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東江

今天是農曆虎年正月初七，傳統習俗裡，這一天是人日。人日在各地狀況如何，式微與否，須待民俗界人士田野調查才能得知了，但人日曾經流行于全國各地，是不争的事實。

按洪邁《容齋随筆》的說法，漢朝東方朔在《占書》裡就提到了人日“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谷。”為什麼？就要追溯到神話時代的伏羲、女娲了。相傳兩兄妹開天辟地造萬物，第一天造雞司晨，第二天造犬看門，第三第四天造豬羊供食，第五第六天造牛馬拉車，第七天造人使主宰六畜。人誕生于“初”七，所以成為人的“生日”。

這種說法的起源或許更早，但到南北朝之東魏時，顯然還未成為大衆的共識。《北齊書·魏收傳》載，東魏孝靜帝元善見宴百僚，問大家人日的來曆，“皆莫能知”。魏收站出來，根據“晉議郎董勳《答問禮俗》”，說了一套類似東方朔的話“正月一日為雞……七日為人”。當時邢卲“亦在側，甚恧焉”。邢卲慚愧什麼呢？因為“邢魏”如後世“李杜”一樣并稱一時，魏收能回答皇帝的問題而自己卻不能。邢卲是個文學家，其“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邢卲自恃才高，因此也有了驕傲的資本吧。他“有書甚多，而不甚雠校”，自己讀書不那麼認真，還嘲笑人家“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不可讀遍，焉能始複校此”。缺一點較真精神，當堂應對之時，不知邢卲又該作何感想。不過，魏收是曆史學家，今天二十四史中的《魏書》就出自他的手筆，可見彼時人日的概念，尚要從典籍中鈎沉。而南朝梁之宗懔有一部《荊楚歲時記》，其中說道：“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彩為人或鑲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發。又造華勝(古代婦女的一種花形首飾)以相遺，登高賦詩。”也就是說，人們在這一天，或者剪彩紙，或者镂金箔，都弄成人的形狀，貼在屏風上、帳上，戴在頭上，還相互贈送，大作“人”的文章。宗懔與魏收的生活年代相當，南面熱熱鬧鬧而北面寂寂無聞，敢是北方戰亂頻仍、傳統中斷的緣故？

“春度春歸無限春，今朝方始覺成人。從今克己應猶及，顔與梅花俱自新。”(唐盧仝《人日立春》)人日從什麼時代起進入了千家萬戶，須待專業人士考證。武則天的兒子唐中宗李顯很重視這個節日，人日那天每每大宴群臣，“賜王公以下彩縷人勝”。彩縷人勝，業界人士說就是用彩帛或金箔剪制縷刻的人物，大約有“以人厭勝”的意思，包含了法術詛咒或祈禱的成分，所以人日又名人勝節。宋計有功《唐詩記事》裡有不少中宗時的大臣人日那天于大明宮或清晖閣的“應制”詩，李适的、宗楚客的、劉憲的、趙彥昭的、沈佺期的，等等。溫庭筠《菩薩蠻》詞———“水精簾裡玻璃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鬓隔香紅，玉钗頭上風”，描繪的正是人日時“人勝”的盛況。

人日的習俗豐富多彩，從前人留下的文字中，我們至少可以窺見其三個特質，其一祈壽。如李适《人日大明宮應制》———“林香近接宜春苑，山翠遙添獻壽杯。向夕憑高風日麗，天文垂耀象昭回”；趙彥昭《人日清晖閣應制“幸承今日宴，長奉萬年春”雲雲。今日香港還有“食壽包”的習俗。其二懷人，懷念友人，思念家鄉。隋薛道衡有《人日思歸》：“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大雁飛回來了，而人不及候鳥，思鄉之情躍然紙上。唐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遺》詩雲：“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遇，心懷百憂複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這種表達就更直接了。按照葉嘉瑩先生的解讀，溫詞中“人勝參差剪”一句，透露出的也是懷人情感。其三登高。唐中宗景龍三年(709年)人日，大家的詩作就是圍繞“清晖閣登高遇雪”。此外，唐朝詩人中，喬侃有《人日登高》、宋之問有《軍中人日登高贈房明府》、韓愈有《人日城南登高》，詩題都開宗明義。“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登高與懷人，從來就是一對孿生兄弟吧。

宋朝張耒雲：“歲後七日，其名曰人；愛此嘉名，飲酒歡欣。豈竹木之始和，生庶彙而施仁。”在東方朔的說法裡，正月初七這天的天氣陰晴非常重要，能夠預測當年的世道以及作物的豐歉。如果天氣晴朗，政事方面則“民安，君臣和”；農業方面，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所以杜甫詩曰：“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洪邁說：“八日為谷，所系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在洪邁看來，人吃什麼比人生哪天重要得多。今天，當各地胡亂尋找文化“抓手”之際，倒不妨考慮人日的振興。

（作者系南方日報高級編輯）

【作者】 田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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