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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二十四節氣正式确定
秦漢時期二十四節氣正式确定
更新时间:2024-10-01 05:32:50

秦漢時期二十四節氣正式确定?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學曆史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台成員),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秦漢時期二十四節氣正式确定?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秦漢時期二十四節氣正式确定(秦漢社會生活中的)1

秦漢時期二十四節氣正式确定

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學曆史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台成員)

中國禮俗與“節氣”相關的文化傳統,是在對“天人之際”神秘關系的體會、觀察、探索和理解中生成的,體現出認識自然與人之關系的智慧。“二十四節氣”對自然規律的總結,作為季候與農事關系的經驗,在秦漢時期得以達成普遍共識,并全面影響社會生産與社會生活。相關文化理念對後世風俗形成某種規範。所謂“節令”“節慶”調節社會節奏的作用,在秦漢時期也已經可以看到初期表現。

李約瑟注意到古代中國人“非常強調自然界的統一性以及個人與自然的合一”(《中國科學技術史》導論,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就漢代而言,除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為人們熟知而外,董仲舒讨論的“天人之應”“天人之征”,公孫弘所謂“明天人分際”,以及《韓詩外傳》“合天人之際”,《淮南子》“明于天人之分”等,都體現對同一命題的關注。《說文·竹部》中說:“節,竹約也。”段玉裁注:“引申為節省、節制、節義字。”“節”作為指意時間的語彙,應當與确定的日期間隔有關,提示了生産與生活的秩序。在以農耕為主體經濟形式的傳統社會,有關“節氣”“節令”“節慶”的思想創見和禮俗構成,是值得珍視的文化遺産,體現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寶庫的貢獻。

“風雨時節”理想

漢代文字遺存中多見以“風雨時節”形式表達的對适宜農耕生産正常氣候的慶幸和祝願。漢鏡銘文多見“多賀國家人民息,風雨時節五谷孰”文句。“風雨時節五谷孰”,又寫作“風雨時節五谷熟”。又《三公山碑》“皇靈□佑,風雨時節”,《曹全碑》“風雨時節,歲獲豐年”,也都體現“風雨時節”是共同的社會理想。“風雨時節”,既是民間通行的吉祝,也是政治文化話語。晁錯對策論“治國大體之功”,包括生态保護,“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皆被其澤”,這樣則可以“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谷孰”(《漢書·晁錯傳》)。“四時節”“風雨時”,就是“風雨時節”。

與“風雨時節”相反的情形,是“風雨不節”。《史記·樂書》載:“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周易參同契》也說:“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湧沸,群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居延漢簡可見“始春不節”簡文。相近的意思,又有“始春未和”“方春時氣不調”等對于異常氣候的表達與記載。敦煌漢簡可見“春時風氣不和”“方春不和時”等記載,意義也是相近的。

《呂氏春秋》“十二紀”強調,施政要依照由長期農耕生活經驗總結的十二月令行事。“風雨不時”,與政策失誤有關。《呂氏春秋·孟春紀》說:“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又《季春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仲夏紀》:“(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仲秋紀》:“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這一理念在漢代得以繼承。《淮南子·時則》寫道:“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落,國乃有恐。”“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違背了“時序”“時政”“時則”,則可以導緻山林“草木”的原有生命秩序被破壞,農業生産必然受到影響,或“民殃于疫”,甚至緻使“國乃有恐”“國有大恐”,危及國家安定。

“時序”原則:《呂氏春秋》“十二紀”與《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系統記述了一年十二個月的天象規律、物候特征、生産程序以及應當注意的諸多事項。《逸周書》中《周月》《時訓》《月令》諸篇,以及《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等,也有大體相近的内容。所謂“時政”“時則”,強調了一種秩序。這種秩序自有自然的原則。漢代人的習用語“時序”,有可能即體現了這種原則。漢代瓦當有“時序□□”的文字。陳直《秦漢瓦當概述》寫道:“時序殘瓦,僅存右邊,《東都賦明堂詩》雲:‘五位時序’,亦同此義。”(《摹廬叢著七種》,齊魯書社1981年版)瓦文“時序”因文字不完整,語義未可揣斷,但是在漢代人的生态環境意識中确實有“時序”的觀念在起作用。《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堯考察舜的執政能力,“善之”,于是使舜參與國家管理,“百官時序,賓于四門”。這裡所謂“時序”似乎難以進行确切解說。司馬遷對于舜正式當政後的表現,也有一段文字說到“時序”:“舜舉八恺,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對于“時序”,張守節《正義》解釋:“言禹度九土之宜,無不以時得其次序也。”

《史記·禮書》張守節《正義》寫道:“天地位,日月明,四時序,陰陽和,風雨節,群品滋茂,萬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貴賤有序,鹹謂之禮。”“禮”的範疇之中,似乎“四時序”比“君臣朝廷尊卑貴賤有序”的政治等級制度還要重要,直接關系到“陰陽和,風雨節”。

“二十四節氣”作為氣候規律認識的一種标志性總結,是中國古代農人科學發現的成就。有研究指出,“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傳統曆法的中心内容之一,它不但包含着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農業氣候的精辟認識,而且準确地反映了由于地球公轉而形成的日地關系,成為掌握農事季節的可靠依據”。研究者“考定二十四節氣大緻萌芽于夏商時期,在戰國時期已基本形成,并于秦漢之時趨向完善并定型”(沈志忠:《二十四節氣形成年代考》,《東南文化》2001年第1期)。然而《呂氏春秋》中出現的後世作為正式節氣的隻有《孟春紀》所見“立春”,《仲春紀》所見春“日夜分”即“春分”,《孟夏紀》所見“立夏”,《仲夏紀》所見夏“日長至”即“夏至”,《孟秋紀》所見“立秋”,《仲秋紀》所見秋“日夜分”即“秋分”,《孟冬紀》所見“立冬”,《仲冬紀》所見冬“日短至”即“冬至”。《呂氏春秋·音律》也說:“仲冬日短至”,“仲夏日長至”。如果說“二十四節氣”在“秦漢之時”“定型”,則應當是逐步實現的。其中有些細節我們尚不知曉。

然而,我們可以明确,“節氣”的說法,在漢代已經使用。《論衡·寒溫》寫道:“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續漢書·律曆志下》“曆法”條“節氣”字樣出現多至6次。

關于《呂氏春秋》“十二紀”與《禮記·月令》的關系,有必要說明。《禮記》成書年代是至今未能明确的文獻學史難題。雖然有《月令》成于周公之手的說法,如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言“蔡伯喈、王肅雲周公所作”,但是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則指出:“(《禮記·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陸德明也判斷“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删合為此”。清人朱彬《禮記訓纂》明确贊同鄭玄說,又“申鄭旨釋之”,列舉“四證”。孫希旦《禮記集解》則指出:“愚按是篇雖祖述先王之遺,其中多雜秦制,又博采戰國雜家之說,不可盡以三代之制通之。”《說文·蟲部》“蝗”字條下段玉裁注也說到《月令》的著作權人問題:“……《月令》呂不韋所作。”有關“《月令》呂不韋所作”及“其中多雜秦制”的意見值得我們重視。或許周秦在關中地區的農業優勢促成了相關知識的成熟。而所謂“又博采戰國雜家之說”,認為其以周秦知識為本,同時綜合了“戰國”時期諸子之學的思想成就,反映了相關知識逐步完善的脈絡。

值得關注的生态保護意識

《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涉及生态保護的内容,特别值得我們重視。例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無焚山林”。季春之月,“無伐桑柘”。此外又有仲夏之月不許燒炭,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規定。《逸周書》的《周月》《時訓》《月令》等篇,以及《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等,也都有這樣的内容。前引晁錯所謂“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皆被其澤”,也表達了同樣的理念。《漢書·宣帝紀》記錄元康三年(前63年)六月诏:“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以帝王诏令形式宣布了生态保護法令。以《月令》指導政策,可能在西漢中期以後更為明确。所謂“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正是《月令》所強調的保護生态環境的禁令。如《呂氏春秋·孟春紀》:“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禮記·月令》:“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

據《漢書·魏相傳》記載,漢宣帝時,禦史大夫魏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張順應陰陽四時執政:“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谷熟……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君王的“動靜”必須遵循“道”,“奉順陰陽”,這樣才能“風雨時節”“五谷熟,絲麻遂”,而相反導緻的“風雨不時”,則會全面危害社會。

《漢書·元帝紀》寫道,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六月,因氣候失常,“風雨不時”,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年)十一月诏書以地震雨澇之災,責問:“吏何不以時禁?”唐代學者顔師古注:“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漢哀帝初即位,李尋就災異頻繁發表意見,以為“四時失序”,與“号令不順四時”有關,強調應當“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李尋建議皇帝身邊的臣下都應當“通知《月令》之意”。如果皇帝頒布的命令有不合于“時”的,應當及時指出,“以順時氣”。李尋自稱曾經“學天文、《月令》、陰陽”,可知西漢時《月令》已經成為專學。而所謂“時月之令”,可能就是《月令》和“時禁”即“四時之禁”的統稱。《後漢書》有“奉四時之令”的說法,李賢注:“‘奉四時’謂依《月令》也。”

居延漢簡中有關于“吏民毋犯四時禁”和“吏民毋得伐樹木”的内容,體現了當時維護生态環境的制度已普及到基層。而所謂“有無四時言”,反映了對于執行這種制度的紀律檢查機制。基層軍事組織按時上報文書即“吏民毋犯四時禁”及“吏民毋得伐樹木”檔案的形成,反映了這種機制的嚴肅性。

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發掘出土的泥牆墨書《使者和中所督察诏書四時月令五十條》,其中也有關于生态保護的内容。如“孟春月令”規定:“禁止伐木。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毋撻剿。謂剿空實皆不得撻也。空剿盡夏,實者四時常禁。”“毋殺□蟲。謂幼小之蟲、不為人害者也,盡九〔月〕。”“毋殺孡。謂禽獸、六畜懷任有孡者也,盡十二月常禁。”“毋夭蜚鳥。謂夭蜚鳥不得使長大也,盡十二月常禁。”“毋麛。謂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盡九月。”“毋卵。謂蜚鳥及雞□卵之屬也,盡九月。”“中春月令”規定:“毋□水澤,□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魚,盡十一月常禁。”“毋焚山林。謂燒山林田獵,傷害禽獸□蟲草木……〔正〕月盡。”“季春月令”規定:“毋彈射蜚鳥,及張網,為他巧以捕取之。謂□鳥也……”“孟夏月令”規定:“毋大田獵……”開篇稱“太皇太後诏曰”,日期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醜”(《敦煌懸泉月令诏條》,中華書局2001年版),這一文件明确作為诏書頒布,卻并不見于《漢書》,是通過考古獲取的重要信息。

氣候變遷與“二十四節氣”次序變化

“二十四節氣”,《續漢書·祭祀志下》稱作“二十四氣”。有學者曾發現,其先後次序在漢代發生過變動。宋代學者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五《儀禮》中指出:“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又按《三統曆》:谷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谷雨之前,與今曆同。”宋人鮑雲龍《天原發微》卷三下《司氣》也說:“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至前漢末始改。”“《三統曆》谷雨三月節,清明中。按《通卦驗》及今曆以清明為三月節,谷雨中,并與《律曆志》同。”現今“雨水—驚蟄”“清明—谷雨”的次序,曾經是“驚蟄—雨水”“谷雨—清明”。這與當時的氣候較現今溫暖有關。

宋元之際學者金履祥曾經推定周秦兩漢時的氣溫可能比宋元時代高。秦嘉谟編《月令粹編》卷二三分析,“金氏履祥疑下者陽氣特盛,啟蟄獨早。”“啟蟄”就是“驚蟄”。清人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又以花期比較各地氣候,由此推論古今氣候差異。他說:“今曆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而“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陽氣特盛”導緻“驚蟄”先于“雨水”的認識,竺可桢考察曆史時期氣候變遷時,曾經有所參考(《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節令”“節慶”:禮俗規範與行政參與

《周易參同契》有“象時順節令”句。“節令”,現在指節氣時令。《齊民要術》卷五《種桑柘》:“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槌、㭙、箔、籠。”這裡的“節”“令”不連讀,但是“清明節”在漢代已經是民間通常稱作“節”的日子,卻是比較明确的事實。其他文獻所見的說法也作“清明節”。

“節慶”一詞的使用,較早的例證見于《華陽國志》:“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适蠟晦,即遣歸家。獄先有系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蠟節慶祈,歸就汝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為思他理。’群吏惶遽争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辍不為惡,曰:‘不敢負王君。’”其中明确說到“蠟晦”“蠟節”“節後”。而“蠟節慶祈”也是包涵“節慶”字樣的。這裡說的應是西晉故事,反映出“節慶”在西晉已經是社會習用語。《藝文類聚》卷三晉張華《冬初歲小會詩》“節慶代序,萬國同休”等都可見“節慶”,也許可以看作秦漢以來民間“節慶”禮俗的沿承。

“蠟晦”“蠟節”作為“節慶”日子,在秦史中有記錄。《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張守節《正義》說:“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故雲初臘。”又說“臘”的字義,是“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同時引錄《風俗通》的說法:“《禮傳》雲‘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蠟,漢改曰臘。’”又說,“蠟者,索也。歲十二月聚萬物而索飨之”。看來,“蠟節”“臘節”是“中國”即中原早有的“歲終祭先祖”的日子,是日“聚萬物而索飨之”。秦人崛起于西北,“效中國為之”。不過,秦漢大一統政治格局形成之後,這一民間“祭”“飨”禮祀成為國家典禮。“(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史記·秦始皇本紀》)。《續漢書·禮儀志中》有“臘”條,說“季冬之月”“勞農大享臘”,指出“臘”是民間“節慶”,而“勞農大享臘”則已經是國家行為。“蠟節”前一天的群體活動特别引人注目:“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帻皁制,執大鼗。”由專門的官員領隊,“以逐惡鬼于禁中”。《續漢書·祭祀志下》記載:“自洛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說明東漢王朝确定的“祭”“飨”制度,已經形成比較完備的體系。“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都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節慶”日。

《光明日報》( 2022年05月23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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