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在位于湖北省鄖西縣觀音村的米高龍制鞋扶貧車間，村民在加工産品。在車間工作的村民平均每人每月可收入2500元左右。近年來，當地政府實行精準扶貧措施，建設“扶貧車間”，積極引導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帶動村民脫貧緻富。 新華社記者 肖藝九攝

南非獨立在線新聞網站近日報道稱，中國正緻力于在2020年消除貧困。為實現這一目标，中國的各個地方政府制定了包括就業、教育、衛生、住房等在内的各種方案。這些經驗，值得南非政府借鑒。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報道稱，中國正在重新诠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著名古話。在西北的甘肅省，政府認為消除貧困的辦法之一是與當地的特色佳肴牛肉拉面聯系在一起。在貴州省，當地政府與私營企業合作發展旅遊業。在保存有30餘座明清庭院的山西省北山暈村，鄉親們紛紛從事演藝工作以尋求額外的收入。

美國哈佛大學網站近日報道稱，1990年至2015年，中國極端貧困率降低了94%。這是一個巨變，影響了很多人。如果沒有中國的成就，聯合國不可能在2015年宣布成功實現了千年發展目标——将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減少一半。

産業扶貧是“授人以漁”開發式扶貧的重要幫扶形式，是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在本地實現穩定脫貧的主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人減少到2012年初的1.22億人，截至2018年又進一步減少至1660萬人。這一減貧成就，離不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和重大扶貧舉措的紮實推進。其中，産業扶貧是中國減貧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的基石。

中國産業扶貧的基本經驗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多重融合、滿足需要。中國貧困地區特别是深度貧困地區大都長期處于貧困狀态，但是随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快速提升，人民對經濟、社會、文化、生态等方面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在不斷提升。在這一發展背景下，城鄉融合、三産融合、信息融合等多重融合方式快速發展。于是，貧困地區的曆史文化、傳統工藝、優美生态和有機食品等隐性優勢資源逐漸顯現。貧困地區利用好這一發展機遇期，便有了發展多種扶貧産業的可能性。

第二，制度優勢、集體經濟。要将扶貧産業的可能性轉變為現實，還需要各級政府的支持和引導。在産業扶貧過程中，扶貧資金大都通過注入集體經濟組織的方式來幫助當地扶貧産業發展，農用地往往通過入股合作的方式重新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得到充分體現，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也更有利于構建貧困戶和扶貧産業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

第三，合作聯合、共享共赢。在産業扶貧實踐中，單一依靠農村集體經濟往往還不夠。特别是在尋求更高水平的發展時，農村貧困地區的資金、人才、技術都較為缺乏。這就需要适當借助其他各類經濟主體的力量和信息化手段，通過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實現扶貧利益共同體的共建共享共赢。

第四，市場導向、自生能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産業扶貧中的各類經濟主體與其它經濟主體一樣，都必須堅持市場導向，持續獲得盈利能力。能否具備自生能力，是衡量産業扶貧成敗的關鍵點，更是參與其中的貧困戶能否實現穩定脫貧緻富的難點所在。

在2020年之前，中國要實現打赢脫貧攻堅戰的基本目标，需要繼續聚焦深度貧困地區，着力解決好現行貧困标準下的“兩不愁、三保障”問題。2020年之後，中國扶貧工作将在新的更高标準下展開。到那時，需要着力鞏固現有扶貧成果，解決好貧困人口的穩定脫貧問題；需要在消除絕對貧困的基礎上，繼續在更高貧困标準下解決好相對貧困問題；需要解決好以收入标準為核心之外的多維貧困問題；需要在聚焦農村特别是深度貧困地區的同時，還要解決好城市居民和農民工群體的相對貧困問題。

中國扶貧事業取得的巨大成就對世界減貧事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中國的扶貧經驗和理論能夠為其他國家的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提供可資借鑒的中國樣本和中國方案。這一扶貧經驗和理論在具有中國特色這一特殊性的同時，也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特别是對于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扶貧實踐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尹昊文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