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兒童節到來之際，光明日報旗下《博覽群書》雜志邀請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為廣大青少年推出“兒童節讀成長小說”專欄。來自北師大文學院的章森、管含、鐘大祿、趙春然等四位研究生，用既有學術特色又簡潔明快的文學語言為孩子們娓娓講述名著與兒童成長的故事，其面對名著經典的深度開掘與兒童視角令人耳目一新。《博覽群書》特邀北師大文藝理論名家、博士生導師趙勇教授主持這一專欄，并安排在第六期《博覽群書》的第108至128頁，作為整本雜志的壓軸作品呈獻讀者。

此次《博覽群書》“兒童節讀成長小說”專欄的四篇文章分别是：一、《霧都孤兒》時代英國沒有“快樂童年”這一說 /章森；二、和“沒有童年”的契诃夫一起看《草原》/管含；三、 魯迅、沈從文、丁玲與進城的女孩/鐘大祿; 四、《在細雨中呼喊》用什麼救贖童年/趙春然。

趙勇教授在主持詞中指出：

——“在文學作品中，成長早已是作家關注的重要内容，于是有了所謂的‘成長小說’。前不久，有學校讓我給初中生講一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小說就被我看作成長小說。”

——“章森從《霧都孤兒》出發，考察的是狄更斯小說中的童年書寫。在他看來，狄更斯的小說有一種巨大的慣性。他常常用兒童作為自己的主人公。這些兒童在貧賤中長大，或是憑借運氣，或是憑借努力，走向了中産階級的世界。這其實是小說作者本人的一種自況式書寫。”

——“管含面對契诃夫的《草原》，思考的是九歲的葉戈爾如何穿過草原，與草原互動的事情。她認為，草原這種生活是滋養葉戈爾成長的重要組成部分，于是人被環境塑造這個道理，或許就隐含着契诃夫的人生哲學。”

——“鐘大祿通過子君、夢珂、阿毛和蕭蕭，試圖把鄉下女孩進城的故事呈現出來。這樣，成長與進城便形成了關聯。然而在蕭蕭生活的那個年代，女孩子的進城之路又面臨着諸多風險，那是成長必須付出的代價。”

——“相比之下，《在細雨中呼喊》雖然已遠離了蕭蕭的那個年代，但主人公卻依然在‘死亡’‘暴力’‘傷痛’中成長。不過，在趙春然看來，餘華如何通過小說中的‘回憶’完成一次精神療愈，似更值得重視。而如此一來，作者便随着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一起走在了成長之途。當然，更重要的是，讀過其作品的讀者也成長起來了。”

章森寫道：

——《霧都孤兒》，原名《奧列弗·退斯特》（Oliver Twist），是經典的名著。但這個時代，經典常會成為一種包袱。讀者聽的多卻讀的少。但沒讀過的也知道狄更斯的大名，對他的妙言隽語更是耳熟能詳。《霧都孤兒》副标題《教區男孩的進步》，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更是狄更斯第一部以兒童為主角的小說。小說通過一個孤兒的凄苦遭遇，反映了19世紀中葉《濟貧法案》下的英國社會。

——英國當時是世界的中心，集有數以千萬計的财富。城市裡機器不停地轟鳴，看起來一派興旺發達的景象。但對一個窮孩子來說，這個國家一點也不美好。他随時會因為過于虛弱而死掉。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裡曾經大量描述了這樣的例子。

——19世紀英國人心中恐怕還不大有“快樂的童年”這樣的概念。他們像對待小大人一樣對待兒童。狄更斯年輕時兒童仍然在刑事法庭受到莊嚴的宣判，被高高舉起示衆。未成年因偷竊被處絞刑的情況，直到上世紀初才廢止。

管含寫道：

——契诃夫自陳，寫作《草原》的過程就像是“美食家品嘗一隻山鹬”（亨利特羅亞《契诃夫傳》），創作《草原》對他而言是一次特别的經曆。在此之前，他已經以“契诃裡昂”的筆名在幽默刊物上發表了諸多小說與小品文，但這些文章多為補貼家用而作，内容上受報刊要求限制頗多，藝術水平上也受指摘。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契诃夫赴朋友約前往聖彼得堡旅居，在那裡以作家身份受到熱烈歡迎，這激勵他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提出更高要求。

——1888年，契诃夫動筆寫作《草原》，這篇小說不再以情節的突變、幽默的諷刺吸引讀者注意，而是着重刻畫場景與人物對話。他試圖以這篇小說回應文壇前輩的鼓勵。小說主要講述了九歲的葉戈爾穿過草原，進城上學的故事。商人、神甫、趕路的車隊、形形色色的俄羅斯農民，尤其是盛夏的草原景色都在這篇小說中得到了細緻的刻畫，這些人物與景色借鑒了許多契诃夫幼年聽聞的故事，其中也包括自己童年與母親兄弟橫跨草原前往爺爺家的場景。

《草原》刊登在《北方通訊》，如契诃夫本人期待的那樣，它的發表獲得了評論界的肯定，更有評論家稱一流的作家在俄羅斯出現。這都标志着這部作品在其創作中的獨特位置。

——契诃夫曾評價自己“我在童年時代沒有童年”。契诃夫的父親是家庭裡的暴君，打罵妻兒是家常便飯，他本人在小學時代就要邊做作業便看顧雜貨店，在下層酒鬼們的旁邊聽着粗俗的玩笑，目睹那些因為窮困而形成的愚昧與殘酷。他對童年并沒有什麼鮮豔活潑的回憶，就像雷雨過後，葉戈爾哀哭時，摸到口袋裡的蜜餅已經變成一團爛泥一樣，契诃夫很早就對人生的失卻與苦悶有所領會。

——在故事裡，“沉悶”、“煩悶”“悶”的形容詞出現近四十次，“悶”是壓抑、苦惱、無從解脫，它是人無法擺脫的生存之網。幸福對于他們來說，是無法承受的。但新婚的康斯坦丁來到人群中，葉戈爾卻覺得他“幸福到了痛苦的地步”，他似乎根本承受不起他的幸福。“看到這個幸福的人，大家都覺得煩悶”。俄羅斯文學的長廊裡，被侮辱的與被損害者是最常被書寫的主題。草原之行，葉戈爾遇到了太多這種人。

鐘大祿寫道：

——對當代年輕人而言，進城似乎是成長的必由之路。“傳統的城鄉互動關系被打破後，城市作為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中心，也越來越多的壟斷了個人社會攀升的可能。”（《皇權與紳權》）但這一邏輯是否需要反思？尤其在社會加速“内卷”、農村空心化嚴重的當下。若将視線切換回約一百年前，“鄉下女孩”進城的故事或許會有不一樣的啟發。所謂“鄉下女孩”指的是家在鄉下，且在性格上表現出與城市女孩不同特質的群體，如單純與樸實等。所謂“進城”則指的是從鄉下小地方來到以商業交換為中心的“大地方”。借助魯迅的《傷逝》、沈從文的《蕭蕭》與丁玲的《阿毛姑娘》等寫于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的作品，在線性的成長維度上，筆者試圖對“鄉下女孩”的進城之路展開分析。

——“新式教育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識青年，但實業的不發達、各種組織的落後，使得社會無法提供足夠的位置，去容納手握文憑的精英們。”（《公寓裡的塔》）涓生和子君都是被社會“放逐”的人，無法獲取穩定的職業來養活自己。他們的思想比現實要更進步，這也是子君“草率”與涓生結合的原因。在混亂的社會中大部分女學生們都無法獲取位置，隻好再次回歸家庭的依附地位，子君逃出封建家庭後進入沒有經濟根基的窮書生家庭。

——丁玲筆下，夢珂從鄉下來到上海念書，對學校的生活厭惡後退學。父親寫信讓她回去結婚，她不願意。在姑姑家寄宿體驗到的“雍容富貴”，讓她産生了更大欲望和更大的資金緊缺，也慢慢意識到自己是“商品”的現實。

——1929年沈從文寫了鄉下女孩蕭蕭欲進城而不得的故事。在以往的論述中，沈從文的《蕭蕭》一直被當成關于童養媳的鄉土小說，并被“愚昧、落後、封建、悲劇”等關鍵詞籠罩。但筆者認為，隻有回到曆史的具體寫作語境，才能理解沈從文的深意。

——從最基本的層面看，《蕭蕭》也是一篇成長故事。“幾次降霜落雪，幾次清明谷雨，一家中人都說蕭蕭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櫥飯，四季無疾病，倒發育得這樣快。婆婆雖生來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給蕭蕭暴長的機會都剪去了，但鄉下的日頭同空氣都幫助人長大，卻不是折磨可以阻攔得住。”不管外界變化多麼劇烈都無法阻礙蕭蕭的成長，與此同時蕭蕭的心靈也開始有了淺微的欲望。

——作為生活在城裡的鄉下人，沈從文比鄉下人更了解城市，真正的女學生絕非鄉人所議論的那樣。沈從文之所以要書寫鄉人談論中的愚昧與荒誕，恰恰是為了打開一條通道。他沒有直接去批判鄉下人的某種理念，而是在他們的日常中展現“不适”，并為接下來的變革營造空間。

趙春然寫道：

——童年與成長，将這兩個關鍵詞并置時，我們會不自主地想起那位以童年經驗決定論著稱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他的《達芬奇的童年回憶》正是以童年經驗解讀藝術家一生創作的典型案例。“童年”是一個人成長的特殊階段，按照精神分析的說法，童年決定一個人一生的成長走向。而“成長”一詞内蘊了一種線性時間觀，一種從不成熟、不完善狀态向成熟理想人格的發展演變，将“童年”與“成長”進行特殊關聯的做法本就是現代制度的發明，童年是站在成人立場上進行回溯的産物。

——《在細雨中呼喊》正是以寫作篡改記憶從而救贖童年的典型個案，這部作品常被視作一部“心理自傳”。

——《在細雨中呼喊》的作者自序中，餘華也強調了“回憶”的重要性：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未來，因此珍惜自己選擇過去的權利。而回憶的動人之處就在于通過重新選擇獲得了全新的過去。這未嘗不是一種心靈的救贖與成長。

——記憶能把不同的事物聯系起來，時間讓記憶獲得了成長的保證，是時間創造了故事與神奇，而非作家。換言之，餘華在意的是一種經過歲月沉澱的主觀真實，或許回憶無法還原過去的生活，但至少寫作不斷喚醒記憶，這樣的記憶不僅僅屬于個人，它可能是“一個時代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個世界在某一個人心靈深處的烙印，那是無法愈合的疤痕”。餘華用寫作使它們聚集到了一起，而所有在孤獨中長大的讀者則終于有幸借着作家的巧思完成專屬自己的救贖了。

曾當選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的《博覽群書》雜志主編董山峰指出：“《博覽群書》創刊37年來，始終誠懇講述作品的故事——之所以有永不改變的誠懇，是因為我們堅信，無論是故事的讀者還是講述者，都能在誠懇的講述中，不斷發現經典作品所具有的關愛之美、批判之美和啟發之美，從而讓經典閱讀幫助我們找到自己與社會努力的方向。給廣大青少年講作品故事，誠懇就意味着尊重作品，尊重曆史，尊重人心，這種尊重将變成青少年心靈進步的一粒粒種子。”（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謝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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