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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閱讀、寫作時遇到不知道讀音的生僻字詞，我們一般都會去查字典詞典。那麼，編寫字典、詞典的人是怎麼知道每個字的讀音的？或者說，字典、詞典裡注出的字音是從哪裡來的？

字詞典的讀音，主要有三個來源：一個是古代文獻，一個是民衆口語，還有一個是方言語音。

早在先秦時期，為了教貴族子弟學習語言文字，為了幫助人們讀懂前人留下的經典著作，開始了對文字字形、字音、字義的講解注釋工作——後來發展為我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即“小學”。早期給文字注音的方法，有描繪、讀若、直音等。東漢末年，出現了用兩個字給一個字注音的反切法。大緻方法是，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韻母兼聲調。從此，文獻注釋、韻書、字典大量運用這種較為先進的注音方法。經過曆代語文學家尤其是音韻學家、文字學家們的不斷努力，基本上做到了每個字都有相應的反切注音。個别未經收入字典的冷僻字，也可以根據語音演變規律，給他們配上相應的反切。

當然，語音随時在發生着變化，古書裡注出的字音，有些不能簡單地照搬過來，而需要根據語音演變的規律，進行“折合”。例如，“冬，都宗切”，冬字可以根據普通話讀音，直接拼出正确讀音，d（u） （z）ōng=dōng。但“東，德紅切”，東字就不行了，需要略加改變， d（e） （h）óng，反切下字紅古代是平聲，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是陽平，古代平聲調不分陰陽，北京話中的分化規律是“清陰濁陽”，“德”字是清聲母，所以，最後切出來的讀音應該是陰平調。“同，徒紅切”，表面上看，能直接拼切出正确讀音。而實際上，古今讀音是不一樣的，“徒”字古代讀濁聲母，現代讀清聲母。

此外，有些古代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般也承襲古書注音。例如：冒頓mòdú，古代匈奴人名；金日磾jīmìdī，漢代人名。

并非所有的字、詞，都是古書裡記載、收錄過的。随着社會的變化，會出現許多新鮮事物，語言中也會相應地出現許多新鮮的字詞，新鮮的讀音。對于這一類字音，編寫字詞典的時候，就隻能從民衆口語中吸收。例如“搞”、“甭”兩個字，前者來自南方地區的“攪”，後者來自“不用”的合音，它們的曆史都不長，古書裡都不見收錄。因此，字典詞典就根據實際讀音注了gǎo、béng的音。

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标準語即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但是，普通話跟各地方言之間并不是絕緣的，而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例如，普通話會不斷從方言中吸收詞語。因此，勢必會有方音進入普通話。例如，弄lòng，弄堂，小巷，小胡同；冇máo，沒有；就分别來自上海、廣東等方言。

還有一些方言區的地名用字，讀音與别處不同。為了尊重當地習慣，也為了避免所指不一導緻交際困難，一般采用當地人的讀音。例如江蘇的六合、安徽的六安，其中的“六”都讀lù的音，不讀liù的音。

通常情況下，古書裡的注音、當代民衆口語的讀音，會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有一些字，也會出現差異，甚至背道而馳。這個時候，何去何從，就會有個取舍的問題。有人說，這事很簡單，按照大多數人的實際讀音就可以了。實際上，事情并非如此簡單。首先，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哪一種讀音占人口多數，往往難以确定。其次，有些字音，說的人很多，但明顯源于訛誤，例如念半邊字。采用這種字音，容易給外人一個沒有文化、民族素質不高的印象。另外，語音系統要求内部相對統一，以人數多寡定取舍，勢必摻雜不同方言，造成混雜紛亂。例如，漢語各方言中，聲母“舌尖前”“舌尖後”即z、c、s和zh、ch、sh分開的人數，不如不分開的多。難道，普通話不分舌尖前後音？“四是四，十是十，十四不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念成“四是四，四是四，四四不四四四，四四不四四四”也基本算對（馬虎一下，不計聲調）。總之，在古書注音與民衆口語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是需要考慮諸多因素和情況的。

除了上述來源，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字音，還有一種來曆，可以稱之為“人造字音”。指的是，它們既不是從古書注音折合而來，也不是直接來自當代民衆口語或方言讀音，而是語言學家為了某種需要專門創造出來的讀音。例如，傣dǎi（我國少數民族），癌ái（生物體細胞由于某些緻癌因素的作用，變成惡性增生細胞所形成的惡性腫瘤）。前者原本就是“泰”，字形上，加人旁，讀音上，聲母由送氣變不送氣，都是為了區别于泰國的“泰”；後者原本字形字音均同“岩”，讀yán音，為了避免“癌症”與“炎症”同音，造成交際不便，語言學家根據某些北方方言“癌”字有讀ngai之類的音，而不是ngan、ngam之類的音，創造出ái的音。當今港台地區、許多南方方言區、内地的一些老輩人，還是說跟“炎症”一樣的音。傣dǎi，癌ái，這兩個字音，創造的時間都不到一百年（後者隻有五十年左右），來曆确鑿可考。

作者：丁啟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