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界定了國學研究者不應該掙錢？是不是文化和教育工作者，注定必須要承受平淡或貧困？這個世界，為什麼非要屢屢上演牆倒衆人推的鬧劇？對于一個業已倒下的人，偏要再踩上兩腳，這又體現了部分“國人”的什麼心态？

國學之責

日前，在某平台看到一篇文章，題目為“國學大師淪為小醜，沽名釣譽注定不會長久”。文章再次描述了于丹的個人履曆，也簡述了蒙曼的失誤。并在篇首引用了葛洪說的話，“名美而實不副（fu）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緻寇之惑也”。并對兩位國學名人參與“帶有商業性質的演講和活動”大家撻伐，甚至以“文化小醜”冠之，實在是不應該。

首先要說明的是，馨語并非于丹和蒙曼的擁趸，對二人的講解風格并不欣賞，曾經遇到過幾次他們的節目，觀看的時間加起來也不會超過半小時。但知道她們二人都是講國學的，講傳統文化的，于丹講過“論語”，蒙曼主講曆史，而且知道二人對傳統國學都是有很深造詣的。

二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絕對是起到了一定弘揚作用的，這點毋庸置疑；登上百家講壇，被放在億萬觀衆眼睛裡，哪怕出現極其細微的錯誤，都會被過度放大，這也是事實。但可以肯定地說，對國學的了解和掌握，99.9%的人沒有蒙曼和于丹掌握得多，沒有她們掌握得到位，你信不信？包括轟于丹下演講台的部分北大學子，他們對國學的掌握水平，就都超過了于丹了嗎？未必！應該隻不過是一種驕縱與年少輕狂罷了。

于丹老師

但本篇不說别的，隻說說被很多人指責她們參加商演活動，以及被冠以文化小醜之名，應不應該。

看到這篇文章，第一感覺就是想要問問，是誰界定了文教界人士，就不能參加商演，不能掙錢了？

商人可以掙錢，好像是很應該的；搞技術的可以賣專利掙錢，也沒有問題；農民搞養殖發家緻富，國家和社會還會扶持；影視明星走穴商演，更是天經地義等等。

所以，商人裡就出來了很多富翁，搞技術的就出現了不少企業家，搞養殖的農民成了農民企業家，影視明星又有幾個不是豪宅豪車，連一些不學無術、投機鑽營者，也都成了富翁，成了老闆，而文化教育界人士，又有幾個富翁？幾個富豪？就新東方的一個俞敏洪，還算差不多，但也是早早地從體制内走出來的。

俞敏洪老師

在現實社會中，有不少這樣的現象，研究生、本科生在給小學中學畢業的老闆打工，上那麼多年學，還不如部分小學生中學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固然，筆者沒有輕視小學中學畢業就創業的人，但可以說，文化水平較低的老闆，又有多少比例是靠正常手法發展起來的呢？可以說，比例不高。過去的發展環境，為這類人提供了可以生财的方便條件，自媒體上面，不是有不少這樣的說法，要想多掙錢，要臉幹什麼嗎？

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首先在上學期間，大多都會是比較努力和優秀之人，而且個人和家庭的投入也都不菲，過去是十年寒窗，現在如果是博士畢業，有幾個少于20年學齡的？20年間苦讀，一生換來的，卻未必如一介投機商一單生意的利潤，也未必如一個影星拍出一部片子片酬，未必如承包商承包的一段工程的收益，也未必如房地産商的一套别墅的差價。你看，潘石屹一下子給哈佛大學捐款多少個億，某鮮肉明星離婚給對方補償2000多萬等等，是不是？你見過多少教書匠能一下子給哈佛捐幾個億的？偷稅漏稅幾個億的？

作為知識分子的文人，還是要臉的居多，他們不會為錢而喪失良知，抑或仰人鼻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還是大多數文人知識分子所堅守的風骨。

但是，有風骨的文人，就應該隻過安貧樂道的生活嗎？

蒙曼老師

想問，國家對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國學概念，有這個“國學大師”的職稱嗎？沒有！那麼，這個“國學大師”的稱謂，是誰發明出來的？又為什麼要用到于丹、蒙曼、包括易中天等等這些老師們身上？是誰把這些“金碧輝煌”的稱謂加到他們頭上的呢？如果是他們自己，那麼可以說還有點“罪有應得”的感覺，如果不是他們自己，那又會是誰呢？

另外，即便是他們這樣包裝自己，抑或是他人的虛意稱謂？你為什麼要信呢？你自己的腦袋呢？别人一說大師，你就馬上信以為大師？别人一說是小醜，你馬上跟着就叫小醜？那麼，你自己是什麼？

于丹、蒙曼、易中天等，他們隻是老師，是一個領域的知名老師，老師也是人，不是神。他們既然是人，又為什麼不會出現錯誤？出現疏漏呢？在演講台上，可不是都是有預備文案可以遵循的，特别是随機地講演或問題回答。當然，作為在公共平台上的演講，需要嚴謹，畢竟是影響大衆的知識，嚴謹是必須要做到的。

易中天老師

部分國人，總是出現這樣的現象。在神像沒有倒塌之前，說不準也是祭拜者，而且可能比一般人磕頭還要多；也有一種人，當神像在的時候，即便是知道這泥胎裡存在問題，真的讓他去推，他還真的不敢，也不會上前去動上一根手指頭，他沒有這樣的膽量；一旦這尊神像被别人推倒了，你看他比推倒的人還歡撒，拍手稱快的同時，跑上前去，再狠狠地跺上兩腳。

那些罵于丹和蒙曼是“文化小醜”的人，在于丹和蒙曼正如日中天的時候，在哪裡呢？可是找到了，或者扒出了她們的錯誤與不足呢？可是有隻言片語去抨擊她們？估計也在跟着衆人在為她們鼓掌哩。但為什麼她們走下神壇（特别是于丹）這麼久了，還要再拎出來說人家是“文化小醜”？

前面說過，于丹和蒙曼的國學知識，是高于99.9%的人，甚至也應該包括這些罵她們為小醜的人，因為從罵者的文字裡，沒有發現多麼激揚的文采，也沒有多麼高深的思想，更多的是别人人雲亦雲後的牙慧罷了。

神像的倒塌

筆者有一位朋友，多年來一直從事某行業的銷售工作，他的目标客戶群，主要是文化水平非常一般的小老闆，可以說，這些年下來，他所遭的罪，比一般人要多的多。每年除夕，基本上都在外面要賬，每年的死賬爛賬都是一大堆，快幹了一輩子了，掙下的都是死賬爛賬，一直感慨說入錯行了，面對近一半的失信者，甚至無賴，他說下輩子打死也不幹這個行業了。

我想，如果受過國學教育，學習過“仁、義、禮、孝、信”的人，失信的比例還會這樣高嗎？包括傳統的孝道，某些地方是不是也被利益侵蝕得面目全非了呢？從你身邊認真調研一下看看，看清楚了再發言。

當然，受過一定國學文化教育的人，也有喪德失行的，沒有受過此類教育的，也有不錯的人，但相對來說，兩者之間的比重，一定差異不小。

文人的德行底線相對還是高的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曆程中，傳統文化思想中的精髓，主要是由文人來傳承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也是文人們的使命，自古而然。

承受宮刑的司馬遷留下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辭官歸隐的陶淵明，“不戚戚與貧賤，不汲汲于富貴”；投江的屈原，牧羊的蘇武，拒降的（de）方孝孺，赴死的文天祥，悲慨的史可法，舍身的譚嗣同，都是文人風骨的楷模。

而到了當代，随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有風骨的文人仍然在固守着祖先留下的思想精髓，不唯财而喪德行，不唯利而移心志，在很多人都感歎風氣不行的時候，可曾想過，有多少負面的問題，是這類人造成的？

如果，這個社會的各個行業，更多一些這類的文人風骨，你還會擔心有“毒奶粉”事件？你還會擔心“假冒僞劣”？你還會擔心“金融詐騙”？

魯迅先生說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将相做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民族的脊梁”。

蘇轼有言，“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文人當鑒，而非文人的其他，是不是會認為這樣做是“愚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