)侯官縣李宏又應诏來莆田第三次築陂。他得到具有工程技術知識的僧人智日的協助，吸取前二次築陂失敗的教訓，在施工前深入實地進行勘察。僧智日涉水，尋找地質上可以築陂的地方插竹做記号。李宏根據智日勘察的結果築陂。最後才取得攔流成功，開大溝七條，小溝一百零九條，可灌溉莆田南洋之田萬餘頃。

僧侶造橋的風氣還影響到國外，日本岩國市的錦帶橋，就是按照明末東渡日本的獨立禅師所帶去的圖樣修建的。日本人民為了表彰獨立禅師對日本文化的貢獻，曾在1973年舉行錦帶橋三百周年紀念。

注釋：

①（唐）道宣：《續高僧傳》卷2，《拘那羅陀傳》。

《新五代史》卷68，《閩世家》。

③《惠安縣志》卷13，《道詢傳》。

④《福建通志》卷10。

⑤陳懋仁：《泉南雜志》卷上。

(原載《法音》1984年第2期)

本文選自泉州曆史文化中心叢書《李玉昆文史類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