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滅亡後，中原王朝在首都選址問題上，基本和關中、洛陽說“再見”了，五代、北宋選擇了開封，明朝先選擇金陵，後在明成祖的決策下遷都北京，直到兩百多年後李自成進京，崇祯帝殉國。朱棣為什麼要選擇北平作為帝國的首都呢？它存在哪些明顯的優勢與劣勢？

其實話說回來，明朝初年遷都并非隻是朱棣一個人的意思，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就已經有類似想法，這是國家形勢使然，稍微有點遠見的統治者都會考慮。明太祖剛剛登基時，就在謹身殿對群臣說：“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棹東南，比南京如何？”詢問遷都北平的可能性，然而群臣們都持反對意見：“胡元起自朔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已盡，不可因也。今東南興王之地，宮阙已完，不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

主要是三個原因，第一個是元朝定都北平已經百年了，山川土地賦予的靈氣早已耗盡，所以我們不适合過去。這存粹是玄學層面的，沒有實際的意義，但古人相信這些；

第二個說明朝起源于江南，是大本營，宮殿什麼的都已經造好了，如果遷都，會勞民傷财，這是很客觀的，洪武年間，天下剛剛經曆戰亂，百廢待興，應該讓人民休養生息，而不是大興土木。

第三個說統治國家的關鍵在于修德，獲取百姓的支持，國都的選址并不重要，趙光義當年就是用這句話，阻止宋太祖遷都洛陽。平心而論，第二條最重要，第三條是可以解釋的，獲取人民支持與選擇好的地方建都并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兩者完全可以同步進行。

所以到洪武後期，經過二十多年的勵精圖治，國家元氣有所恢複，朱元璋再次考慮遷都。禦史胡子祺曾向他推薦四塊寶地，分别為河東、汴梁、洛陽、關中。但河東苦寒，汴梁地勢平坦，無險可守，洛陽的山川之險不如關中，所以“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向朱元璋大力推薦關中，希望他效仿漢唐，定都長安。

朱元璋很感興趣，派朱标北上，到開封、關中等地考察，看看哪座城市最适合建都，“天下山川惟秦地号為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誰曾想朱标回來後竟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在患病期間，還“上言經略建都事”，對爸爸交給自己的任務放心不下。最終朱元璋哪都沒去成，不僅僅因為太子薨逝、自身年老，還在于關中、汴梁都已不适合作為首都。

先說開封，雖然有着無險可守的劣勢，但因為身處北方，且漕運便利，成為朱溫、石敬瑭、郭威、柴榮、趙匡胤等大佬重視的帝王之宅。首都有皇室、官員、政府機構，還有上百萬的京軍、百姓，任何一個地方憑借自己的力量，都無法養活如此衆多的人口，況且皇族、高級官員生活奢靡、揮霍無度，對物資的數量、質量都有極高要求。因此，必須通過漕運，從外地運輸錢糧保證供給。安史之亂後，北民大量南遷，經濟重心南移，太湖流域是糧食、稅收最高的地方，天下仰給東南，财賦也半取自東南，“用東南之财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于天下矣”，所以漕運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把經濟重心的資源輸送給政治中心。

可是到明朝，連接開封與江南地區的汴河早已廢棄，這個過程在北宋滅亡後就已經開始了。宋孝宗乾道年間，大臣樓錀出使金國，親眼目睹汴水部分河道已經幹涸，有的地方變成了車馬通行的道路，有的地方變成了房屋的地基，到宿州時，還看見有人在原先的河床上種植小麥。

北宋時期，汴河的作用是溝通南北，把淮南、蘇湖地區的糧食運送至開封等地，靖康之變後，金國當然不會再投入人力物力維護運河，因為淮南是宋金雙方對峙的前線，江南地區更是牢牢控制在南宋手裡，即使汴河暢通，金人也無糧可運。如果明朝定都開封，必須把早已廢置的汴河重新開鑿、疏浚，成本過高，而且開封離黃河太近，常常爆發洪水，威脅城市安全，朱标北上前的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洪水再一次光顧了汴梁，朝廷不得不下令赈災。以當時的技術水平，想要根治水患是不可能的，說不定哪天大明君臣就被淹死了。

開封不行，關中就更不行了，山川之險盡管在戰争年代是有幫助的，但以關中地區的經濟、區位條件，還沒等敵人兵臨城下，君臣百姓就已經餓死了。早在隋唐時期，經過長時間的過度開發，關中植被破壞，土壤貧瘠，經濟凋敝，民生艱困，開元年間，長安百分之九十的錢糧物資需要從外地運輸，一旦漕運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必然人心不穩，政權岌岌可危。從地理位置看，長安比開封還要偏西，離經濟重心更遠，又有三門峽砥柱之險，漕運益發不便，這在隋唐時期就已多次證明。

開封不适合做首都，長安就更不适合。因此，“又遣懿文太子入秦相奪地勢，卒以漕運不便而止”“河決開封”是朱元璋乃至朱棣放棄長安、洛陽、開封的主要原因。無論水患還是漕運，歸根結底就是兩個字：生存，沒有糧食、銀子活不下去，遭遇自然災害也活不下，連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都解決不了，還怎麼定都呢？

那不遷都行不行？南京就在江南地區，實現了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的統一，漕運的成本比較低，不需要在物流方面花費巨大代價，可定都金陵有個緻命弱點，離王朝的主要軍事威脅太遠了！朱棣登基時，有哪些力量可以威脅他的統治？内部就是朱元璋冊封的那些藩王，朱棣自己就是這樣上台的；外部就是北方的遊牧民族，包括蒙古和女真。内部的好解決，建文帝、朱棣都削藩，使王爺們不具備挑戰中央的實力，可遊牧民族的鐵騎就不好對付了，必須在長城沿線駐紮大量軍隊。士兵們既是朝廷利用的對象，也是皇帝防範的對象，他們可以把槍口對準敵人，也可以反過來發動叛亂，軍隊的調動權、指揮權必須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裡，否則安史之亂又要重演。

隻是南京離邊關太遠，收到軍事情報後再下達調令，委派将領，一來一回很容易誤事，這邊蒙古人都已經深入了，占領了很多城池，南京那邊的命令才剛剛發出；如果把調度部隊、任命主帥的權力也交給地方将領，便宜行事，又會埋下藩鎮割據的禍根。無論防備敵人，還是防範自己人，首都必須選在北方，離長城更近的位置。正如明朝人鄭曉所言“國家定都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國防形勢要求朱元璋、朱棣必須把首都北遷。

既然要遷都，北方哪個地方合适呢？傳統的長安、洛陽、開封都不行，朱棣和大臣們讨論了幾個月，認為北平最合适。首先，這是他做燕王的地方，是自己的老巢，知根知底，有個人情感在裡面；第二，元朝對京杭大運河做過調整，從江南直接通往大都，不需要像原來一樣先去洛陽，再北上燕京，明朝可以在元朝的基礎上加以疏浚，重新恢複元代運河的作用，而不是重新開鑿一條。

第三，北平就在邊防線上，距離遼東、薊州、宣府、大同都非常近，如果蒙古南下，無論是調動地方部隊，還是直接出動京軍，都十分的方便、快捷。同時它又處在蒙古和女真兩大威脅的交界點上，征讨哪一方都很便利。第四，北京有足夠的地理屏障，永樂十四年十一月，群臣上書說：“伏維北京聖王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裡，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西面有居庸關、太行山，北面有燕山，東面有山海關扼守遼西走廊。

朱棣上台後沒多久，便開始疏浚運河，遷移百姓，運輸錢糧，為北京的營建提供勞動力和各項物資。命令下達後，反對的聲音不少，但明成祖沒有動搖過。直到永樂十九年，北京的三座宮殿因雷擊遭遇火災，反對派的嗓門再一次高了起來。此時三座宮殿建成僅百日，時間很短，又因為自然原因而起火焚毀，信奉天人感應的大臣當然會借題發揮，朱棣内心更是惶惶不可終日。

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兩條，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耗費的民力物力财力太多，加上地方官橫征暴斂，貪污腐敗，使民不聊生，統治危機加劇。人們不得不吃草根，嚼樹皮，賣兒賣女，苟全性命。為了建造宮殿，官府在北京城内大肆強拆，部分百姓露宿街頭，流離失所，好不容易找到安頓的地方，官府又上門強拆，有的人竟然被強拆了好幾次，苦不堪言。營建都城需要很多建築材料，中央自己沒有，就向各地強行攤派，也不管這個省到底産不産這些物資，反正到時間必須足額上交。地方沒有辦法，隻好花大價錢去别的地方采買，官員伺機虛報價格，中飽私囊。由于朝廷的專制、蠻橫、腐敗，使千千萬萬的百姓深受其害。

然後就是漕運成本的問題，北京離邊關雖然近了，離經濟重心江南卻遠了，京城每年消耗五百萬石糧食，漕運每年輸送三百多石仍然不夠，随着人口增長，運輸總量提高到四五百萬石，導緻負責漕運的地區疲于奔命，維護運河的官民痛苦不堪。朱高熾剛剛登基，原戶部尚書夏原吉立即上奏：“當今江南民力困于漕運，請還都南京，以省供億”，明仁宗非常認可，決定把京師遷回南京，可惜在位時間太短，沒能如願。他在遺诏中寫道：“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鹹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衆志”，漕運過程中的巨大消耗、勞民傷财，使朱高熾甯願搬離父皇苦心營建的北京，讓皇室、文武百官、京軍重新回到南方。

北京還有一個很大的劣勢，在王朝軍力衰落時，容易出現敵人兵臨城下，朝廷即将覆亡的危機，這一點，黃宗羲總結的比較透徹：“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祯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 江南之民命竭于輸挽，大府之金錢靡于河道，皆都燕之為害也。”

盡管有着漕運之難、兵鋒之險，明宣宗及後來的曆任皇帝，都沒有把都城遷回南京，因為和這些困難比，保證邊境安全、保證朝廷對邊軍的絕對控制才是最重要的，隻有這樣，大明王朝才有活路，不被蒙古人、女真人或者叛亂的将領推翻。以當時的條件，在經濟重心與軍事重心分離的背景下，想要尋找一個完美的首都是不現實的，隻有權衡利弊，選擇最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