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著名漢學家彭慕蘭先生是加州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在其名作《大分流》中，通過對衆多經典案例和樣本的精深分析指出，18世紀中期的英格蘭和中國核心經濟區，其經濟發展條件和要素并無顯著區分，西方沒有明顯優勢。但進入19世紀之後，中西經濟發展判然兩分，是即“大分流”。英格蘭借助煤炭和海外殖民地的資源，快速走上工業化道路，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經濟，則在此期陷入停滞，最終走上勞動密集型、資源節約型發展方向。也即這場中西“大分流”無關乎雙方的經濟、政治和産權制度。

陳志武教授在本文中針對上述立論，從中國古代之金融環境、法律實踐、商業組織形态等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他認為經濟運行中的種種微觀安排或可借力于時人的才智和社會、血緣等資源，但即便如自貢鹽商那樣精妙的經營組織形式，如得不到制度層面的支持和保護，一樣難以長期持續，這成為中西社會走向“大分流”的關鍵因素之一。有鑒于此，作者認為“大分流”實際早于19世紀就已發生，隻是到19世紀之後才得以凸顯。

文 | 陳志武

2000年，彭慕蘭出版著作《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此書的核心命題為：在工業革命之前，中國和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社會之間不存在本質區别，但以19世紀初為起點，出現人均收入等維度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英國等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生活水準發生騰飛。

“大分流”命題引發大量跟進研究。這種分流是發生于一夜之間，還是長期“微分流”的累積？彭慕蘭給出的解釋是，由于中國和英國都受人均土地制約，而之所以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是因為英國有大量便宜的煤炭和多處殖民地帶給它的土地，讓其種植諸如棉花等農産品，分流跟兩國的經濟、政治與産權制度無關。

此後，彭慕蘭與加州學派同人列舉了“工業革命前中西無本質區别”的個案證據，說明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到17世紀、18世紀的中國已逐步形成：勞動力流動于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不受官府管制；土地既能作為生産要素，又能作為資産流動，被買賣或抵押借債；資本能跨行業、跨地區投資，入股銅礦、煤礦、鹽井，或購買土地房屋；在管理安排上，也有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工，委托代理造就百年老店；明清中國，官府對私有财産、商業契約有明确的保護，包括解決借貸與商貿糾紛，等等。

加州學派從史料中挖掘明清個案現象，啟發新的研究，對明清曆史研究貢獻很大。他們發現的現象也印證了本書一開始就談到的人類共性，即隻要是人的社會，就有激勵去鑽研各種新策略，包括體制變革和商業創新，以最大化自己和親人活下去的概率。所以，中國社會也不例外，商人會充分利用有利可圖的機會（不管是進行商業貿易，還是投資創業），也會努力推演出各種促進人際合作、增加交易安全的機制（包括習俗、商幫、行會）。從這個意義上，如果從工業革命前的中國和西歐社會找不到共同元素，那反倒奇怪。

從方法論角度看，重要的不是能否在中西找到相同的現象，而在于“量”和結果：在中國和英國都有勞動力、資本和商品跨地區流動，不等于兩個社會就無本質區别；在中國和英國都有官員腐敗，不等于它們同等地腐敗，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腐敗。以“個案等于全部”（例如，“隻要玉堂醬園解決好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問題，就證明清代解決了委托代理問題”）為準則，去論證中西在工業革命前的異同，這種方法值得商榷。

1800年後中西出現“大分流”本身說明，它們在之前就應該存在本質區别，隻是那些區别的後果在以前還沒能凸顯。格雷夫與塔貝裡尼說過：至少在過去1000多年，中國人主要靠宗族，而歐洲人則更多依賴“法人公司”實現人際跨期合作，這就是本質區别之一。在18世紀，荷蘭的銀行給最好的商戶貸款利率為3%，英國為4%~5%，而同期中國錢莊票号的商業利率平均為39.2%。到18世紀末，上海錢莊間的日拆利率幾乎是倫敦銀行給最好商戶貸款利率的兩倍。這些對比表明，兩方到18世紀的金融發達度、跨期信用體系和資本化能力是天壤之别，由此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由于金融在現代經濟（即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解釋大分流的答案理應在金融發展所需要的制度之中。

彭慕蘭說，雖然18世紀或更早中國的利率遠高于西歐，但中國“不太可能存在資本嚴重短缺，或缺乏調動資本所需要的制度。即使在英國，多數早期工業項目是靠創業者自己和親戚的資金啟動的，而不是靠金融機構支持；中國2%最富群體得到的社會總收入之比，跟英格蘭、威爾士的情況幾乎無異。所以，難以想象中國企業的融資途徑會跟英國相差甚遠”。也就是說，盡管英國的資本成本低、資本市場更發達，但未必對英國的創業與創新有實質性影響，英國人像中國企業家一樣靠親戚融資創業、發展。

彭慕蘭和加州學派同人的這種猜測，是基于對資本市場的狹義理解，尤其是對資本化的認知不足。熟悉資産定價理論的學者都知道，利率作為資本的價格，是資本供給與需求關系的反映，也是資本調動能力的總結：利率低，說明資本調動能力強，資本供給相對于需求

更加豐富。而之所以英國、荷蘭的利率在18世紀比中國低那麼多，原因在于中西方在軸心時代的不同選擇，西歐國家在工業革命之前就推演出增強陌生人之間跨期信用的制度體系，通過不同金融工具實現大範圍内的資源互助合作，而中國因為對禮制宗族的過度專注，忽視了民商法等資本化所要求的體制發展。也就是說，中西在體制上的大分流早在軸心時代就開始了，隻是在農業時期基于血緣宗族的人際合作基本夠用，體制大分流的影響還不顯而易見，但到了長距離貿易和技術變革改變資本的重要性之過程中，超血緣的人際合作體制對生活水準的後果才得到凸顯，于是有了19世紀以來的人均收人大分流。

也正因為此，如果希望認清中西方在18世紀或更早時期的本質差别，不應該把對比的重點放在農業上，而應該放在資本化生态體制上。為更好地理解資本化的作用，我們需要區分财富、資本和貨币。

其中，貨币是流動性最好、用作支付工具的通貨，所有有價物及收入流都是财富，而資本是流動的、能增值的産權。一般而言，财富量多于資本量，資本又多于貨币，三者間的差距取決于體制環境，尤其是跨期信用和法治體制。各農業社會都有貨币和财富，但由于制度缺陷，不一定有很多資本。資本化能力差的社會裡，除了貨币之外，沒有其他資本。以今天的房地産為例，中國城市裡現在每一套房都對應着房産證，即産權證，上面記錄所有者的名字、身份證号等信息。張三的房産證所代表的産權當然是财富；如果法律禁止房屋買賣，那麼房産證隻代表财富，不能變成資本，也不能成為貨币；而如果房子可以買賣但不能做抵押資本化，那麼房産證所代表的财富可以變成貨币，但資本價值有限。

當然，如果國家出台新法律讓每份房産證隻标明所對應的房産，不需寫明所有者名字和身份證号，誰持有房産證誰就是房子的主人，那麼房産證就完全跟貨币等同了，甚至在房地産吃香的時期，房産證會是比貨币更受歡迎的支付手段。近些年在中國，許多創業者和其朋友以房産證作為入股公司的資本，這樣，房子自己照住，但房産證成了流動的資本，幫助公司抵押借貸或做其他交易——這就是财富被資本化的具體方式之一，不是隻有公司股權上市交易才是資本化（未來收入流的資本化）。此外，土地、廠房、收藏品、未來收入流等，都可以用類似方式變成産權，流動起來成為資本。

但是，财富和未來收入流的資本化，不是把産權證和交易契約設計好了就大功告成，因為房産證作為産權，隻有得到相應保障才能流動起來；如果缺乏體制保障，這種産權不會有人願意接受，不可靠的産權就不是資本。比如，如果房産開發商經常一房多賣，張三付完房款、得到房産證後，發現李四、王五也有同一房子的房産證，那麼發生糾紛後，他們去法院起訴。這時候，法院是否會受理訴訟，受理後是否會有公正法律和公平司法程序保護各方權益，舉證規則是否合理，法官是否會受到權力幹預、是否會受賄等，都至關重要。如果人們對民商法和司法沒有信心，那麼房産證就如廢紙，即使可以買賣流轉，也不會有資本價值，因為人們不敢把房産證接受為資本。

這就是19世紀以前中國和英國之關鍵區别所在，資本化能力不隻表現在英國有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沒有股票市場。當然，資本化能力強的社會，資本供應會多，資本成本（即利率）就會低。彭凱翔與林展的統計表明，《大清律例》的2354條律例中，隻有120條涉及民事、31條涉及商事，兩類加總隻占6.4%，足見清代民商法還不到能支持各類财富與未來收入流資本化的程度，更何況到19世紀還不存在專門法院和專職法官，民商訴訟也由肩負多項職能的知縣判案。

明清官府判案的公允性和可信度，也多受争議。邱澎生談道，“至少自16世紀以來，有些商業書即勸商人避免興訟，甚至還勸商人出門在外要減少自己的好奇心，盡量别旁觀衙門審案，以免遭受無妄之災”。時人如此擔心官府對私人身家财産和契約權益的威脅，以至于明清商業書籍奉勸商人“是官當敬，凡長宜尊”，成書于16世紀的《買賣機關》解釋道，“官無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權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觸犯，雖不能榮人，亦足以辱人”。從商業書中的告誡，可見商人對明清司法所可能給予契約權益的可靠保護度，鮮有信心。從而，産權的流動以及人際跨期交易範圍就難以超出血緣網絡，資本化無法在廣泛範圍實現。

近年引起大家普遍興趣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曾小萍教授對晚清自貢鹽商的研究。她發現，在19世紀初期的四川自貢，官府不幹涉商業，營商環境相當自由，商人們自己通過商幫、會館建立并執行契約規則。起初，鹽商基本靠族人間集資，成立以“堂”命名的宗族企業，比如“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等，經營規模有限。1850年太平天國起義割斷湖廣等地區與華東海鹽的通道，迫使湖廣另謀鹽路，于是給自貢鹽商帶來黃金發展期，鹽産量從1850年的1.12億磅（約0.5億千克）增長到光緒年間的3.9億磅（約1.8億千克），增加近3倍。然而，雖然機會來臨，但擴大生産規模并非易事：一方面需要大量資本，但鑿井風險大，資金投人往往四五年不回本，甚至一些鹽井因産量稀少而關閉，使投資血本無歸；另一方面需要技術革新，否則難以達到規模效應、提升産出。

令曾小萍驚喜的是，自貢鹽商接受了挑戰，依靠中國文化元素解決了集資擴張與風險分攤的需要，而且在鑿井技術上實現了奇妙突破。首先，宗族堂是各主要鹽商企業的基礎，持股人以族親為主，隻有少量外部資金參股；如前所述，這種堂在功能上跟西方公司類似，區别在于股東有“無限責任”，其契約保障以禮制和族規為基礎。其次，具體的鹽井開采和銷售管理通過一種叫“大關”的合股企業承擔，這裡“大關”類似現在的控股公司，旗下可針對每口鹽井項目再設“子大關”等；每個大關在股東中或從外面雇用“職業經理人”（包括總經理“承首人”），以薪酬和少許股份為激勵，由職業經理人管理旗下業務，并按季報或年報向股東提供财務和運營情況；因此，在融資與運營安排中，資産的管理權與所有權是分開的。再者，大關和其他無限責任合股企業的股份，可在不同人之間轉讓，一般情況下，股權出售前其他股東有優先認購權，隻有其他股東無購買意願時，才可賣于他人。

在一個世紀左右的發展曆程中，自貢鹽商的融資範圍以族親為主，但也通過以上安排，從血緣網絡之外，甚至跨省融資擴張，廣泛分攤風險，而且其管理結構也接近現代公司。故而，曾小萍說，這些融資與管理創新都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框架下發生，說明之前關于現代公司及資本主義跟儒家不兼容的論斷站不住腳。她的研究跟彭慕蘭關于山東玉堂醬園的案例一樣，得到加州學派的歡呼，也加深我們對中國商業史的認識。但是，有幾個細節值得思考，因為在筆者看來，自貢鹽商的例子恰恰表明加州學派關于“工業革命前中西無本質區别”的論斷不成立。

第一，自貢鹽商興起于19世紀初期，快速發展于1850年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在時間順序上是工業革命起步之後。如果說自貢鹽商的融資與管理創新是中國曆史上的首次，這本身就說明工業革命之前的中國與西歐存在本質差異：早在公元前5世紀，古羅馬就推出“公共合夥公司”，其融資、管理與股權交易安排跟公元19世紀自貢鹽商的做法，幾無差别；而16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弗吉尼亞公司等，則是更近代的對照。第二，無限責任的好處是讓外部股東不得不關注公司的決策和運營，不足在于使企業過于保守、不願冒險，也減少外部投資者的興趣，抑制資本供給；到20世紀初，自貢鹽商的企業組織與融資模式漸漸式微，被洋務運動時期引進的股份有限公司取代。第三，不受制約的權力是清代中國與西歐的更根本區别，迫使自貢鹽商自19世紀末逐步走向衰敗。

1877年丁寶桢任四川總督，将井鹽産出全部改由官府統一收購、統一運輸、統一銷售；到1880年，官運壟斷川鹽在雲貴、湖廣的全部市場，奪走大量鹽商的業務，小鹽場尤其難以為繼。相比之下，英國自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商人不再面對這類權力威脅。最後，跟彭慕蘭研究的山東玉堂醬園一樣，曾小萍收集的成功案例也有一特點：需要子孫科舉成功或者買官，為“宗族堂”的身家财産和契約權益提供保護，這又回到邱澎生教授談到的商人“是官當敬，凡長宜尊”問題。道光時期，王朗雲始創“王三畏堂”，鼎盛時資産過百萬銀兩，為鹽場首富；在丁寶桢任總督期間，王朗雲因反對川鹽官運而入牢；坐牢期間，王隻好

捐款七萬兩，清廷随即給他加封按察使二品官，他不僅出獄，且買得身家安全。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顔桂馨堂等都靠捐官，獲得财産與契約權益的保護傘。

這些案例表明，設計股份融資結構和委托代理安排，應該是商人在面對發展機遇時能自然想到的，但是這些設計能否得到所在社會的體制支持，或者即使能自發發展幾十年，最後能否持續下去，此即區分中西社會的關鍵所在。玉堂醬園、自貢鹽商等案例恰恰折射出工業革命之前中西社會的本質區别，而不是佐證它們本質上無異。中西大分流不是等到19世紀才發生的。

（本文摘自《文明的邏輯》之第十章，略有删改，标題為編者所加；編輯：臧博）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陳志武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