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飛機小男孩17年後怎樣?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傑 實習生 陳詩雨 李夢雅,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扒飛機小男孩17年後怎樣?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扒飛機小男孩17年後怎樣
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傑 實習生 陳詩雨 李夢雅
32歲的梁攀龍依舊寡言,一如14歲時面對圍滿周遭的記者。
當年記者的到來,是因梁攀龍的一次離家出走。急于掙脫父母、學校,他從湖南懷化老家扒上火車,去到昆明。被警察送往昆明市救助管理站後,他和站内認識的男孩束清再度逃離。
傍晚,兩人藏在途經的昆明機場中過夜,清晨醒來,一架飛機立于眼前,感到新奇的他們踩着輪胎,爬進起降艙玩耍。
餘下幾分鐘,飛機突然加速、起飛,梁攀龍本能地抓住艙内一截金屬杆,并肩的束清什麼都沒抓住,成了一道灰影,一閃而過。2004年11月11日8點12分,他被發現墜亡在跑道上,91分鐘後,蜷縮在艙内的梁攀龍亦被發現。
“如果沒遇到我,肯定人家也不會是那種結果。”7月3日,在燥熱的重慶,梁攀龍在他的寵物店裡接受了采訪。提及舊事,語氣少有起伏。他忙着給寵物推毛,眼神遊移在一茬茬未理的毛發中,問幾句,他才淡漠接上一句。多數時刻,對話因風幹機的轟鳴中斷,回憶也像戛然空白。
當初留着寸頭、戴眼鏡的那個秀氣男孩而今高了不少,18年已過,他身闆仍然瘦削,染燙後的黃色卷發耷在泛白的臉上,眼神蘊着疏離,又有些決絕的意味。
在梁攀龍父母眼中,他始終把各種事悶在心底,也未改“叛逆”:扒機事件後,大學辍學、輾轉各地打工、閃婚……如今他已離婚,5歲女兒由父母幫他帶着。
幾乎每天,梁攀龍都在店裡工作12小時以上,點相同的漢堡外賣,抽掉一整包煙。相比店租、房貸、女兒學費開銷,過往的叛逆似乎已在忙碌中“模糊”,隻是時不時的,一些朋友刷到“扒機”回顧視頻,會問他:
“這個人是你嗎?”
逃離
扒機前,梁攀龍已多次離家出走。
“(他)開始出現異常是打《傳奇》,打打打,一天到晚都不想回家。”按照梁攀龍母親左君的回憶,兒子上五年級時,嫌家裡早飯難吃,每天要5塊錢到外邊吃,結果全用去打遊戲了。那時她常半夜查房,提防兒子又跑網吧。
少年的梁攀龍和母親左君。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傑 翻拍
那時的網吧,不管來者是否成年,給錢就讓進。學生享半價,通宵隻要5塊,還能欠賬。左君和丈夫因此“被兩個兒整慘了”,兩個兒子都愛打遊戲,尤其梁攀龍能在網吧連泡三四天,有時還是哥哥在QQ上留言才找到人。找不到時,夫妻倆停下手頭事,跑遍懷化的網吧,偶爾有路人幫忙指個方向,“心裡都很感激。”
左君坦言,兒子“失蹤”多了,她和丈夫實在氣不過時,也會動手,“但下手都有分寸”;她還曾在校方要求下陪讀,“冬天很冷,老師硬讓我去把他守着。他們在教室裡,我在門口守他。”
守到2004年3月末,梁攀龍扒火車跑了。
平日上下學,火車就在眼前穿梭而過。他家就在湖南懷化鐵路總公司生活區,緊鄰火車貨場,時有列車停靠裝卸貨物。第一次扒車時,梁攀龍不知道目的地,也無所謂,車拉到哪,就在哪兒下,他躲在裝煤的車廂裡,餓了,直接摘沿途種的蔬菜水果吃,最終抵達張家界,他“玩”了幾天,再扒車回家。
“很落魄”,左君回憶,兒子回到家,一身髒兮兮,衣服都黑了,但她不敢打不敢罵,怕他又跑了,趕緊給他洗澡、做飯。那時他倒是會領情,會講講沿途碰着哪個好心人給他飯吃,但就是不說為什麼要跑,左君試過和他談心,問家裡哪裡對他不好?“他說沒有,對他好。”
不到半年,梁攀龍再度扒車,去了貴陽。路上他拖鞋掉了,打着光腳在路邊休息,結果被一輛三輪車撞傷,所幸路人及時報警。那次,警方及貴陽、懷化兩地報社花了一周才聯系到左君——梁攀龍始終不肯向警方交代父母電話。
左君記得,從交警那裡接回兒子時,對方說了句:這孩子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強,要好好管教。
但從貴陽回來,升到初一,梁攀龍的網瘾未減。老版《傳奇》滿級60級,他打到40多級。光是因為逃課打遊戲給老師寫的保證書,就有厚厚一疊,據《潇湘晨報》往期報道,其中一份保證書寫着:“其實我也不想這樣,但是就是實在控制不住。”
當時,《潇湘晨報》記者也走訪了梁攀龍就讀的懷化五中。他初一的班主任蘇平芝說,梁攀龍擅長畫畫,是班上的宣傳委員。和同學處得也很好,“他是一個很自信的孩子,上了一段時間課,我發現他膽子大,發言積極,總想表現自己,愛出風頭。”但蘇平芝完全想不到,他有天會“扒”上飛機。
“(父母)他們沒辦法管住我”,梁攀龍坦言,那時他就是厭學,覺得校園生活單調無趣,隻要不在學校,不被人管,在哪都行,“出去也覺得挺開心的。”
2004年11月5日,他扒車去了昆明。正是那時,他在救助站碰到束清,一個和他同齡,看着幹幹淨淨,身高1米5不到的男孩,他向束清提議逃跑,中午打籃球時,兩人趁着工作人員照顧幾名心智障礙兒童的間隙,悄悄離站。
束清是因家庭破碎而流浪。據《都市時報》往期報道,束清老家在雲南祿豐市,父母早年離婚,母親夏會芬一人種地供他與哥哥讀書,但他6年級就已辍學,之後因與父親發生争吵、被打了一頓後負氣出走,碰到梁攀龍時,他與家人已經失聯一年多,期間一直在外流浪。
逃出救助站後,兩人也分享過彼此的家庭過往,期間,他們漫無目的走着,11月10日傍晚,兩人經過昆明機場,天有些冷了,他們鑽過候機樓的圍牆,藏在停機坪茂盛的草叢中過夜。
梁攀龍不知道,近千公裡之外,左君在每晚睡前,都會把爐子裡的煤加滿,想着萬一兒子半夜回家,好給他燒水洗澡;他更不知道,命運即将襲來最為殘酷的一幕。
事發前,梁攀龍與束清所藏匿的飛機。重慶晚報記者 史宗偉 圖
扒機
“到現在我都不太清楚為什麼當時我沒掉下去。”梁攀龍回憶,飛機啟動瞬間,他懵了,飛機開得很快,起降艙離地面又高,他根本不敢跳。等升空,他隻覺身旁閃了下,“(束清)人就消失了”,回過神,艙口外一片空茫,自己正緊抓着艙内的金屬杆。
随着起降艙封閉,他被輪胎架卡着,有些動彈不得,之後飛機持續升空,他熱得無法忍受,脫掉了外套。事實上,這種“熱”,很大程度上是人在溫度驟降時,體溫調節中樞出現的“感知麻痹”,在飛機平穩飛行的平流層,溫度雖然會随着高度增加而升高,但基本在零下數十攝氏度。
在高寒和低氧中,“扒機”者很難挺過惡劣的空中環境。據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數據,自1947年以來,截至2021年2月,全球共有129人躲藏在飛機上進行偷渡,其中有100人(約占78%)死亡。
好在梁攀龍乘坐的這趟昆明飛往重慶的航班,時長僅一小時左右,在艙内劇烈的轟鳴聲中,被卡在艙内、屁股坐到輪子上的他,扛過了萬米高空的低溫、低氧、低壓。
但在飛機即将落地時,驚險重演。随着起降艙再次打開,他的身體随起落架緩緩下墜,仿佛“懸”在半空中,他記得,當時身旁的雲很漂亮,但風很大、很冷,他快受不住了,沿着輪胎上的金屬架往上爬,單薄的身闆最終在求生本能下,重回艙内。
“凍僵了”,梁攀龍回憶,自己隻能在艙内躺着,很快,飛機落地後,一名機場工作人員根據他那件挂在輪胎架上的衣服發現了他,将他擡了下來。當晚,在昆明機場領導緊急要求下,梁攀龍再次坐飛機返回昆明,隔天在警方陪同下還原事發經過。
此後兩天,兩少年扒機、一死一傷的昆明機場“11.11”事件火速發酵,轟動全國,昆明機場于11月13日召開媒體發布會,坦承對此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該機場副總經理王進勝當時表示,飛機8點10分起飛,12分發現束清墜亡後,并未想過還有其他人在飛機危險部位。而在機場着手清理現場、通報機場指揮中心、召開緊急會議時,飛機已将于9點10分落地重慶機場,“想采取緊急措施也來不及了。”
他同時解釋,針對波音飛機,機場會在起飛前檢測起降艙,但梁攀龍乘坐的空客機型則沒有專設該檢測程序。據《都市時報》往期報道,束清母親夏會芬曾打算起訴昆明機場,要求賠償20萬元,經過協商,昆明機場一次性補償火化喪葬費、精神損失費等共7萬元。束清家屬一方和機場方均放棄追究對方法律責任的權利。
期間,梁攀龍也參與過記者發布會,他話不多,像擠牙膏般,問一句答一句,他表示,是束清先爬進艙的,兩人玩了會兒,他提議下來。但束清還想玩,結果起飛了,“我看到他掉下去,我知道這意味着什麼,但當時我一點都不害怕,我想要是我也掉下去了,那就算是我倒黴,我不怕死!”
梁攀龍(右)在記者會上。重慶晚報記者 史宗偉 圖
如今被問及是否有提議讓束清下艙,梁攀龍稱:“整個過程就幾分鐘,沒有說這些。”他坦言,那時他對死亡的概念是模糊的,扒機的事被問得多了,才慢慢意識到嚴重性。左君說,去昆明機場接兒子時,她能感受到他對所犯錯誤“非常難受”,但他不願對此袒露心聲。
梁攀龍一家離開昆明後,他們與束清家人再未聯系。雲南祿豐市金山鎮官場居委會一工作人員表示,夏會芬目前在當地一蔬菜大棚基地打工,常忙活到晚上,“日子過得還是挺苦的”。澎湃新聞記者通過其親友聯系夏會芬,截至發稿,暫未收到回複。
傷痕
對梁攀龍一家而言,扒機後的生活“重建”并不容易。
首先是反複糾纏的高空後遺症。回到學校後,同學一吵鬧,梁攀龍的耳朵裡就會“嗡嗡”作響,他的耳朵不時灌膿、耳鳴;腦袋發脹,好像下一秒人就要倒下。難以投入學習的他,作業經常出錯。左君說,打針、吃藥一段時間後,他的症狀反而有加重之勢。耳朵一痛,眼睛也痛,晚上腿還抽筋。
2005年1月,一家人進京求醫,檢查顯示,梁攀龍右耳耳膜内陷,左耳耳膜穿孔,他被診斷為航空性中耳炎和聽力受損。此後将近一年,一家人輾轉湖南、雲南等地就醫,後遺症才逐漸消失。
梁攀龍在北京診療中耳炎。都市時報記者 羅立高 圖
心裡的傷痕似乎更難痊愈。
此前在新聞發布會上,梁攀龍說,從他記事起,父母關系就不好,他感受不到家的溫暖,升初一後父母離婚,除了給書雜費,對他不管不問,他經常挨餓,“我死都不願意回家。”
據《重慶晚報》往期報道,被接回家後,梁攀龍才向記者承認,記者會上,他由于過度驚恐,怕受到處罰,編造了許多事,其中離婚事件是根據一朋友故事編造,自己也跟父母道歉了。
但想起那些話,“我們的心像刀割一樣”,左君說。
左君與丈夫梁開勝都是四川人,1991年,左君父親作為鐵道工人,被分配到懷化工作,左君夫妻帶着兩個兒子也跟了過去。一家四口租了間柴房改成的木棚屋,兩張床勉強擠在一起。那時,全家收入僅靠梁開勝一人維持,他打零工、給人修房子、或是在鐵路公司幫忙架線。等孩子大些了,他獨自前往佛山南海一家陶瓷廠打工,每月工資一千出頭。
盡管家裡并不寬裕,他們未曾在孩子讀書上懈怠。左君說,梁攀龍自小喜歡畫畫,也有天賦,她就給他報了美術班,每月學費要一百;哥哥在長沙讀體校,一年開銷将近一萬。梁開勝在南海緊衣縮食,每月開銷控制在一百元内,有次他生日,隻給自己買了瓶礦泉水慶祝。
但像梁攀龍喜歡寵物,家裡絕不吝啬,買的斑點狗養到五六十斤,被人偷了,梁開勝專門坐火車帶了條薩摩回去,鹦鹉、八哥、兔子,也買了不少。
“我們還是盡力了的,我們文化程度(小學)也就那樣,他說什麼都相信他。”左君記得,兒子出走昆明前天晚上,還給他爸打了個電話,說現在學畫畫要浪費好多東西,爸爸打工好辛苦。那時她還很感動,沒成想,轉眼他就失蹤了,再看到消息,媒體鋪天蓋地報道他的“家庭不幸”。
“他什麼事都悶在心裡”,左君說,兒子其實很少和她提起那些謊言,也沒解釋。她的困惑也在加深,她覺得,自己越來越不了解兒子了。但隻要他能回家,“我們就覺得開心。”
而在梁攀龍結束治療,重回學校後,他沒再打遊戲了,“沒什麼興趣了。”他沒留級,跟着同學直接讀初二,他記得,那時突然對學習來勁,想考好點,熱衷買教輔刷題,常熬到淩晨3點,“做兩道題,覺得時間很快。”
梁攀龍說,那時,他與束清相識、再到他墜亡的記憶,總在腦中回放,他自責認識了束清,導緻他的死亡。他也覺得愧對束清的母親,想着以後掙到錢了,能去看望一下。
這些想法,他很少與别人提及。至于記憶給他帶來的其他影響,他不願再提,隻說到高中後,那些片段“越來越模糊了”。
高一,梁攀龍的厭學情緒複燃,直接退學,“可能單純覺得沒意思。我這種性格想到什麼是什麼,反正先不讀了,然後再看。就性格很不好嘛。”
後經重慶晚報一名記者牽線,他轉入重慶工藝美術學校。在新學校,他和同學話題依舊不多,埋頭幹自己的事,“在同學看來我比較孤僻。我也不會去在意别人。”
但他補充說,自己和老師、同學關系還行。大學考到四川美術學院後,他還被選舉為團支書。專業課成績優秀的他,還會幫老師指導同學。在左君眼中,兒子也有活潑的另一面,“其實很會結交朋友。”
隻是大一後,梁攀龍成績開始下降,有的老師他不喜歡,幹脆不去上課,補考、重修也不去,“直接挂掉。”他回憶,到了大三,他總覺得當初選的藝術教育專業沒啥前景,有時和舍友讨論,其他人也有同感,說算了不讀了,“我說我明天走,然後我就走了,他們沒走”,大三沒讀完,梁攀龍直接離校了。
那時輔導員讓他回去,室友建議他先辦休學,左君和丈夫專程跑去學校求情,他們想,讀了十幾年書,至少得把畢業證拿了,但梁攀龍連學校電話也不接,拖到最後,他被開除了。
至今,左君仍留着兒子初中以來畫的素描習作,7月1日,她向記者展示時,抱下櫃子中的一摞,小心地在地闆上一張張排開,“唉,可惜了,沒把這些東西弄弄好,半途而廢”,她說兒子仍留着畫具,顔料,想着有空畫一畫,但她清楚,哪有時間了呢?
這天傍晚,左君和丈夫去寵物店裡看望兒子,彼此都有些相對無言,說了幾句,梁攀龍又忙工作去了,在吹風機的轟鳴中,她與丈夫站在一旁看着兒子,像有話想說,但還是離開了。
7月1日,左君和孫女在整理梁攀龍的繪畫習作。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傑 圖
出路
很多事,梁攀龍覺得父母文化有限,給不了什麼建議,他“想做就去做了”,但在左君眼中,他是“我行我素,不顧後果”。
辍學後,梁攀龍的出路看起來波折不斷。
早在讀書時,他就迫切想要經濟獨立。高中時,理科拿手的他通過網上聯系,跑去深圳做家教;自己租房開過繪畫班;大學則跑各種兼職,還買過一段時間。他不愛和家裡拿錢,掙的錢全用作日常支出和購買繪畫材料。
正式工作了,梁攀龍卻随性得多,辍學後他曾在藝考機構做老師,因為看不慣一些灰色地帶選擇退出。梁攀龍女友張倩記得,他還在一所中學做過近3年美術老師,主動辭職了。
“本來畫畫也是自己愛好,工作的話就不想幹了”,梁攀龍說,他從小喜歡寵物,幹脆去寵物醫院上班,但因為醫院會養一些狗,專門用來給其他狗輸血。他覺得太殘忍,就不幹了。緊接着,他去寵物店實習,呆了一個月又走了,原因很簡單:老闆話太多了。
2016年,梁攀龍自己開了家寵物店,很快适應這個不用打卡、也“不用怎麼和人說話”的工作。寵物店供貨商趙江回憶,那年他去了好幾次店裡,想談合作,梁攀龍都說老闆不在,後來他還是從其他店員口中得知真相,“他比較内向,熟了還好,話還蠻多的”。
因為收費普遍比同行低個二三十塊,梁攀龍店裡生意一向不錯,有時忙到半夜。平時晚上9點下班,他會去母校川美逛下,那是他少有的放松機會,他同學都畢業了,路上幾乎沒人認識他。不過在開了分店後,他很少回校了。
“讀書還是有用的,那時不懂事,太叛逆”,梁攀龍輕輕地歎了聲,同時盯着手底的一隻貓,不緊不慢地給它剪着指甲。
2016年,梁攀龍(右一)與家人合照。受訪者 供圖
而如果不是一場短暫婚姻,梁攀龍或許不會中斷寵物店工作。2018年10月,維持了2年的婚姻破裂後,他将兩家店全部轉手。
趙江說,梁攀龍結婚後,妻子沒上班,開銷也大,等到兩人離婚,“(他)拿了3000塊錢就走了。”
提及這場婚姻,左君接連歎氣。2015年,梁攀龍與前妻在寵物店認識,交往不久就想結婚,左君沒同意,“他都知道不能和她白頭偕老”,但始終放不下。隔年,兩人意外有了孩子,還是結婚了。左君夫婦倆則用積蓄給他付了重慶一套婚房的首付。
孫女剛出生兩個多月,多是左君和丈夫在帶。左君說,女方不做家務,多是打麻将,玩手機,花錢挑貴的買,“反正不存錢”,讓她在寵物店幫忙收銀,“(她)說不得行。”
左君、梁攀龍與他女兒外出遊玩。受訪者 供圖
生活矛盾難以調和,兩人最終離婚,女兒由梁攀龍撫養,那時他沒跟左君商量,直接賣掉婚房,将首付還給了她,此後,他将女兒交由父母帶着,自己開啟了“遷徙”式打工。去新疆幫朋友開寵物店、去昆明承包工地鋼架出租、去廣州幹物流……
提到離婚後的這一系列抉擇,梁攀龍不願展開回憶,多是一語帶過,仿佛一切皆是理所當然。
梁攀龍在全國各地“漂泊”期間,左君很少收到他的消息,打電話過去也很少接,左君覺得,兒子不接電話是因為“混得不好,不好意思”。像他在昆明被騙了好幾萬工程款、乃至做物流一直被拖欠工資,左君都是事後得知,就算他已經山窮水盡了,也不會向家人開口要錢。
“都希望給家裡面說好消息”,梁攀龍說,碰着什麼緊急事,他隻和朋友求助,對朋友也會慷慨相助。在昆明被騙後兜裡隻剩3萬元,“朋友找我借,我就全部借給他。到現在都沒還我錢,把我拉黑了。”
2019年,兜兜轉轉,梁攀龍又跟朋友借了錢,開回寵物店。
多數時間,他獨自在店裡忙活。生意受疫情影響,他沒再雇人。隻是他的工作量未減,店從早9點開到晚9點,老顧客斷斷續續來,4個臨時關寵物的籠子空了又滿、滿了又空,嗆喉的動物體味則始終浮在店裡,空調都吹不散。梁攀龍早已習慣,專注給一隻隻貓狗洗澡、剪毛,休息間隙抽支煙,順便回下手機消息。
梁攀龍的女友張倩,勸過他換工作,她覺得現在寵物店競争太大,店裡每月租金要6000元,兩人還一起供了套房,每月也要好幾千房貸。隻是,勸說沒用,“你多說兩句,他又不說話。”張倩大他5歲,也帶着個小孩,機電設備銷售的她工作也忙,很多事都随着他了。
在梁開勝眼中,兒子的工作并不穩定,店裡旺季,流水兩三萬,扣掉成本,一個月落得七八千就不錯了,還要承擔女兒讀書、生活的各項開銷。左君記得,兒子朋友給他弄過抖音号,想借當年扒機的事迹開直播,賣狗糧,但他沒啥興趣。
“他很能吃苦。寵物店一般人受不了的”,左君坦言,她一直不希望兒子做這行:髒、累、忙,十天半月見不着一次面,常是下雨天沒啥生意,他才會回家看看女兒,要是換個早點下班的工作,至少以後能輔導女兒作業。
7月1日傍晚,梁攀龍的父母帶着女兒去店裡看他,女兒有些興奮,不時逗弄店裡的寵物,歡騰地跑着。
“有小孩了,慢慢更理解父母那一輩了。”梁攀龍說,他也想多陪陪女兒,隻是店裡飄着寵物毛發,細菌又多,他不放心女兒過來。他曾考慮轉做餐飲,但疫情期間行情不好,又作罷了。他說現在性格不像從前,不會再無所顧慮地在各地跑來跑去了。
梁攀龍給女兒過生日。受訪者 供圖
眼下,梁攀龍似乎已習慣了一直試圖逃離的“單調”。
每晚臨10點,沿街的喧嘩已歸靜默,店内的寵物基本也被接走了,他獨自掃着地上殘留的毛發,收拾垃圾、關燈,最後,熟稔地拉上卷簾門離去。
(為保護受訪者隐私,張倩為化名)
本期高級編輯 周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