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間傳統習俗?彭林 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全國政協“人民政協講壇”特聘教授，日本京都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法國人文之家訪問學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儀禮》複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首席專家；曾獲北京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清華大學首屆“十佳教師”，清華大學“良師益友”特别獎，首屆清華大學新百年教學成就獎等，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古代民間傳統習俗?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古代民間傳統習俗

彭林 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全國政協“人民政協講壇”特聘教授，日本京都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法國人文之家訪問學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儀禮》複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首席專家；曾獲北京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清華大學首屆“十佳教師”，清華大學“良師益友”特别獎，首屆清華大學新百年教學成就獎等。

風俗之于古代國家

今天我演講的主題詞，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詞——“風俗”。生活中，同一個詞在不同時候，大家的理解可能會相差很大。在我談到“風俗”這個詞的時候，大家腦子裡反映出來的也許就是月餅、粽子、舞龍、舞獅、兔兒爺這些東西，這些都是風俗裡面比較淺表的東西。

其實在我國傳統文化裡面，“風俗”是極大的事情。它是由一個國家民衆的文化追求、價值認同所形成的總體風氣。古人認為，這個風氣正不正，是關系到國家長遠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宋代有個很有名的學者叫樓鑰，他說：“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系紀綱。”如果風俗敗壞那離亡國就不遠了，風俗好了就好像一個人元氣充盈，非常強勁，這個國家就有前途。清代學者黃中堅說過這樣一段話：“天下之事，有視之若無關重輕，而實為安危存亡所寄者，風俗是也。”天下萬世萬物，有一些事情看起來好像無關重輕，實際上卻是一個國家的安危存亡所寄托的地方，這就是風俗。所以古人關注的是風俗的精神、文化層面。

不同地理的風俗

在古代“風”跟“俗”意思差不多，古人的解釋比較強調地域性：“風，土地風俗也”，既講了“風”也講了“俗”。陝西的風俗跟廣東的風俗、山東的風俗跟雲南的風俗不一樣，不同的地理環境裡形成的風俗是不同的。

風俗來源相當古老，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良渚文化等遺址，向我們展示的文化面貌很不一樣。比如在山東泰安的大汶口遺址，墓葬裡出土的遺骸，幾乎所有人的側門齒都是拔掉的，很是奇怪，當時沒有麻藥，沒有拔牙工具，怎麼拔的牙？為什麼非拔不可？另外枕骨都經過了人工調整，變得畸形。死者的嘴裡都含小石球，由于長期在嘴裡放着，牙床上都磨出非常深的凹槽，甚至連牙根、牙髓都能看到。這種古風蠻俗，在我們今天看來都覺得很奇怪。随着社會的進步，這種風俗慢慢就沒有了，今天我們到大汶口、到整個山東，已經看不到這種風俗了。

國外也是一樣，比如古代埃及，貴族女性有一種審美觀念，後腦勺往後拔得越長就越美。所以那時候孩子從幼小的時候開始，就要對她的前額、後腦勺進行種種人工幹預。今天我們到埃及去，已經看不到這種現象了。說明這種古老的風俗都随着文明的發展慢慢被淘汰了。

當然也有一些很古老的風俗一直流傳至今，比如泰國和緬甸交界的地方有個“長頸族”，女孩子以脖子長為美，女孩子的頸部戴着一圈又一圈的金屬環，以便把脖子拉長，據說最長的可以有好幾十厘米。

中國幅員遼闊，東西南北四方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所以習俗也不一樣。我們有句古話叫“十裡不同風，百裡不同俗”。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到過許許多多地方，發現各地風俗有很大差異。他在《史記》中說，這些差别，除了地理因素、曆史因素之外，還與教育有關，他用了“風教”這個詞，他更多地看到後天的因素。

古代統治者對風俗的影響

在進入文明時代之後，風俗依然在不斷發展變化，總體而言，古人認為，一國之民的風俗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上下之間的影響，二是周圍的影響。

在古代，上層貴族對下層民衆的影響往往起主要作用，所以，人們通常都說“上行下效”，《韓非子》說“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周人滅了商之後，他們研究商朝滅亡的原因，發現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商俗靡靡”。商纣王剛愎自用，不聽勸告，所以下面大臣們都說好話，拍馬屁，效果如同靡靡之音，讓纣王聽起來非常舒服，最後導緻商朝滅亡，因為他無法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所以《尚書》提到“政由俗革”，治理國政，要從改革殷人的陋俗開始。

《漢書·地理志》不僅記載各地的山川，而且提到各個地方的風俗，頗有人文地理的色彩。比如提到，商纣王統治集團的腐敗就深深影響了相關地區的民衆，尤其是河北趙、中山這些地方，雖然商纣王統治集團早就滅亡了，可是他們留下的東西仍舊在影響社會風氣。《漢書·地理志》說道，在他們當年長期經營的那些地區，男人至今喜歡“相聚遊戲”，不務正業，靠“掘冢盜墓”為業。女子更是糟糕，“遊媚富貴”，“富”是有錢，“貴”是有權，女子以谄媚有錢有權的人為榮耀。上層社會的腐敗，使得下層社會的風俗也出現了很大問題。

周邊環境對風俗的影響

人的生活環境不是封閉的，時時會受到周邊各種風俗的影響。

比如《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像邯鄲這樣的地方，跟鄭、衛這些曆史上常常被批評風俗不太正的地區接壤。所以，人們作奸犯科，而且不當回事，因為這個地方世世代代就是這樣。再如在當時的晉北，由于靠近胡地，民衆耳濡目染，浸淫成風，好為奸詐，不事農商，成為一種風俗。所以，東漢班固就很感慨，說：“痛乎，風俗之移人也。”

《荀子·勸學》裡有一句話“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麻是筆直長的，蓬很軟、很飄，假如把蓬放在麻的中間長，由于環境影響它，它也就跟着長直了。所以，一個地方的風俗每每會受到周邊風氣的影響。

“道一風同”的目标

對于古代中國這樣一個土地遼闊的國家而言，各地的風俗都不一樣，想有真正的統一很困難。古人認為，要想長治久安，必須要把風俗逐步統一，這就需要有相同的道德标準，用超越時空的正确的道德觀把大家的認識統一起來，同時，應該仿效中原地區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讓大家走到一起，即實現“道一風同”。

所以，《禮記》裡說：“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一”就是統一，“同俗”就是相同風俗。在古代，曆代儒者都有這個理想，并不斷努力，他們認為，中國社會人口再多、地方再大，對“道”是認同的，風俗能在一個很高的層次上逐步走向統一。

古人廣教化、美風俗的途徑

古人認為，要想做到道一風同，有好幾方面的功課要做，第一是讀書學禮。人要懂道理，一定要通過後天的學習，連孔子都說他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學而知之”。很多道理要靠自己學習消化，然後通過禮來展示。所以《禮記·學記》裡提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第一步一定要讓大家讀書，知書達禮。《禮記·樂記》又說：“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古代先王要移風易俗，就一定要推行教育。

古人認為，治理一國之民要靠道德引領。《禮記·禮運》中說：“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刑肅”，即刑法非常苛煩、非常嚴厲，而風俗又非常凋敝，這個國家民心是不會歸向的，出了毛病的國家，叫“疵國”，這種統治方式不能長久。西漢初期，民風凋敝，社會混亂，一些精英階層非常憂慮，賈誼曾經上書，說“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他認為西漢繼承了秦帝敗俗，因為秦人治國，是不考慮風俗正氣的，施行暴政，而西漢初創，在扭轉風氣上沒有建樹，所以老百姓把禮義廉恥都丢了，去盜取宗廟的祭器。官風也都很壞，國家從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懈怠，沒有氣象。當時有一個郡國，發生子弟殺父兄、妻子殺丈夫的惡性犯罪，這種連畜生都做不出來的事情，一年當中竟然有220多起。這種敗俗如果不糾正、改變，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有了統一的道德标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教化”。漢武帝意識到，要想長治久安必須要把老百姓的良知提升起來，所以他提出要“廣教化”，通過弘揚“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的舉措，最終達到“美風俗”的治國理念。把“仁”和“義”當作做人的根本、立國的根本，此外，朝廷還要有是非觀，褒獎德行高尚的人，錄用賢能之士，勸善刑暴。目标很清楚，就是美風俗，要讓這個國家的人都懂仁義，都有德行，都羨慕賢良。

學問與德行兼優的官員對風俗建設的價值

在古代，要把好的教化推廣開，是個很艱苦的工作，要到各個州、各個縣、各個村子裡去深耕。兩漢時期朝廷有一個很明确的理念，一定要選學問和德行兼優的人來做，這些人要有人格魅力，是社會風俗的引領者，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之德是萬民仰望與追随的楷模。

為了摸清全國風俗的情況，兩漢朝廷曾經多次派風俗使循行天下，“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包括考察吏治、平反冤獄。比如元康四年，漢宣帝派了十二位官員循行天下，“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初元元年，漢元帝也派了十二人，“覽風俗之化”。漢元帝建昭四年又派二十一位“觀教化之流”。漢平帝元始四年又派了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如此等等，通過考察各地風俗，掌握一手的情況。

受命擔任風俗使的，都是學識廣博、品德端正的儒者。比如谷永，“博學經書”；再如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皇帝曾經多次召見他，向他請教禮儀風俗。這樣的例子，我們打開兩《漢書》，可以說不勝枚舉。

當時是如何通過道德禮義的教化善化民俗的？我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韓延壽治颍，是漢代在中原地區扭轉秦之陋俗的典型案例。颍川，在今天河南禹州一帶，地方非常大，人口多，漢代治安問題非常嚴重，一些豪門大族通過聯姻、跟官府勾結，在地方上形成了很大勢力，他們還結成幫派，彼此惡鬥，地方上不得安甯。需要派精明強幹的官員去治理。一開始朝廷派趙廣漢去做太守，這個人行事作風非常果斷，到那裡之後，鼓勵民衆互相檢舉揭發，甚至采用一些權術挑動當地權貴之間的矛盾，然後快刀斬亂麻，抓一批、殺一批，很快把局面搞定了。但這種治理是單向的，是上對下的，沒有下面民衆自發配合的過程。此外，這種完全靠刑法治國的方式，是有問題的，因為人的價值觀、人生觀，是這種治國方法給不了的。後來，颍川果然又出了不少問題。最後朝廷又派韓延壽過去，韓延壽是飽讀經典的儒生，他到颍川之後，挑了20多名德高望重的長者，請他們吃飯，向他們了解情況，做溝通，讨論如何通過道德教化把颍川引導到和諧、溫情的境界，與他們取得了共識。然後，在這裡辦學校，學習禮儀，敦厚倫常。例如，行成年禮，旨在讓每個成年男子明白自己對家庭、社會負什麼樣的責任。再如婚禮，讓大家明白家庭如何建設，才能“合二姓之好”。這些禮儀形式非常溫和，非常典雅，為民衆喜聞樂見，推行多年之後，這個地方風氣完全改觀了，好到連壞人都不敢進去。

另一個例子是在嶺南邊陲地區，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後，在那裡設置了九真、交阯和日南三個郡。最早到九真去做太守的是任延，他對儒家經典與治國之道非常精通。他一上任，發現九真郡裡的人還生活在氏族部落時代，沒有婚姻、家庭，靠漁獵為生，跟中原好像是兩個世界。于是他教他們學習牛耕，制造生産工具，推行中原的文化。由于改變了生産生活方式，民衆豐衣足食，而且還有了家庭，為了紀念任延，當地人給孩子起名時都把“延”字加進去。九真跟漢代中央朝廷曾經一度關系比較緊張，經過教化，九真之民的生活與内地完全一樣，對朝廷也完全認同了，邊境上原有的防禦措施全部撤除，真正融入了中原大家庭。

到交阯郡做太守的是錫光，他也是用禮義來教化，将之作為治理的主軸，“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多年之後，民風為之丕變。他在當地的聲望，與任延等同。二位太守的功績，一是安定了邊境，二是使中原文化在那裡深深紮根，所以《漢書》上說：“嶺南華風，始于二守。”

古代民間的自發移風易俗

移風易俗，是古代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推動的文化建設工程。宋代是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最多，文化最繁榮的朝代之一，很多讀書人把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真正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當時不少知識精英意識到，要做到天下大治，就要在鄉村移風易俗，做文化深耕的工作。陝西藍田縣呂氏四兄弟，為敦化民俗，訂立《呂氏鄉約》，規定“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意思是在道德上，在從事的行業上，要互相鼓勵；發現對方有過失要及時互相規勸，别讓它惡化；以禮俗相交，出現患難時要互相體恤。《呂氏鄉約》的出現，是中國文化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要事件，中國民間開始自發地移風易俗，标志着古代中國鄉村自治正式開始。

《呂氏鄉約》出來後，全國各地的響應，可謂此起彼伏，史不絕書，許多家族的族譜裡也都有類似的内容，甚至影響到了海外。十多年前，我到訪韓國慶尚南道，發現那裡有一個縣也叫藍田縣，原因是他們在朝鮮時代就接受了《呂氏鄉約》，出于向慕之情，就将原有的地名改為“藍田”，并且世世代代按照《呂氏鄉約》的要求生活，至今猶然。

我們再談談明代。王陽明是明代著名哲學家，他提倡“知行合一”，知了一定要行，一定要付諸實施，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對于儒家經典，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且用自己模範的形象去移風易俗。王陽明曾經在江西南部，南安縣、贛州以及福建的汀州、漳州這一帶做巡撫，他非常重視社會教育，所到之處，他都熱心創辦書院。當時贛南的民風很差，王陽明認為民風不好是由于缺乏教育，老百姓出現了問題沒有及時糾正，一出問題就抓人，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受藍田《呂氏鄉約》的啟發，他制定了《南贛鄉約》，非常有名，提了16條移風易俗的措施，原文非常具體，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南贛鄉約》的序言裡闡明宗旨，說：“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裡，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誡，息訴罷争，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他在序言所講，都是怎麼做人，以及與修身、齊家最為相關緊要的内容，把這些都做到了，就能實現齊家、治國。王陽明深知，自己作為地方長官，一定要為民表率，要求民衆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他在衙門前面放了兩個箱子，一個上面寫着“求通民情”四字，老百姓有什麼想說的話，請你寫好放在箱子裡，我每天會來收看、處理；有些事情可能我沒有注意到，你們發現了請随時告訴我。另外一個箱子寫着“願聞己過”四字，意思是我對諸位提了這麼多要求，如果發現有我沒做到的，請你告訴我，寫好了投進箱子裡，我一定改。當地的鄉風民俗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被改善的。

此外，其他地方也有不少鄉約，比如廣東增城《沙堤鄉約》、山西潞州《仇氏鄉約》、山西解州《解州鄉約》、廣西《泰泉鄉約》等。這些鄉約在不同地方發揮了相同的作用，即把民風民俗搞正了，使其整體提升。

曆代學者，對鄉約所起的作用都給予高度評價。比如清代賀瑞麟就說，“鄉約法最關風化，務各力行”，意思是鄉約意義重大，大家要力行。明代耿定向說“導俗維風，莫善于鄉約”，建設與維護好的鄉風民俗，沒有比制定與踐行鄉約更好的了。清代牛兆濂說“鄉約為善俗之要”。古人意識到，要想有好的風俗，就需要從基層紮紮實實做起。

風俗是古代評價君王治理水平的重要标準

明亡之後，當時的學者顧炎武非常痛心，就反思其中的原因。在他的代表作《日知錄》裡面，他對從周到明，曆代風俗的善惡，都有深刻論述，其中談道：“漢自孝武表彰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鑒于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他說，漢代從漢武帝開始表彰孔子的六經，老師帶學生，儒學一時勃興，可惜六經的大義未明，沒有把六經的思想真正弄清楚，結果王莽篡權的時候，不僅沒有人站出來跟他鬥争，相反，遍天下的儒者都對他歌功頌德，甚至向他獻符，可謂悲劇。東漢光武帝有鑒于此，一方面尊崇節義，另一方面敦厲名實，是不是真正的儒者，是否隻有儒者之名而沒有儒者之實，要看實際表現。因此，光武帝所舉用的人，都是把經義弄得很清楚，而且自己的行為得到修正的人，所以舉國的風俗為之一變。變到什麼程度？在顧炎武看來，“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東京就是東漢，夏商周之後的風俗，沒有比東漢更高的了。政府起用了一批道德跟修身都做得非常好的人，靠這些人去移風易俗，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顧炎武又說：“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餘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他非常感慨，認為評價一位王朝君主的曆史貢獻、曆史地位，不看他治理之下的世風好不好，就沒有辦法弄清楚他的功勞究竟是大還是小。顧炎武批評東周末年（戰國末期）的天下大亂，而特地表揚東漢，他說這樣表達是含有孔子做《春秋》的深意，寄托了他的社會治理理念。

顧炎武的這一觀點在其他史料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前些年出土的《郭店楚簡·尊德義》，對禹和桀兩個君王進行了對比。大禹是夏的開國君王，桀是末代君王，商朝湯是開國君王，纣是末代君王。竹簡上說“桀不易禹民而後亂之”，同樣的人民在大禹的領導之下民風非常好，可是換了桀，老百姓風氣全部變壞了，天下大亂。商湯繼位，他原封不動地接過了這些亂民，結果又治好了。正如顧炎武講的，“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

小結

我最後稍微小結一下以上所講的内容：在古代，風俗最早的時候是地方性的一種生活習慣，由于風俗各異，所以古代的中國人很早就提出來要移風易俗，要走向道一風同的境界。

古人認為，要達到這個境界首先要讓老百姓讀書明禮，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最低限度是不給社會添亂，不給人添堵；最高的目标是要成為一個君子人。我認為，這也是古代人眼中社會文化建設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