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人間的四月天胡彥斌?悼志摩[1]『完全詩意的信仰』，我可要在這裡哭了也就是為這『詩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達到他『想飛』的夙願『飛機是很穩當的』他說，『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運命』他真對運命這樣完全詩意的信仰，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你是人間的四月天胡彥斌?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胡彥斌

悼志摩[1]

『完全詩意的信仰』，我可要在這裡哭了！也就是為這『詩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達到他『想飛』的夙願！『飛機是很穩當的』他說，『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運命！』他真對運命這樣完全詩意的信仰！

十一月十九日，我們的好朋友，許多人都愛戴的新詩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殘酷的，在飛機上遇險而死去。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針刺猛觸到許多朋友的心上，頓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鎖住每一個人的嗓子。

志摩……死……誰曾将這兩個句子聯在一處想過！他是那樣活潑的一個人，那樣剛剛站在壯年的頂峰上的一個人。朋友們常常驚訝他的活動，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認真，誰又會想到他死？

突然地，他闖出我們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遠的靜寂，不給我們一點預告，一點準備，或是一個最後希望的餘地。這種幾乎近于忍心的決絕，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現在那不能否認的事實，仍然無情地擋在我們前面。任憑我們多苦楚地哀悼他的慘死，多迫切地希冀能夠仍然接觸到他原來的音容，事實是不會為體貼我們這悲念而有些須更改；而他也再不會為不忍我們這傷悼而有些須活動的可能！這難堪的永遠靜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殘酷處。

我們不迷信的，沒有宗教地望着這死的帷幕，更是絲毫沒有把握。張開口我們不會呼籲，閉上眼不會入夢，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邊沿，我們不能預期後會，對這死，我們隻是永遠發怔，吞咽枯澀的淚，待時間來剝削着哀恸的尖銳，痂結我們每次悲悼的創傷。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許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裡麼？但是除去拭淚相對，默然圍坐外，誰也沒有主意，誰也不知有什麼話說，對這死！

誰也沒有主意，誰也沒有話說！事實不容我們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們不傷悼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們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對，默然圍坐……而志摩則仍是死去沒有回頭，沒有音訊，永遠不會回頭，永遠不會再有音訊。

我們中間沒有絕對信命運之說的，但是對着這不測的人生，誰不感到驚異，對着那許多事實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盡有定數？世事盡是偶然？對這永遠的疑問我們什麼時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們前邊展開的隻是一堆堅質的事實：

“是的，他十九日晨有電報來給我……

“十九日早晨，是的！說下午三點準到南苑，派車接……

“電報是九時從南京飛機場發出的……

“剛是他開始飛行以後所發……

“派車接去了，等到四點半……說飛機沒有到……

“沒有到……航空公司說濟南有霧……很大……”隻是一個鐘頭的差别；下午三時到南苑，濟南有霧！誰相信就是這一個鐘頭中便可以有這麼不同事實的發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離平的前一晚我仍見到，那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

飛機改期過三次，他曾說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個茶會出來，在總布胡同口分手。在這茶會裡，我們請的是為太平洋會議來的一個柏雷博士，因為他是志摩生平最愛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兒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從柏雷口中得些關于曼殊斐兒早年的影子，隻因限于時間，我們茶後匆匆地便散了。

晚上我有約會出去了，回來時很晚，聽差說他又來過，适遇我們夫婦剛走，他自己坐了一會兒，喝了一壺茶，在桌上寫了些字便走了。

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時飛行，此去存亡不蔔……”

我怔住了，心中一陣不痛快，卻忙給他一個電話。

“你放心。”他說，“很穩當的，我還要留着生命看更偉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話雖是這樣說，他卻是已經死了整兩周了！

現在這事實一天比一天更結實，更固定，更不容否認。志摩是死了，這個簡單殘酷的實際早又添上時間的色彩，一周，兩周，一直地增長下去……

我不該在這裡語無倫次地盡管呻吟我們做朋友的悲哀情緒。歸根說，讀者抱着我們的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請柏雷一樣，要從我們口裡再聽到關于志摩的一些事。這個我明白，隻怕我不能使你們滿意，因為關于他的事，動聽的，使青年人知道這裡有個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實在太多，決不是幾千字可以表達得完。誰也得承認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世間便不輕易有幾個的，無論在中國或是外國。

我認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時候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尚未去康橋。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認識到影響他遷學的狄更生先生。

不用說他和我父親最談得來，雖然他們年歲上差别不算少，一見面之後便互相引為知己。他到康橋之後由狄更生介紹進了皇家學院，當時和他同學的有我姊丈溫君源甯。一直到最近兩個月中，源甯還常在說他當時的許多笑話，雖然說是笑話，那也是他對志摩最早的一個驚異的印象。志摩認真的詩情，決不含有絲毫矯僞，他那種癡，那種孩子似的天真實能令人驚訝。源甯說，有一天他在校舍裡讀書，外邊下起了傾盆大雨——唯是英倫那樣的島國才有的狂雨——忽然他聽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門，外邊跳進一個被雨水淋得全濕的客人。

不用說他便是志摩，一進門一把扯着源甯向外跑，說快來我們到橋上去等着。這一來把源甯怔住了，他問志摩等什麼在這大雨裡。志摩睜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興地說：“看雨後的虹去。”源甯不隻說他不去，并且勸志摩趁早将濕透的衣服換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國的濕氣豈是兒戲。志摩不等他說完，一溜煙地自己跑了。

以後我好奇地曾問過志摩這故事的真确，他笑着點頭承認這全段故事的真實。我問：“那麼下文呢，你立在橋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沒有？”他說記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我詫異地打斷他對那虹的描繪，問他怎麼他便知道，準會有虹的。他得意地笑答我說：“完全詩意的信仰！”

“完全詩意的信仰”，我可要在這裡哭了！也就是為這“詩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達到他“想飛”的夙願！“飛機是很穩當的”他說，“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運命！”他真對運命這樣完全詩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來也不過是一個新的旅程，我們沒有到過的，不免過分地懷疑，死不定就比這生苦，“我們不能輕易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慰”，但是我前邊說過最難堪的是這永遠的靜寂。我們生在這沒有宗教的時代，對這死實在太沒有把握了。

這以後許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會有一點點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麗的詩意的信仰！

我個人的悲緒不禁又來擾亂我對他生前許多清晰的回憶，朋友們原諒。

詩人的志摩用不着我來多說，他那許多詩文便是估價他的天平。

我們新詩的曆史才是這樣的短，恐怕他的判斷人尚在我們兒孫輩的中間。我要談的是詩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說志摩的為人隻是不經意的浪漫，志摩的詩全是抒情詩，這斷語從不認識他的人聽來可以說很公平，從他的朋友們看來實在是對不起他。志摩是個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裡最精華的卻是他對人的同情、和藹和優容；沒有一個人他對他不和藹，沒有一種人，他不能優容，沒有一種的情感，他絕對地不能表同情。我不說了解，因為不是許多人愛說志摩最不解人情麼？我說他的特點也就在這上頭。

我們尋常人就愛說了解；能了解的我們便同情，不了解的我們便很落寞乃至于酷刻。表同情于我們能了解的，我們以為很适當；不表同情于我們不能了解的，我們也認為很公平。志摩則不然，了解與不了解，他并沒有過分地誇張。他隻知道溫存，和平，體貼，隻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無論出自何人，在何等情況下，他理智上認為适當與否，他全能表幾分同情，他真能體會原諒他人與他自己不相同處，從不會刻薄地單支出嚴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谪凡是與他不同的人。他這樣的溫和，這樣的優容，真能使許多人慚愧，我可以忠實地說，至少他要比我們多數的人偉大許多；他覺得人類各種的情感動作全有它不同的，價值放大了的人類的眼光，同情是不該隻限于我們劃定的範圍内。他是對的，朋友們，歸根說，我們能夠懂得幾個人，了解幾樁事，幾種情感？哪一樁事，哪一個人沒有多面的看法？為此說來，志摩的朋友之多，不是個可怪的事；凡是認得他的人不論深淺對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極為自然的結果。

而反過來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過程中卻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隻如是，他還曾為他的一點理想的愚誠幾次幾乎不見容于社會。但是他卻未曾為這個鄙吝他給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為受了刺激而轉變刻薄暴戾過，誰能不承認他幾有超人的寬量。

志摩的最動人的特點，是他那不可信的純淨的天真，對他的理想的愚誠，對藝術欣賞的認真，體會情感的切實，全是難能可貴到極點。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會的大不韪争他的戀愛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車到鄉間去拜哈岱，他抛棄博士一類的引誘卷了書包到英國，隻為要拜羅素做老師，他為了一種特異的境遇，一時特異的感動，從此在生命途中冒險，從此抛棄所有的舊業，隻是嘗試寫幾行新詩——這幾年新詩嘗試的運命并不太令人踴躍，冷嘲熱罵隻是家常便飯——他常能走幾裡路去采幾莖花，費許多周折去看一個朋友說兩句話；這些，還有許多，都不是我們尋常能夠輕易了解的神秘。

我說神秘，其實竟許是傻，是癡！事實上他隻是比我們認真，虔誠到傻氣，到癡！他愉快起來，他的快樂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憂傷起來，他的悲戚是深得沒有底。尋常評價的衡量在他手裡失了效用，利害輕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純是藝術的情感的脫離尋常的原則，所以往常人常聽到朋友們說到他總愛帶着嗟歎的口吻說：“那是志摩，你又有什麼法子！”他真的是個怪人麼？朋友們，不，一點都不是，他隻是比我們近情近理，比我們熱誠，比我們天真，比我們對萬物都更有信仰，對神，對人，對靈，對自然，對藝術！

朋友們，我們失掉的不隻是一個朋友，一個詩人，我們丢掉的是個極難得可愛的人格。

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麼？他的興趣隻限于情感麼？更是不對。志摩的興趣是極廣泛的。就有幾件，說起來，不認得他的人便要奇怪。他早年很愛數學，他始終極喜歡天文，他對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認得很多，最喜暑夜觀星，好幾次他坐火車都是帶着關于宇宙的科學的書。他曾經譯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寫過一篇關于相對論的東西登在《民铎》雜志上。他常向思成說笑：“任公先生的相對論知識還是從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來的呢，因為他說他看過許多關于愛因斯坦的哲學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在香山養病，他常來閑談，有一天談到他幼年上學的經過和美國克萊克大學兩年學經濟學的景況，我們不禁對笑了半天，後來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裡也說了那麼一段。可是奇怪的，他不像許多天才，幼年裡上學，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優等的。聽說有一次康乃爾暑校裡一個極嚴的經濟教授還寫了信去克萊克大學教授那裡恭維他的學生，關于一門很難的功課。我不是為志摩在這裡誇張，因為事實上隻有為了這樁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樂乎！

此外，他的興趣對于戲劇繪畫都極深濃，戲劇不用說，與詩文是那麼接近，他領略繪畫的天才也頗可觀，後期印象派的幾個畫家，他都有極精密的愛惡，對于文藝複興時代那幾位，他也很熟悉，他最愛鮑蒂切利和達文骞。自然他也常承認文人喜畫常是間接地受了别人論文的影響，他的，就受了法蘭（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影響。對于建築審美，他常常對思成和我道歉說：“太對不起，我的建築常識全是Ruskins那一套。”他知道我們是讨厭Ruskins的。但是為看一個古建的殘址，一塊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熱心，都更能靜心領略。

他喜歡色彩，雖然他自己不會作畫，暑假裡他曾從杭州給我幾封信，他自己叫它們“描寫的水彩畫”，他用英文極細緻地寫出西邊桑田的顔色，每一分嫩綠，每一色鵝黃，他都仔細地觀察到。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園裡一帶斷牆半晌不語，過後他告訴我說，他正在默默體會，想要描寫那牆上向晚的豔陽和剛剛入秋的藤蘿。

對于音樂，中西的他都愛好，不隻愛好，他那種熱心便喚醒過北京一次——也許唯一的一次——對音樂的注意。誰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個多鐘頭的提琴[2]。對舊劇，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後在北京那幾天，我們曾接連地同去聽好幾出戲，回家時我們讨論得熱鬧，比任何劇評都誠懇都起勁。

誰相信這樣的一個人，這樣忠實于“生”的一個人，會這樣早地永遠地離開我們另投一個世界，永遠地靜寂下去，不再透些須聲息！

我不敢再往下寫，志摩若是有靈聽到比他年輕許多的一個小朋友拿着老聲老氣的語調談到他的為人不覺得不快麼？這裡，我又來個極難堪的回憶，那一年他在這同一個的報紙上寫了那篇傷我父親慘故的文章[3]，這夢幻似的人生轉了幾個彎，曾幾何時，卻輪到我在這風緊夜深裡握吊他的慘變。這是什麼人生？什麼風濤？什麼道路？志摩，你這最後的解脫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聰明，我該當羨慕你才是。

注釋：

[1]原載1931年12月7日《北平晨報》第9版“北晨學院哀悼志摩專号”。這是林徽因第一次執筆的散文，當時悼念徐志摩的文章很多，但林徽因這篇是其中情文并茂之最。她将那份痛失知音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緻。

[2]指美籍小提琴家Fritz Kreisler，“真光”指真光電影院，即今兒童劇院。——梁從誡注[3]指徐志摩1926年2月所作《傷雙栝老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