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的家庭模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近年來一人戶的比例不斷上升。

一人戶又稱單人戶、單身戶。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公布《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2020年我國家庭戶中一人戶的數量達到了1.25億戶，占家庭戶的比重高達25.39%。也就是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家庭戶為一人戶。相比2010年，一人戶數量增加了6709萬戶，增長了1.15倍，一人戶占家庭戶的比重10年來提升了10.86個百分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馮文猛此前曾在采訪中表示，從曆史變遷看，中國的家庭戶規模不斷在縮小，且這種變化的趨勢近些年更加明顯。數據顯示，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每個家庭戶規模平均是4.33人，1964年上升到4.43人，1982年開始下降，平均家庭戶規模為4.41人，2000年下降到3.44人，2010年下降到3.10人，2020年則進一步下降至每戶2.62人，跌破三口之家。目前從結構看，我國當前的一人戶家庭戶主要由兩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老年單人家庭，即老年人中處于獨居狀态的家庭，另一部分就是年輕人單人家庭。

伴随着平均壽命的延長、代際價值觀的差異化以及獨身主義的興起等變化的發生，我國單人戶家庭規模和占比不斷擴大，這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不能簡單來用好或壞來定性。但對于它的比例以及上升的速度，整個社會要給予高度重視。

人口專家、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教授分析，十年來，一人戶增長較快的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年輕人的獨立意識較強，很多年輕人越來越喜歡自立門戶，獨立生活，享受單身戶的自由自在；二是現如今青年們的初婚初育年齡越拉越長，不少人将擁有獨立的生活空間作為待婚期的基礎條件。

三是因為工作單位較遠需要單身立戶。董玉整說，在大城市裡，許多年輕人就業單位離自己的原生家庭越來越遠，往往在上下班的路途上消耗大量時間，為了就業方便，不得不就近購房自立門戶，成為一人戶。

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的平均初婚年齡28.67歲，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齡24.89歲猛增了3.78歲。婚育年齡拉長，獨自居住生活的年輕人總量和比重也會更高。要麼買房居住，要麼單獨一人租房居住。

（數據來源：第一财經根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梳理）

分省份來看，2020年，廣東、四川、浙江、山東、河南一人戶數量位居前五。其中，廣東達到了1411萬戶，在全國遙遙領先，也是全國唯一一個一人戶家庭數量超過1000萬大關的省份。四川一人戶數量為883.6萬戶，浙江一人戶數量為771.38萬戶，山東一人戶數量705.6萬戶，河南一人戶數量698.5萬戶。

從一人戶占家庭戶比重來看，2020年，廣東、西藏、浙江、北京、重慶等省份位居前列。其中，廣東和西藏均以33.22%并列第一。

無論是一人戶家庭的總量還是比重，廣東均位居第一。董玉整說，廣東一人戶數量最多，主要原因就在于，廣東是經濟第一大省，也是全國常住人口第一大省，流動人口第一大省。年輕人多，自然一人戶也比較多。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20年，廣東全省常住人口增加2170.94萬人，增長20.81%，廣東增量占全國增量的30%。浙江全省常住人口中，外省流入人口（半年以上）達2962.21萬人，比2010年增加812.34萬人，年均增長3.26%。

省外人口流入第二多的浙江，單身戶的數量和比重也位居前列。浙江省統計局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浙江單身戶增加幅度迅猛，占家庭戶的比重從2000年的13.53%增加到2010年的20.36%，再提高到2020年的30.84%，比2000年增加17.31個百分點；二人戶的比重由2010年的31.56%增加到2020年的32.38%，仍是浙江省比重最高的戶規模。

浙江省統計局分析，随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婚戀觀念的改變，青年獨居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同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環境的改善也使得人們追求更多的獨立空間，傳統的大家庭觀念淡漠，這些都導緻了一人戶、二人戶比重的不斷提高。

專家：要提供政策和服務支持，創造更好的婚育環境

“獨身主義興起的時間并不長，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獨居在長時間内對自我身心和社會發展帶來的一些問題，因此，要營造有利于婚育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引導他們對婚姻、家庭、生育形成更加積極的看法，而不是結婚與生育均無所謂的态度。一個人的生活年輕時确實潇灑，沒有育兒的煩惱和負擔，可以随心所欲，但到中老年的時候，有些問題确實是一個人承受不了的。”馮文猛說。

馮文猛表示，很多人主觀上并不想選擇獨居狀态，但是客觀上由于種種原因卻處于這種狀态。要創造更好的婚育環境，一方面要提供更加完善的婚戀服務，另外一方面也要采取實實在在的措施，解決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過高的問題，通過實施針對性政策，緩解育兒無人照料、照料費用不足等生育和養育壓力。

董玉整說，一人戶越來越多，成為了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獨立群體，形成了獨特的單身經濟現象。對與單身生活相關的消費行為和産業經濟發展，都有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

董玉整認為，我們要構建青年友好型社會、青年發展型社會，就要更加關注關心青年生活，為單身青年過好單身戶生活，彰顯精氣神，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和引導，要積極發展單身經濟，讓單身經濟成為社會整體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體現時代精神的閃光點。這樣做，也是為了鼓勵和引導青年朋友們為盡早結束單身狀态做好更充分的準備，為結婚生子、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夯實基礎。

家庭戶均規模變小在農村家庭也表現明顯——

原生家庭跨越城鄉

為融入城市帶來更多挑戰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為2.62人，進一步跌破三人底線。而家庭戶均規模變小在農村家庭表現得更加明顯。除了代際更替中生育意願變化外，專家指出，其原生家庭實際在城鄉之間發生了延展，相關政策應該為新市民融入城市提供更多支持。

住在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的李蓉在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後，節假日往往都是三人一起慶祝，這是繁忙工作中難得的溫馨，也讓她時常懷念兒時和弟弟妹妹們更加熱鬧的團聚氛圍。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為2.62人，進一步跌破三人底線。許多從農村到城市定居的青年們，其原生家庭在兩地之間延展，為融入城市帶來更多課題。

在代際更替中生育意願發生變化

李蓉的老家在湖北省荊州市石首市調關鎮革家鋪村，左右鄰居都是自家的叔叔伯伯，從小在大家族氛圍中長大。1982年出生的她是家裡的大姐，後來兩個妹妹和最小的弟弟出生。

由于家中經濟條件有限且姊妹衆多，李蓉15歲時就跟着親戚到廣東虎門的家具廠打工。在廣東輾轉不同流水線務工多年後，李蓉在順德的電子廠認識了現在的丈夫，随後定居在了丈夫的老家湖南。她的兩個妹妹也循着這樣的軌迹，讀完職高後去上海或廣東打工，然後跟随丈夫分别定居在安徽合肥和廣東珠海，弟弟則是研究生畢業後定居武漢。

經曆過早期教育資源的緊張，李蓉和弟弟妹妹們成家之後，都希望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質量，而不是盲目增加生育。她說，“以前生孩子怎麼養并不看重，但現在養育比生育更重要，而且撫養壓力也明顯上升。所以，我們姊妹四個目前都隻生了一個孩子，覺得與其生得多，不如專注提高培養的質量。”李蓉同時提到，如果要生二胎，也會首先尊重女兒的意願。

對于從重“量”到重“質”的觀念變化，胡賢也深有體會。

和李蓉一樣，胡賢也是一名出生于湖北省黃石市陽新縣農村的80後，弟弟胡富比他小4歲。在深圳買房定居後，胡賢的女兒也在深圳接受教育，他說，“女兒現在學的很多知識我都沒接觸過，怕教錯也不敢教，在教育上花的心思比我們小時候複雜多了。”而這一番經曆，也讓他暫時打消了生二胎的想法，而是全力做好女兒教育的後方保障。

原生家庭跨越城鄉空間

在生育意願變化影響下，新生代農民工往往比其父輩生育孩子數量要少。而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進程則從空間上分離了原本的家庭規模，使得戶籍人數也在發生變化。随着青年們離開農村，前往城市工作或定居後，代際之間的空間分離越發明顯。

胡賢在深圳定居後不久，在外讀書多年的弟弟也考上了公務員，畢業後去往相鄰老家的鄂州市工作，戶口也随之遷往不同的城市。兄弟倆在逢年過節或放假的時候，才有時間回到老家和父母團聚。胡賢說道，“現在購房先要落戶，升學也引導落戶，原來老家的戶口本上有4個人，現在就隻剩下父母的兩頁。”

對這種原生家庭子女分散的狀态，李蓉也感觸頗深。

姐妹三個出嫁後都跟随丈夫在外省定居，早已經擁有各自小家庭的戶口本，弟弟成家之後戶口也遷往了武漢，姊妹4人分散在幾個不同的省份。

戶口分離構成了統計事實上的規模變小，但家庭觀念仍然凝聚着原本的家庭人口。對此，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董磊明指出，農村人口外出就業的流動特征，使他們的家庭規模在變小的同時，呈現出獨特的延展性。“對一個農村家庭來說，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原有的家庭會變成一個在城鄉之間延展的家庭，它跨越了城鄉之間的空間。”

而流動帶來的空間跨越，實際上也給予了家庭遷移和融合的新機會。原本土生土長于山西朔州的馬傑一家，就逐漸将家庭遷移到了山東青島。1989年出生的馬傑還有兩個姐姐，大姐跟随丈夫就業遷移定居在了青島，二姐一直在北京工作、租房生活。2017年，大姐生孩子後，馬傑的父母前往青島照顧女兒，後來就留下來幫忙帶孫子。

為了盡可能地團結原生家庭的親緣關系，馬傑索性也将工作地點選在了青島。工作三年後，他用自己的積蓄和父母的資助，終于在青島定居買房。如今，一家人的生活範圍已經完全由山西轉移到青島，不僅父母可以享受天倫之樂，姐弟三人也方便相互幫助。

融入城市的同時面臨其他壓力

盡管馬傑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原生家庭的成員們在新城市重聚，但對大多數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青年來說，更多的還是和李蓉、胡賢一樣處于各自建立小家的分隔狀态。

董磊明認為，家庭戶均規模變小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數字變化，更是在城鎮化進程中具體發生的事實。

對此他認為，影響農村家庭戶均規模的一個直接因素就是生育觀念的變化。一方面，現代社會的香火觀念已經逐漸淡化，尤其是農村的年輕人在生育态度上也更加開放；另一方面，代際關系變得更加松散，這意味着即便部分老一代人持有傳統的生育觀念，也很難影響到年輕人的生育決策。“再加上撫育成本和壓力的增加，農村青年們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

同時，董磊明也提到，家庭戶均規模的變小會使得當前的養育壓力相對輕松，但勞動者以後的社會負擔會很重，尤其是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而言更為顯著。“農民工的基本特征就是異地就業的流動性，那麼一旦老家的父母生病了，同時城市的工作生活需要處理，就需要他們跨地域贍養。”

而這也是李蓉和胡賢目前最擔心的問題，空間流動的便利性為子女解決了就業困境，也實現了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但留在老家的父母如何贍養又成為了新的難題。

對此，董磊明認為，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承擔着很大的城鄉聯結的壓力，他們既要面對小家庭在城市生活的孤獨感，又要花精力去應對類似春運的流動苦惱。“因此，在政策上給予針對性的關照就顯得非常迫切，需要有效推進教育、醫療、職業技術等公共服務更加均等化。”

李蓉也表示，盡管現在會懷念兒時大家在一起時的熱鬧，但終究要回到現實生活，努力讓家人在城市的生活更加美好。

（綜合來源：第一财經、齊魯晚報、工人日報）

來源： 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