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時任直隸總督的馮英廉第一次見到18歲的和珅，給出了“相貌白杳而英俊，少有大志，他日前途不可估量”的至高評價，并将自己的孫女馮霁雯嫁給了這個寒酸的窮學生。馮英廉的眼光沒有錯，他對和珅的前途發展也一語成谶，僅在數年以後，他便發展成為讓時任朝廷宰輔于敏中都感覺無奈的朝廷大佬，“善測上意，寵冠諸臣”。

在乾隆皇帝的特殊恩寵下，和珅于仕途的發展一發不可收拾，迅速跻身權力中樞，并在于敏中病逝、阿桂遠離京城之際，成為了事實上的内閣首輔、領班軍機大臣。巅峰時期的和珅“挾百官于朝廷，代天子發号令”；嘉慶二年，老臣阿桂病逝，和珅正式成為“朝廷一把手”，權勢一度淩駕于嘉慶皇帝之上，時人稱之為“二皇帝”，自清初多爾衮以來，一人而已！

那麼，和珅究竟經曆了何等官職升遷，才能一步步爬上權力之巅？

為方便大家理解，我們将和珅曆任的官職對照于現今職務級别，揭開一代權臣和珅的升遷之路。

對于和珅的早期仕途升遷，《清史稿·和珅傳》有着較為明确的記載：乾隆三十七年，三等侍衛（正五品）；乾隆三十八年，布庫管庫大臣；乾隆四十年，禦前侍衛兼任副都統（正二品）。短短3年，和珅就從正廳級（減）爬到了副國級。

乾隆四十一年，和珅迎來自己仕途生涯中最為關鍵的一年，正月，出任戶部右侍郎（财政部副部長兼國務委員）；三月，擔任軍機大臣（成為政治局委員）；四月，兼任總管内務府大臣（中央辦公廳主任）；十一月，賞一品朝冠（享受正國級待遇）；十二月，賞紫禁城騎馬。

乾隆四十二年，兼任吏部侍郎（組織部副部長兼國務委員）、九門提督（北京衛戍區司令、北京公安局長）；乾隆四十四年，于禦前大臣上學習行走，成為重點培養重臣苗子。乾隆四十五年，升任禦前大臣兼都統；乾隆四十六年，署理兵部尚書（代理國防部長）兼領太子太保銜（政協副主席）、理藩院尚書（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乾隆四十七年，兼任國史館正總裁，掌握了朝廷喉舌。

乾隆四十九年，升任協辦大學士兼任吏部尚書并管理戶部事務，自此，直到嘉慶二年，和珅一直以大學士的身份監管着吏部和戶部，掌握着朝廷的人事和财政大權。此時，和珅已經成為朝廷四大黨羽勢力中最具權勢的“貪官派”領袖，如日中天、權傾朝野。

乾隆五十一年，和珅升任文華殿大學士兼任吏部、戶部尚書，并實際領班軍機處，成為朝廷實際上的一把手。

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的具體權力進一步擴大，任殿試讀卷官，充教習庶吉士，将朝廷的儲備幹部牢牢掌控于手中。乾隆五十七年，和珅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成為天下仕子的領袖人物；乾隆五十八年，監管太醫院、禦藥房，再加上其監管的内務府，和珅幾乎成為皇室内部事務的總負責人。

也就是說，在乾隆朝時期，和珅以“朝廷宰輔”的身份，掌握着朝廷的行政、軍事、财政、外交、人事、教育以及皇室内部事務等具體權力。大清國是乾隆皇帝的，但朝廷屬于和珅。

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皇帝做出了禅位于皇十五子永琰的決定，以明年為嘉慶元年，自己則升級成為太上皇。但是，乾隆皇帝的禅位隻是名義上的，讓位不讓權，嘉慶皇帝甚至最最基本的人事權力都沒有，萬事以太上皇的旨意為準。

乾隆皇帝的禅位并未給和珅帶有權力上的負面影響，反而在之前的基礎上增加了對刑部的監管，讓其又成為了最高司法衙門的實際負責人。嘉慶二年十月，時任内閣首輔、領班軍機大臣阿桂病逝，和珅順理成章的頂替了阿桂的位置，成為内閣首席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成為僅次于乾隆太上皇，甚至高于嘉慶皇帝的“二皇帝”。嘉慶三年，和珅被晉封一等公爵。自此，清朝大臣的品秩頂點、官職頂點、爵位頂點，和珅全部達到了。

更重要的是，20餘年來，曆任顯要官職的和珅利用手中權力瘋狂斂财、精準投資，聚攏的财富相當于大清國二十年财政收入總和的一半。對于和珅的所作所為，蕭一山先生曾經有過較為客觀的評價——“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斫喪于和珅一人之手矣”。

就此來看，乾隆皇帝對于和珅的恩寵和倚重并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數十個顯要官職、實權官職能予以明确證明的所在。能被乾隆皇帝如此信任，和珅肯定有着非同尋常的才能和心機，隻是其“為官後威福由己，貪婪日甚”，甚至不将嘉慶皇帝放在眼中，也難怪嘉慶皇帝會将這樣一個綜合人才當成樹立權威、震懾朝臣的犧牲品。

有人認為嘉慶皇帝扳倒和珅是一件最大的錯誤，但就當時的朝局環境、君臣關系而言，嘉慶皇帝如果不及時将和珅扳倒，天下人“隻知和珅、不知嘉慶”的尴尬局面還不知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嘉慶皇帝也就永遠成不了唯我獨尊的君主，清朝的曆史恐怕也會就此改寫。

所以，不管和珅再有才華，再是後世于職場、官場生存的教科書，他也是中國曆史上“貪官污吏”的代表性人物，也應該被嘉慶皇帝毫不留情的予以清算，也是應該釘在曆史恥辱柱上的負面人物。“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為官一屆、振興一方”才是官員該有的模樣，才是值得後世敬仰、紀念、學習的楷模。

參考文獻：《清史稿·和珅傳》、《清實錄·高宗實錄》、《嘯亭雜錄》、《和珅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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