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趙宗鋒

“在完成了兩個系列長篇小說《伊甸園》四部曲和《康複時代》三部曲之後，目前正在創作的是《鄉村志》四部曲，分别從人與自然、人與土地、人與倫理、人與祖先（亡靈）的關系等角度，展現中華傳統農耕文明由興盛到衰敗的過程。”12月7日下午，國家一級作家、聊城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王濤坐在一張桌子的另一側，語調平緩。

這是一個溫雅誠懇的人，也是一個“怪人”。

王濤認為，唯有大格局寫作才能對得起我們置身其中的時代。受訪者供圖

說他“怪”，是因為他的做人和為文，呈現出巨大的反差：做人低調内斂，但筆下華麗恣肆，還因此得到過“做人謹慎，為文放蕩”的評價；

說他“怪”，是因為他的寫作風格近乎“無招勝有招”，看他的某個作品時，絕對想不到他的下一部作品又會變成什麼樣子。他甚至還就同一個題材寫過好幾部不同風格的作品，别人還發現不了。

說他“怪”，是因為他持續構建着一個讓人着迷的精神故鄉“烏龍鎮”，但似乎又能随時抽離，以服務家鄉為己任，連續推出厚重詳實的史詩大部頭著作……

有人在評價他作品的美學特征時，使用了一個特别富有中國文化特點的字：“巫”。沒錯，這位聊城作家像是揮舞着東方的“魔法棒”，正創造出一個亦夢亦巫、亦真亦幻的世界，讓讀者深深着迷而無法自拔。

三省交界，莫邪山區方圓八百裡，有山峰八十餘座，漫山遍野的原始林木，遍布奇鳥異獸。莫邪山腳下，有村莊名叫烏龍鎮。距烏龍鎮不遠的一處山腰，有座寺廟稱靜松寺。烏龍鎮村外，有魚人河發源于莫邪山主峰，迂回曲折流下山來，在兩千裡外彙入大海，沿途像珍珠一般建起若幹現代化城市……

如你所想，莫邪山、烏龍鎮、魚人河，現實中并不存在，如同“高密東北鄉”之于莫言、“約克納帕塔法”之于美國作家福克納，這是聊城作家王濤作品裡不斷出現的地方，也是他的精神故鄉。在那裡，王濤真誠熾烈；在那裡，有人遇到心儀的女子後渾身漸漸長滿鱗片；在那裡，有人死後，不知名的鳥兒密密麻麻聚滿了屋頂……在那裡，真假莫辨、虛實難分的傳說與回憶水乳交融，仿佛東方神秘主義籠罩其中，呈現出一個既滄桑又荒誕、既靈性又變形的世界。

而在那個世界之外，用他的好友譚慶祿的話說，眼前這個不顯山不露水的人，端的是個厲害角色。

東阿縣魚山鎮沙窩村，距離曹植墓不過七八公裡的路程。

王濤就出生在這裡，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他是家中老幺。父母都是老師，讀書環境還不錯，在二三年級的時候，他就從《閃閃的紅星》開始，陸續閱讀了很多書。但家庭條件畢竟有限，所以很多年後，王濤依然記得小時候裹着被子在小油燈下看書的情景。

16歲離開家鄉，王濤從一名普通工人開始認識世界，陸續輾轉染織廠、棉廠工作。直到1988年，進入山東大學中文系作家班，成為他人生的拐點。兩年脫産學習，他泡在圖書館裡，把自己想讀的書籍幾乎讀了一個遍。然後就像“道士下山”那般，在經曆短暫的迷惑和沉寂之後，1991年，小說《野地的雞》以顯著位置刊發在《山東文學》上。平地起驚雷，“烏龍鎮”就此向讀者緩緩打開了一扇窗。

此後，那些濕潤與黏稠、那些神秘與不羁，陸續遊走在他已經完成的一百多篇中短篇小說和十餘部長篇小說中。“烏龍鎮”裡凝結了他的淚與笑，也表達着他對世界和人生的獨特體悟。他那以現實主義為基礎，兼具變形、荒誕成分的魔幻現實主義創作路子，逐漸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

王濤之“怪”，還體現在他是一個高産作家，但并不是以勤奮為标簽的日夜筆耕不辍。相反，即便是三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也不過是占用他一個多月的時間。如此高效的創作狀态，其秘訣似乎在于，他已經完全适應了語音輸入式寫作，這讓他解放了雙手，感覺如虎添翼。

但寫作前的案頭功夫，也是真大。散步時、休息時、出門走訪時，大腦不斷高速運轉。一些框架逐漸完整起來，然後就像有人打開了“洩洪閘”，他筆下的句子如滔滔河水一樣湧流不止。“不管别人的創作狀态怎樣，反正我是十分享受這種被裹挾被淹沒的感覺的，而且我也固執地以為，隻有體驗到了這種被裹挾被淹沒的感覺，寫出來的句子才具有神性，才稱得上真正上乘的文學作品。”王濤說。

與山東的大部分作家相比，王濤的許多小說都寫得不那麼“現實”，也不那麼“老實”。他的創作态度是嚴肅和嚴謹的，而創作心态和思路卻開放而活躍。從寫作的第一天起，他就拒絕使用傳統現實主義的手法，而是大量借鑒西方現代和後現代文學的寫作技巧，但又會把中國民間文化灌注其中，以至于文學評論家孫書文教授曾經對他說，“讀你的小說總能感覺到強烈的‘南方’氣息”。

值得一提的是，王濤在銳意進行小說藝術形式探索的同時，并沒有忘記對現實生活的關注，沒有忽略對社會曆史與現實題材的探讨與開掘。

他的長篇小說《天寶物華》《曹植大傳》《霍亂年代》《天河》和《尺八》，寫阿膠，寫曹植，寫細菌戰，寫牛郎織女，寫尺八，其實都是在盡力推介大美聊城，在這些呈現出“排山倒海”内涵和氣勢的作品中，能讓人看到敢于擔當、熱愛家鄉的一顆誠心。

身居一座不算大的城市，筆下常出現一個村莊，但王濤從來不想就事論事地寫作。“曆史和社會提供給了我們那麼豐厚的資源，我們有什麼理由僅僅反映杯水風波呢？唯有大格局寫作才能對得起我們一路走來和置身其中的時代……”王濤說。

著名評論家李一鳴因此感歎：“王濤是一個被低估的作家，是一個有野心、有雄心的寫作者，他有巨大的吞吐、咀嚼、涵蓋曆史的能力。”

更難能可貴的是，30餘年600餘萬字的寫作生涯，王濤始終堅持純文學寫作，在他看來，對文學不能太功利，而創造本身，就有着金錢無法衡量的價值。可能也正是這種純粹，他的作品先後獲得全國“梁斌小說獎”“新市民小說獎”等多項政府、協會、期刊大獎，并獲中國作家協會、山東省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

而在前方，那些磅礴、綿密、哀婉，依然在以東方式的神秘向讀者招手。

“人生已經度過了大半，積聚的東西越來越多，展望未來，我覺得自己至少還有一二十年的創作路程，也就是說，還有很多内容可寫，還有很多作品等待完成。”桌子的那一側，那個人語調依然平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