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楊寶寶 羅昕

教育、語文、文學，這三個話題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又有千頭萬緒的差異。3月20日，思南讀書會的兩場講座都與此相關。從文學教育到文學批評，從高中語文教育到大學中文教學，幾位學者、作家展開了精彩對談。

（左起）羅崗、倪文尖、毛尖展開了一場語文《學本》三人談。

語文是可教、可學的嗎？

語文應該怎麼教，怎麼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新課标語文學本》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主編倪文尖及華師大教授羅崗、毛尖展開了一場語文《新課标語文學本》三人談。

羅崗介紹了倪文尖《新課标語文學本》編寫的緣起。“1990年代末，我們這代人讀的是人教社的統編教材。”羅崗來自江西，毛尖來自甯波，倪文尖來自南通。但不管來自哪裡，教材是相同的，進入大學，在中學語文課本中讀到過什麼，老師教了什麼，他們有許多共通的經驗可以分享。也正是那個時候，社會上産生了一場語文教育大反思，認為當時的語文統編教材有很大問題，例如批評為什麼語文教材要選那麼多政論文章，要多選審美性、藝術性文章；甚至講到語文不需要教，應該取消語文；認為這套統編教材下的語文教育和考試制度結合在一起，都是壓抑學生的天性的，讓學生自由發揮就好。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省都開始編寫自己的教材，選文趨向于審美、藝術的路子，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教法，由此産生的主要論調是：語文不可教。

“如果把語文僅僅等同于創造性思維、文學想象力甚至語言表達能力、文章表達能力，其實是很難教的，不是一會兒就教得出來。”羅崗認為，從這個角度而言，的确可以說“語文不可教”。

但語文不止有“不可教”的一面，倪文尖在《新課标語文學本》開篇就言簡意赅地提出他的觀點：“語文是可以教的，學校語文教育責無旁貸。”

“在那樣的背景下，大家都不敢講語文知識，不敢講語文除了有人文和創造性，還是有可教、可學的一面，需要頂層設計者去殚精竭慮、集思廣益地研究。”倪文尖說自己最初做《新課标語文學本》的動力“不在語文而在教育”，“這也是我們這代人的理想主義和情懷。”

他在學本中提出了語文素養“五棵樹”的概念，認為文化傳承、精神修養、現代思維、社會應用以及語文才能五大方面的語文素養應該“齊頭并進，不可偏廢”。其中，放在最後的“語文才能”是倪文尖認為最重要的一棵樹。

“我說語文才能是基礎，中文裡面‘基礎’這個詞很有意思，可以理解為要在基礎上提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基礎都沒有，萬丈高樓怎麼起？”倪文尖所說的“語文才能”其實就是“語文技能”，他認為，“以聽說讀寫能力為核心的各種語文基本素養，語文學習的許多事實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甚至是習慣，是可以教也好學的，是能夠訓練學得、浸潤習得的。綜合、靈活和創造性的語文實踐與應用，即便就學校語文教育而言，不怎麼可教，不大好學，也是可以在長期的語文生活中不斷提高其水平的。”

語文學習要具體，也要“立乎其大”

《新課标語文學本》中大量采用了旁批、圈劃、提點等方式，達到“輔讀助學”的效果。一本書裡既有波浪線，又有直線、圓點，為什麼在一本書中采用這麼多複雜的方式評點？

羅崗笑言倪文尖是希望将自己的思維過程展現出來，”老倪講話為什麼手舞足蹈？我們說話要一句話講完下一句話才能講出來，但他腦子裡可能同時出現五個念頭，為了把五個念頭表達出來，他嘴巴在講，眼睛和手都要動。而書是靜态的，要在書裡表達思維的過程，他就發明了各種各樣的記号、符号。不能機械地理解這些符号，他是希望讀者能接受這樣一種動态的思維過程。”

作為倪文尖多年的朋友，毛尖能理解倪文尖“圈劃”背後的深意，“老倪是我們中對語言最敏感的，副詞是老倪最早注意到的，評點魯迅的文章的時候他上來就說為什麼這裡有個‘也’字？這和魯迅的心理狀态相關。說實在的，一般的語文老師不太會抓住這麼細節的東西，他從‘也’字能抓到教育的線索，這是老倪特别牛的地方。”

同為高校教育工作者，毛尖能感受到倪文尖在《新課标語文學本》中耗費的巨大心力，“看起來圈畫隻是劃了幾條線和幾個點，但是每篇文章都花了無數的心血。老倪有些文章旁邊做了非常詳細的批注，可能加起來隻有一兩千字，但是比人家寫兩萬字的論文工作量還大。但在當前大學的機制中又并不計入學術成果，這樣不計成本的付出讓人心生敬意。”

“課堂是動态的，而書畢竟是靜态的。”倪文尖承認希望通過“圈劃”在靜态的書中展現自己的思維過程，“簡單地說，如果你認真地看，你大概可以還原出某種程度的動态感，這是我追求的。”

在重視圈劃評點的同時，倪文尖同樣重視選文，他并非簡單将文章編在一起，而是通過編者的處理，在《學本》中成為整體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希望通過選文和輔讀，真正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不論是應試能力，還是語文修養。

如今高中語文、曆史課最為追求的依然是分數，羅崗認為這樣的定位太低了，“如果不是大學選擇讀文史哲，實際上我們人文的修養的奠定主要是靠高中的語文和曆史課，我們的高中沒有哲學課，可以說你一生的修養是由高中教育奠定基礎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方面語文學習是非常具體的，另一方面又要立乎其大。《新課标語文學本》有難度，既要有考試的難度，也要有精神高度。高中語文應該告訴你怎樣做一個中國人，你對中國的文化、文學的認同是什麼。”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湯擁華（左二）、作家小白（右一）與另外兩位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金雯（右二）、黃平（左一）就湯擁華的《文學批評入門》展開四人談。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

懂文學，我們有标準嗎？

當天，另一場思南讀書會之“文學教授懂文學嗎”也帶來許多幹貨，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湯擁華、作家小白與另外兩位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金雯、黃平就湯擁華的著作《文學批評入門》展開精彩的四人談。

金雯提到，文學始終給人一種“沒什麼标準”的感覺，似乎好壞全憑批評家一杆筆，但文學其實是有标準的，就是杜甫說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所謂‘得失寸心知’，指的不是一顆心靈，而是說一類有洞見的心靈。你能從作品中讀出一般讀者沒有讀出的意義，并通過解釋讓人醍醐灌頂、恍然大悟，從你的想法中看到他們自己想法的影子。但在你沒有說出來之前，這些影子是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想法的。最具有美感的觀念是說出了所有人想說但是說不出的東西，我想這就是文學批評最大的責任。”

而對作家而言，金雯認為批評家在延續作家的闡釋遊戲，用自己的方式闡釋出作家在文本中埋伏的種種細節，并由此指出各種可能性，帶來有創造性的理解，又永遠留有一扇窗戶，讓自己的理解有被其他理解松動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最經典的文學作品永遠不會枯竭，即使過了幾百年，永遠不會枯竭。”

在黃平看來，任何一種對于文學的理解一定是高度個人化的東西，我們經常說的“你不懂文學”，背後真正的意思是“你不懂我”。

“一種個人化的東西參與到普遍性的博弈中，努力地由具體性上升為普遍性。這種博弈也不僅僅是在狹義的文學内部的，而是一定要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場域開放。”他舉例過去幾年在國内大受歡迎的《人間失格》，“你說太宰治懂文學嗎？當然懂，但并不是說太宰治懂文學，所以我看《人間失格》。這個關系是相反的。是首先我内心需要太宰治以這樣的方式寫作，以此填補我在這個‘喪文化時代’的匮乏與期待，所以我才說太宰治懂文學，《人間失格》是好小說。”

與其說懂文學，不如說文學在提供理解

從作家的立場出發，小白坦言文學确實包含着“懂”的問題。“作者創作一部作品，他希望大家懂他，作品本身能喚起某種同理心或者共情。但另一方面，他不想讓大家都懂，這是現代文學的兩面性，實際上構成了某種文學的政治。當然本質上，作品永遠在追求讓更多人懂，隻是現代文學有時候通過使用種種修辭和叙事技巧來設置閱讀門檻，它讓一部分人率先進入，然後逐漸産生更大範圍的影響力，形成某種語境，最後讓更多人慢慢懂得。進入20世紀後，現代文學更多是這種方式，從超現實主義到左翼文學，通過設置閱讀門檻來把一部分讀者團聚起來形成影響力。懂和不懂确實成了現代文學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小白說，作品一旦發表，就會被無數意見包圍，讀寫之間看起來好像形成了一個對話空間，一個劇場，但實際上今天的作者和讀者卻越來越有一種割裂的趨勢。在他看來，《文學批評入門》最好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個對話機制，告訴讀者我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角度讀作品，有批評、結構主義、叙事學、女權主義、階級分析等各種各樣的方式，“作者和讀者之間得以溝通的對話機制，非常重要。”

在華師大中文系本學期的第一堂文學批評課上，湯擁華就和同學們說這門文學課既不是純粹的文學研究，也不是文學鑒賞，它是一種創意寫作，意思是：“我讀了你這篇作品後，我感覺到你在嘗試解決一種和他人溝通的困難。”

“與其說我們在懂文學，不如說文學一直在提供着種種理解，提供着關于‘什麼是懂’的解釋、描述或者見證。”湯擁華認為，“也許當我們說‘懂’的時候，有時候就是這樣一個問題——你該怎麼做？你該與對方即那個作品，與剛開始讀這個作品的你自己，與同時在讀的其他人建立起一種怎樣的關系？”

換言之，或許沒有誰一定比誰更懂文學，但人們能通過文學更懂得彼此。“平時我們和人争執，習慣于在現成的觀點和立場之中做出選擇，但我們在文學中會發現一些原本沒有想到的可能性，會發現很多事不是簡單的‘他錯還是她錯？’文學始終都在創造着這樣一種可能性。”湯擁華說。

責任編輯：陳詩懷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