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聖迹圖·在齊聞韶 焦秉貞/繪

聖迹圖·東流喻德 孔繼堯\繪

在《論語》“衛靈公”篇中，孔子說：“辭達而已矣。”“辭”就是言辭，“達”就是把意思說清楚。這則話語，曆朝曆代解釋甚多，在學者眼中常被視為從修辭角度對言意關系的論述，在作家看來則是文學創作的指導。由于學者和作家看問題角度不相同，加上古人和今人理解上有差異，因此對“辭達”的解釋便歧說雜出，矛盾猬集，大緻說來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不文與文的矛盾

對“辭達而已矣”，程樹德《論語集釋》引西漢孔安國注疏雲：“凡事莫過于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孔安國的解釋，代表了學者的主流觀點，在後世獲得了大量支持。司馬光在《答孔文仲司戶書》中說：“孔子所謂‘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于華藻宏辯也。”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說：“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也說：“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過于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他們都認為“辭達而已矣”，就是把意思說清楚就行了，無須在文采上踵事增華。這種規避“文豔”的理解，既凸顯了孔子對樸實文風的倡導，又有對“而已”二字側重的意味。

在一些作家眼中，認為“辭達”與言文并行不悖。明代袁宗道在《論文》中說：“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文”即有文采的意思，袁宗道把達不達的問題轉換成了有文采與沒文采的問題，且表達了對文采的推崇之意。其實，蘇轼在《答謝民師推官書》中早就說過：“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一方面，蘇轼認為“辭達”則“不文”是對孔子的誤讀，他以孔子“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作為佐證，打破了認為“辭達”則“不文”的思維定式。另一方面，蘇轼認為“辭達”本質上就是作者把對外部世界的感受與認知，通過口與手的媒介準确地傳達出來。作為一種極高境界，臻于“辭達”之後，文章出彩便自不待言。在某種意義上說，作家蘇轼把學者所排除的“文”又納入了彀中。

為什麼必須要有“文”這一維度呢，清初文人魏禧在《甘健齋軸園稿序》中說：“辭之不文，則不足以達意也。”在魏禧看來，有文采才能夠達意，否則就不足以達意。何以見得呢？他進一步指出：“請觀于六經、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蓋可睹矣。”意思是說，六經、孔子以及孟子之文，正因為不無文采，所以能夠充分達意。可見“文”的加持，對于達意不無裨益。

繁與簡的矛盾

其實，即使在認同“辭達”對創作有指導作用的大前提下，文人對“辭達”的理解也有繁簡的差異。葛洪在《抱樸子·喻蔽》中說：“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在葛洪看來，語言太簡略了，說理、叙事就不能充分；隻有語言繁富，才能擘肌分理，傳達意旨。明人張岱在《史阙》中說：“嘗讀唐正史，太宗之敬禮魏征，備極形至。使後世之拙筆為之，累千百言不能盡者，隻以‘鹞死懷中’四字盡之。則是千百阙而四字不阙也。”所謂“鹞死懷中”，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嘗得佳鹞，自臂之，望見征來，匿懷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懷中”。唐太宗為聽魏征言事，竟将寶愛的鹞子憋死在懷裡了。張岱認為“鹞死懷中”四個字雖然簡短，卻有力凸顯了唐太宗對魏征的尊重，可謂言簡而旨達。

其實，繁簡各執一端者，皆非通論，文章優劣與是繁是簡并沒有關系。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顧炎武主張辭要達意，但與繁簡無關，可以繁而達，也可以簡而達。于文章而言，達意是目的，繁簡是手段，繁簡須為達意服務。另外，文章該繁還是簡，本沒有定規，隻能因文制宜，行百裡者百裡為達，行千裡者千裡為達。

言與行的矛盾

對于“辭達而已矣”，北宋邢昺在《論語注疏》中指出“此章明言語之法也”，意即講的是修辭原則，這是從“言”的角度對“辭達”進行闡釋。明代楊慎在《丹鉛續錄》中說：“孔子雲：‘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辭而忘躬行也，故雲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非也。”楊慎跳出了文學内部研究的圈子，從文學外部研究的角度來理解，他指出所謂“辭達而已矣”，是孔子告誡世人不要隻顧說漂亮話，而應該在自我道德上修養上下功夫。

盡管孔子的說法很簡略，言說的曆史語境也難以稽考，但是結合孔子的價值取向來看，楊慎的說法并非沒有道理。《論語》中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德行居于首位，就充分表明了孔門對于道德修養的重視。另外，孔子一方面說：“有言者不必有德”“知德者鮮矣”；一方面又指出：“巧言亂德”“巧言令色鮮矣仁”，可見對于漂亮的話語，孔子保留了清醒的警惕。把“辭達”理解為孔子對世人沉溺于修辭而罔顧道德修養的一種提醒，既别開生面，又凸顯了孔子挽救世風的良苦用心。

辭達新解

既然歧說雜出，那麼“辭達”還有沒有新的解釋呢？韓愈在《答劉正夫書》一文中說文章“唯其是爾”，也就是說表現得恰到好處就可以了。後來北宋王禹偁說“惟師是爾”，清代章學誠說“文求其是”，都是對韓愈觀點的繼承。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表述過于簡單和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現代學者傅庚生在《中國文學欣賞舉隅》一書中說：“文學創作造詣之高者，必其能以有形之文字描刻無形之情愫，情景相融，濃淡兼宜，無損無益，無過無不及，所謂‘辭達’，且入于化工也。”由此可見，“辭達”就是藝術傳達精妙入神，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這是以現代語言，賦予了“辭達”嶄新的内涵，比曆史文人的解釋要具體很多。張中行在《怎樣作文》一書中也指出：“‘達’包括兩個方面，用佛家的術語，一個方面是‘所達’，即意思，或說知識、思想感情等；一個方面是‘能達’，即語言文字。所謂達就是能達與所達一緻，換句話說，語言文字所表達的與心裡想的一模一樣。”“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所說：‘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張中行對“辭達”的理解，在拿捏準确這一點上與傅庚生一緻，在深度上則更進了一步。所謂“所達”與“能達”，張中行是從佛教角度進行解釋的，但與現代語言學中的“所指”與“能指”意思頗為接近。“所指”為作者意旨，“能指”為物質符号，二者一緻，就是“辭達”。

對“辭達而已矣”作這樣的理解，對于文學創作具有指導意義。明代李贽在《四書評》中道：“五字，談文秘密藏”；近代嚴複在《天演論》“譯例言”中稱之為“文章正規”，也就是說“辭達而已矣”五個字道盡了寫文章的秘訣和規範。“語言是思想的物質外殼”，在具體語境中，一種思想有且隻有一種最佳表達，作家所有的努力，就是尋找到那種最佳的表達方式。隻有如此，方能成就好文章。

中國古代有“詩無達诂”之說；西諺亦雲“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孔子“辭達而已矣”的命題，因為内涵豐富，語義具有多面向诠釋的可能性，曆代文人學者從一己視角出發，各是其所是，所以聚訟紛紛，歧說雜出。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解釋在各自的語境中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并存不悖。這既表明了該命題具有廣闊的诠釋空間，也昭示了理解的曆史性。而透徹地理解這一命題，對現代人的話語修辭和創作實踐都不無指導意義。

（作者：朱美祿，系貴州财經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