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概念形成于漢代儒術獨尊的背景中，并最終全部劃入儒家專有的理論範疇，成為人們行為規範中重要的倫理準則。實際上，包括仁、義、禮、智、信以及忠、勇、恭、孝、悌等各種家庭、社會、政治、倫理概念的産生遠早于“百家”、“九流”等學術派别的劃分，在很長的曆史時期内，是每個上古思想家都會言及，甚至是無法回避的重要内容。被奉為道家早期經典的《道德經》中，也有提到“五常”的内容，但其基本觀點卻與儒家大相徑庭。

在《道德經》中，最高的範疇無疑是“道”。老子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根，是支配和影響萬物發展方式和方向的唯一因素，其中不包含任何世俗之人的因素。但老子同時也認為，這樣的“道”已經隻能在“天地”和“聖人”那裡得到體現。“仁”、“智”、“信”等道德倫理标準，在《道德經》中則被認為是世俗之人的私欲破壞了統“道”之後，不得已産生用來規範秩序的“形而下”的低級範疇，整體上是為道家所批評的。

無 德 無 以 談 仁 義 禮

老子是如何具體認識後來所謂的“五常”呢？老子對“仁、義、禮”的态度主要就是第三十八章中的一段表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他認為最好的“德”，其實是沒有“德”這個概念，隻是按照“道”的作用自然發生，下一等的德雖仍能做到無為而為，卻已經有了“德”這個概念，擔心失去它，較好的“仁”有仁人之舉，而不自以為仁，上佳的“義”既有心為之，又清楚自己是為義而為，至于隻能靠強拉硬拽别人來學禮，已經是不值得肯定的了。因為“禮”已經是很外在的東西了，到隻能靠外在的“禮”來規範社會秩序時，表明的是忠信的日益淡薄與動亂的萌芽。

老子對“仁”這個概念的闡述并不多，不過對另一個類似的價值觀範疇卻有比較深入的闡述，那就是“善”。

必須先說明，“善”在老子這裡是比“仁”先在的概念，也是内涵更為深廣的一個範疇，大體可以歸入“德”之下，所以“善”的出現，是“道”遭到破壞之後，它的存在狀态是這樣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具備道德的聖人沒有為自己的平常心，一心隻為百姓，善與不善之人、信與不信之人，我皆善之、信之，這就稱作德善和德信。善做到極緻，便是“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争，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與聖人之善一以人、一以物，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别的，後面所舉居處應謙下、心境要平和、與人交往要仁義等都是“善”的各種表現。

那麼，人們為什麼要“善”呢？老子言：“天道無常，常與善人！”說到底，做善人會得到天道的眷顧，是有益的。所以，老子自己也積極向“善”，卻又謙遜地認為，自己不能與聖人之“善”作比，隻能稱作“慈”。所以言：“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孔子言“當仁不讓”，孟子言“仁者無敵”，老子言“慈故能勇”，其義一也，唯老子以“仁”為亂世救弊之語，不喜用。“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也與孔子“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讷，近仁”“仁者，其言也讱”等近同。

智 而 不 迷 方 為 善

“義”、“禮”在老子這裡是比“仁”更每況愈下的東西，所以在第三十八章中一帶而過後再不言及。而對“信”與“智”則有一些展開的論述，“信”就是指人的言行舉止要誠實、講信用。“言善信”是作為“善”的重要内容被老子肯定的，并認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誠信不夠的地方，必然就得不到衆人的信任。在辨别言語是否可信的方法上，老子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是簡單有效的途徑。由此更敏銳地得出“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這樣具有辯證色彩的結論，不僅對指導人們誠實守信有警戒作用，對人們考慮和解決問題的思路也有啟發意義。

“五常”中老子對“智”的态度較為複雜，從根本上他主張“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要求人們抛棄智慧、仁義、巧利這些大道廢壞後的産物，而要“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再回到“道”行天下的淳樸時期。所以，他向統治者提出建議：“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是夫智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治。”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無為而治”。

簡單說來，就是使普通民衆滿足于飽食而無知的狀态，而使那些智者們不敢有所為。在第六十五章，則說得更為直白：“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這就是老子提出的“愚民”治國之法，在後世封建社會中的确成為統治階層重要的馭民手段。

實際上，老子本人既不是統治者，又不是無知無識的民衆，恰恰屬于那些欲令統治者“不敢為”的智者，所以，他必然對“智”也有褒揚的一面，第三十三章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第五十五章又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指明既了解自己，又能推己及人，洞悉其他的人和物，才算是明智。“和”字即“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之“和”，即學會與别的人或物調和、中和成一種和諧狀态才可稱作聰明。第二十七章言：“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指出一方面要自己學習新的東西，另一方面要及時借鑒别人的教訓，才是智而不迷。

在前人對老子的研究中，老子對“仁義”持支持抑或反對的态度曾經是一個反複争論的焦點，其實跳出這個既有的框框反思一下，或許會發現這本身就是一個僞命題。在老子看來，“仁義”為代表的各種後起倫理觀念不能放在同一層面不加以區分地看待，它們并不是老子理想的訴求，卻是他身處于每況愈下的社會倫理道德中不得不面對的。

◎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高曉成，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轉載請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