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鬓雲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是盛唐。”最近一段時間，一群“唐朝小胖妞”火遍全國。當她們手舞足蹈，借助高科技手段穿梭于古老畫卷和國寶文物之間，猶如鋪展開一幅幅唐代人的生活畫卷，激蕩出的濃濃煙火氣在網友中引發了廣泛而強烈的共鳴。一時間，盛唐文化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與此同時，正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舉辦的“樂居長安：唐都長安人的生活”展别出心裁地将唐詩與文物串連在一起，為今人了解唐朝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的确，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唐朝，但與此同時，我們自诩熟悉的唐朝，其實是一段面目模糊的曆史。大唐之後，無數文史學家從唐詩典章中打撈起散落在浩瀚曆史中的唐人生活碎片，讓我們得以找尋唐以來1300多年的文化脈絡。正是那些我們所熟悉的唐詩，讓唐代的曆史形象愈發生動、豐滿起來。

神童

童子科的存在讓唐朝成為培養“神童”的沃土，但與此同時，以背誦為主的童子科因為“恐成僥幸之路”和泯滅“幼稚良心”，也一直是當時朝野上下争論的話題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這首連蒙童都能背誦的唐詩，是“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年僅七歲時寫下的。然而，就在我們為詩人的“幼慧”心生感歎時，卻不知同為“初唐四傑”的楊炯“十歲及第，待制弘文館”。在今天看來，這兩位詩人堪稱“神童”的典型，然而置身唐朝的大背景下，他們甚至都無緣後人為唐代“神童”所撰寫的榜單。唐代的“神童”究竟有多“神”？

明代嘉靖年間的胡侍在其收錄于《四庫全書》的著作《真珠船·卷六》中列有“幼慧”一條，專門記載了唐代的神童，其中有很多我們熟悉的唐代詩人，如李白、杜甫、王勃；也有不少唐代知名的宰相，如權德輿、張九齡、劉晏。文中寫道：“唐世幼慧者最多……王勃九歲作《漢書指瑕》，十三作《滕王閣序》……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史……”唐代緣何“神童”輩出？唐文化研究者師永濤在其新著《唐人時代》中認為，還要從科舉制度中尋找答案。

書中提到，唐朝有一個面向神童特設的“童子科”，要求十歲以下的應試兒童能夠熟練背誦“九經”中的一種。應試時，每部書選十篇背誦，全部背出者授官，背出七篇以上者，給予進士出身。童子科的存在讓唐朝成為培養“神童”的沃土，但與此同時，以背誦為主的童子科是否存在使幼兒憑小聰明獲官的可能，也一直是朝野上下争論的話題。唐肅宗寶應年間，禮部侍郎楊绾以“恐成僥幸之路”奏請罷廢童子科，但到代宗大曆三年又重新開設。直至南宋末，禮部侍郎李伯玉上書“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童子科才從中國曆史上徹底消失。

讀到這裡我們不禁唏噓，中國人“望子成龍”的心态從古至今從未改變。唐人對“舉神童”的向往在今天已轉化成“赢在起跑線上”，摧殘着孩童的“幼稚良心”。

與後世理解的科舉就是“八股文”不同，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相當繁雜，這一點從“童子科”的設立就能看出。根據《新唐書·選舉志》的記載，唐代名目繁多的考試内容包括考治國方略的“秀才科”，考《大唐開元禮》的“開元科”，考《春秋》的“三傳科”，考“三史”的“史科”，考法律條文的“明法科”，考書法的“明字科”，考數學的“明算科”，以及考雜文、帖經、策問的“進士科”。直到北宋王安石變法之後，進士科才成為唯一的取士科目。

考中進士究竟有多難？王仲荦在《隋唐五代史》中統計了唐代科舉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至唐亡的進士錄取人數，在有科舉考試的279年裡，共錄取進士6762人，平均每次科考錄取24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有“缙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的說法，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科考之路如此艱難，仍有人盡其一生在參加科舉。

對于下層士人來說，科舉不但是使自己躍入龍門的必經之路，還能為家庭帶來實際利益。根據武漢大學教授尚永亮所著《詩映大唐春》一書的說法，一旦金榜題名，士子本人或全家就可以免去賦役等義務。難怪晚唐詩人李頻在《長安感懷》詩裡就帶着一種茫然的口吻說：“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也在一首《送薛蔓應舉》中寫道：“”王建也在一首《送薛蔓應舉》中寫道：“”

從唐玄宗開始，詩賦代替雜文成為進士科考題的三項内容之一，這一變化直接促成了唐代詩歌的繁榮局面。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全唐詩》裡找到唐人科舉考試的同題詩——那些以“賦得”二字開頭的，且為五言六韻的多是。“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就出自詩人錢起在德宗貞元十二年的省試試題。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科舉考試還承襲了一部分始于東漢的薦舉制度，即在政治上、文壇上有地位的人可向主試官推薦人才，并參與決定名單名次，謂之“通榜”。應試的士子多将自己平日的詩文寫成卷軸，在考試前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薦，稱為“行卷”。幾乎所有參與科考的唐代詩人都有過行卷的經曆，就連“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都不例外。李白在他的自薦書《與韓荊州書》開頭就寫道：“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杜甫則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極力吐露自己多年困居長安求仕的心酸：“”。應試的士子多将自己平日的詩文寫成卷軸，在考試前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薦，稱為“行卷”。幾乎所有參與科考的唐代詩人都有過行卷的經曆，就連“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都不例外。李白在他的自薦書《與韓荊州書》開頭就寫道：“#FormatStrongID_6#”杜甫則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極力吐露自己多年困居長安求仕的心酸：“”

田居

對于唐朝人來說，遠離喧嚣、戰亂的平和田園生活是一種心靈的信仰。他們用詩歌記錄下這樣的生活，留存于曆史，更成為了一種文化基因

白居易有一首題為《朱陳村》的樂府詩，講述了自己路過徐州古豐縣朱陳村時所看到的場景。詩裡寫道：“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村之民，死為村之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土地，不僅承載了唐朝普通農家從紮根到繁衍、從繁衍到鼎盛的夢想，更安放着一種浸透心靈的平和與甯靜。讓唐人世代相守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片土壤呢？唐代繼承了北魏、隋以來的均田制，将土地分為永業田和口分田。《通典》記載，唐代隻有18歲以上男子才有授田資格，一名成年男子可以獲得永業田20畝，口分田80畝，合計為唐制的一頃土地。初唐和盛唐時期，得益于均田制，唐人的生活和狀态豐滿無比，“女汲澗中水，男采山上薪”的安穩生活，在唐詩中宛如一幅靜止的畫面，留存于曆史。

王維在《渭川田家》中記錄了自己在京畿渭水邊看到的農村：“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怅然吟式微。”夕陽的餘輝映照着村莊，歸牧的牛羊湧進村巷中。老人惦念着去放牧的孫兒，拄着拐杖在柴門外望他歸來。在野雞的叫聲裡，小麥已經抽穗，蠶即将吐絲。陸續荷鋤歸來的村民彼此打着招呼，說着家常。此情此景，讓詩人惆怅之餘不禁吟起《詩經》中的“式微，式微，胡不歸？”事實上，史籍中所記載的唐代村莊，從一首我們都熟知的唐詩中就能得到印證，那便是孟浩然的《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唐朝廣泛的中外交流，待到唐中後期，皇家或民間的園圃中開始出現大量的動植物舶來品，其中就包括來自西域的葡萄和水仙，以及來自南方的菩提樹和蓮花。專門研究唐朝舶來品的西方漢學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中還提到了七世紀康國（撒馬爾罕）向唐朝進貢的“金桃”，根據書中的說法，這種将桃樹枝條嫁接在柿子樹上的生産技術，連柳宗元筆下的“郭橐駝”都知曉一二。

在師永濤看來，遠離喧嚣、戰亂的平和田園生活是唐朝人一種心靈的信仰，唐人因此寫下大量的田園詩，來表達他們對于田園的眷戀。事實上，即便是在嘈雜如今日的21世紀，許多人依舊懷有歸園田居的夢想。中國人對于田園、小舟、流水和農人的情感眷戀，一方面是由于我們是一個有着數千年農業傳統的國家；另一方面，田園安放着一種浸透心靈的靜。這種滲透到骨子裡的文化基因，來源于對安定生活的向往，更來源于人們對自由的渴望。

到了文人那裡，這份向往和渴望便化作讀書山林式的“歸園田居”生活了。唐代著名山水田園詩人孟浩然就一生讀書、生活于山林之中。《詩映大唐春》中提到，孟家位于襄陽城外，其宅園叫澗南園。詩人在《澗南園即事贻皎上人》這首詩中，就非常自得地留下這樣幾句話：“弊廬在郭外，素業唯田園。左右林野曠，不聞城市喧。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至于孟浩然為什麼選擇襄陽定居，自有一番道理。據《後漢書》記載，襄陽城外的鹿門山是東漢後期著名隐士龐德公的栖隐之所，詩人在《登鹿門山懷古》中寫道“昔聞龐德公，采藥遂不返”，便是再好不過的證明。一生讀書山林、從未踏足官場的孟浩然，與東晉末年“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何等相像。這份風流倜傥和灑脫不羁就連李白都豔羨不已。除了我們所熟知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李白還寫過一首《贈孟浩然》的詩，詩中道：“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顔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對這位比他大十餘歲的朋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農業的富足，不僅是唐人向往的田園生活的根本，也是唐朝全盛的物質基礎。如果沒有大量的糧食作為國本，唐代的軍隊進取、詩歌天下、文藝複興以及手工業的繁榮都不可能出現。

唐代三百年的國運與農業息息相關。為了維系這一國本，在唐前期的130多年間，全國興修水利工程達160多項，加之筒車、曲轅犁等灌溉、耕作“利器”的發明，中原地區的糧食産量大幅增加。待到唐玄宗在位的天寶年間，僅粟米一項的全年繳納量就達到740餘萬石。朝廷将隋朝建在洛陽的含嘉倉重新建設，将長安以東的糧食全部存放于此，再逐步向長安的太倉轉運。天寶八年，全國主要糧倉的儲糧總數為1266萬石，其中含嘉倉儲糧583萬石，成為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糧倉”。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盛唐時期的農業富足，從杜甫的《憶昔》一詩中可見一斑。但此後，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嶺。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九，安祿山起兵後一路直奔洛陽，或許就因為那裡存着帝國一半的糧食。史書不曾記載含嘉倉的糧食唐人是怎麼處理的，但《唐人時代》分析認為，它們應該落入了安祿山之手，否則安史之亂不可能維持八年之久。

在農業社會裡，糧食是生命的本源。史學家常說安史之亂消耗掉了唐帝國的“元氣”，這種“元氣”如果實物化，那便是糧食。

婚嫁

新郎高聲朗讀催妝詩，催促新娘出門完婚，或許是今天“堵門”習俗的前身。大唐詩歌之盛，生活之雅，從“催妝以詩”中就可見一斑

“臨川八大家”之一的楊志堅曾寫下一首《送妻》詩，以此結束自己不幸的婚姻。詩中寫道：“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钗任意撩新鬓，明鏡從他别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意思是說自己癡迷讀書，有所成時已兩鬓斑白，之所以貧寒，隻因年輕時沒有求取功名，希望以“資而不充”向他索要休書的妻子能念及舊情，如若去意已決，今後兩人便隻能形同陌路。

這場離婚官司的結局是，時任刺史的顔真卿認為這個女子嫌貧愛富，“侮辱鄉闾，傷風敗俗”，雖然準其改嫁，但判處二十大闆。今人普遍認知的“唐代對于婚姻和女性持有的開放态度”在這一事中便有所體現，不過這種開放在中國曆史上不過昙花一現，唐以後，“節婦烈女”的觀念開始大行其道。

唐人在婚禮禮儀上是按照《禮記》第四十四篇《昏義》來進行的。之所以叫《昏義》，是因為古人都是在傍晚黃昏時分舉行婚禮，“婚姻”的“婚”字就來源于此。不過今天，大概隻有南方地區依舊延續着“昏義”的傳統，大多數北方人都将婚宴安排在了正午。由此可見，晚上辦婚禮并不存在什麼“不太好”的說法，而是漢人婚嫁習俗的正統。

結婚當天，有官身的人家，新郎可以假借穿父親有品級的官服；老百姓結婚，新郎可以假借穿绛色公服，也就是九品官員的暗紅色官服。後世将新郎叫做“新郎官”，就是源自新郎在成婚之日可以假借官服來穿。新娘的禮服也有規格可循，其中老百姓家的新娘穿的是青色的大袖連裳。可以想見唐代的婚禮，男着紅，女着綠，我們現在所說的“男紅女綠”應當與之也有關系。

迎親的隊伍到了新娘家後，唐代的娘家人也要為難一下新郎，喚之“催妝”——新郎或者伴郎要高聲朗讀催妝詩，催促新娘出門乘車，去新郎家完婚——這或許是今天“堵門”習俗的前身。《全唐詩》裡收錄了許多催妝詩，例如中唐詩人陸暢身為伴郎，在唐順宗女兒雲安公主出嫁時吟誦的“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曉霞”。催妝以詩，大唐詩歌之盛，生活之雅，可見一斑。《全唐詩》裡還有一首催妝詩這樣寫道：“昔年将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為秦晉會，早教鸾鳳下妝樓。”說的是一個叫盧儲的進士在向大臣李翺行卷時，文章恰巧被李翺的女兒瞧見。後者遂心生仰慕，而那盧儲不但當上了朝中大臣的女婿，還在次年狀頭及第。所謂的“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非此莫屬。

在唐代的“六禮”中，“納征”演變為“送彩禮”一直延續至今。值得玩味的是，唐人“納征”也和今天一樣，存在索要天價彩禮的陋習，其中以士族嫁女尤甚。太宗李世民就特别瞧不起那些士大夫，稱其“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财，以多為貴”，如同商賈做生意一般。為了遏制士族嫁女廣索聘财的陋習，高宗李治不得不下诏書強行規定士族彩禮的額度。

婚鬧陋習在唐代同樣普遍。唐代筆記小說《酉陽雜俎》裡就記錄了一起“鬧洞房”導緻的人命官司，說的是在甲的婚禮上，乙、丙二人聯合起來捉弄甲，将其塞進一個櫃子，笑稱關押囚犯，甲因此窒息而死。乙、丙二人被判了鬼薪之刑，即給地方寺廟砍柴三年，作祭祀鬼神之用。

門閥士族同樣為唐代的婚嫁陋習“貢獻”了一己之力。那些發源于東漢的門閥士族，直到唐後期依然固守傳統的家門風教，在婚姻上自矜高貴，隻和與自己有着同樣顯赫家世的望族通婚，甚至連皇族都不屑一顧。開成年間，唐文宗想給憲宗的兩位女兒各找一個士族下嫁，後者推三阻四，文宗因此悲憤道：“民間脩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唐之後，延續了800年的門閥士族正式退出曆史舞台，而“門當戶對”的婚嫁觀念卻一直留存至今。

既然門第觀念普遍存在于唐代各階層人士的心中，那麼文人在詩文中表現這些觀念也就是不足為奇了。在尚永亮看來，唐朝仕途由婚姻所起的作用就在于裙帶之風，在于當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風氣。這一點在我們所熟知的《西廂記》中就有所體現。

《西廂記》的前身是唐代元稹所著的傳奇小說《莺莺傳》，小說中的男主角張生，據說就是元稹的化身。而他之所以舍棄發妻，另選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女兒韋叢為妻，就是因為韋家對元稹的仕途升進更為有利。當時民間流傳着“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說法，元稹在《夢遊春七十韻》中所寫的“高松女蘿附”，就是意謂自己像一根藤蔓那樣攀上了韋家那棵高松。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韋門“甲第漲清池，鳴驺引朱辂。廣榭舞萎蕤，長筵賓雜厝”。勢大如此，也難怪元稹會棄莺莺而攀韋門了。

作者：陸纾文

編輯：王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