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您剛提到王陽明在他的思想裡，有直接說到”良知”就是知善知惡的作用，那麼孟子也有提到，人有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惡之心和是非之心。如果按照王陽明思想的展開，他是如何用是非之心來統攝其它的三個心的？

第二個問題：朱熹他對“理”和“人性”非常注重，王陽明在談到“心”的問題他也非常注重個體性的問題。既然這樣，那王陽明的”良知”在他那裡是偏向于個體性還有說具有公共性層面的意義在裡面。

答：

我先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良知”在王陽明那裡我個人理解它是具有公共性的，因為如果他不是具有公共性的,你也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他有他的”良知”，即便我們每一個個人都緻”良知”，如果在這個意思上面來說，如果我們這個”良知”都非常獨特的，那實際上那就成問題了，那就我們就意味着我們無法進入社會的公共生活。緻”良知”從”良知”這個意思本身來講，每一個個人緻”良知”的最後目的，實際上恰好是使我們每一個個人能夠在這個社會的公共生活當中，更好的展示個人的本質存在。”良知”應該是具有公共性，你的”良知”和我的”良知”和他的”良知”和我們的”良知”和他們的”良知”，是一樣的。那麼每一個個人去緻”良知”，都是緻力于”良知”的自我實現，一個社會的公共體，他的公共生活還能夠呈現出崇高的道德境界。每一個個體也隻有在這個意思上面來說我們才說他實現了崇高的生命境界。所以不應該說”良知”是千差萬别，而應該說”良知”是具有公共性的。這一點實際上也是孟子開始的假設或者幹脆說從孔子開始就有的假設，孔子假設的“仁”他不能說你的“仁”和我的“仁”是不一樣的。

人是普遍的，他在這個人群當中的存在着普遍的。孟子講得更清楚，四端之心，不能說你的四端之心跟我的四端之心是不一樣的，那我們的公共交和在什麼地方呢？正因為每一個個體那裡存在的四端之心，最終顯現出來的狀态都是一緻的，所以我們才有可能進入社會的公共生活，并這個社會的公共生活當中獲得良好的存在。第一個問題:知是知非，王陽明很看重，他曾經說的一個意思，”良知”隻是一個是非之心。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他都是知道的。曾經有一個學生問王陽明：你不是說知行合一，《尚書》裡面不是說了嗎？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那不是就是指知識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王陽明回答的很清楚，”良知”自知原是容易，隻是不能緻那”良知”，這就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表明我們日常生活當中，講所謂的是是什麼？是不僅僅是對，不僅僅是正确，而且是真實真實。真實的意義上它和虛僞是相對的。在正确的意義上它和錯誤或者說是什麼是相對的，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隻是一個是非之心，善的也是是，因為它是正确的，所以我們也把它叫做善。惡的便是不是。所以在這個點王陽明很看重是非之說，我認為是正确的。按照王陽明自己的觀點:”良知”總是會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糟糕的我們的人往往不願意聽,總是想自搞一套，這才産生虛僞，這才産生僞君子，這才産生以假亂真，這才産生以錯誤的代替正确的。我們每一個人去時時的去緻那”良知”，聽從”良知”本身的這個召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對的是對，錯的那便是都錯，善的便是善，惡的就不要去做，這樣人才有可能回歸他自身的本然狀态，也就是回歸于心體之本源，在這個意思上面來說王陽明講”良知”隻是個是非之心，有他獨特的地方。當然我們按照王陽明的觀點隻講一個，比如說我們隻講”良知”隻是一個本心，它就包括了一切善惡，是非等等。我們通常不說用是非之心去統攝其他三心，他原本隻是一心，隻不過是心之本體在不同的應感狀态當中的表現而已。

問：

你前面說，你的”良知”和我的”良知”，還有大家的”良知”都是同一的。那麼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大家都是有”良知”的，那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才去說他是泯滅”良知”，他是沒有”良知”的？這裡的”良知”和王陽明說的”良知”是不是一緻的？

答：你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在問，在什麼情況下我們說一個人泯滅”良知”？很簡單，一個人他不斷地把自己的”良知”給遮蔽起來，遮蔽到像用一層層黑布去蒙它，結果原本是光明剔透之心體，被蒙成像被關在暗室一樣。那我們就說他泯滅”良知”，但是我們說她泯滅”良知”的，并不是說”良知”不存在，隻是說”良知”沒有獲得表達，沒有獲得體現，在表現的層面上面我們說她泯滅”良知”。等有一天我知道我自己泯滅良，知了那意味着什麼？那就是在瞬間”良知”顯現。我用一句這個不一定十分的恰當用來講王陽明，所謂的迷本即是悟本，無明即是法性，煩惱即是菩提。說的實際是一個道理，本原隻是一個。我們同樣應該強調，每一個人的”良知”都是光明剔透的，都是光明無限的，糟糕的隻是我們不願意按照”良知”的本人狀态去做，我們反應要一層層把它蓋起來，最後我們就會人變得越來越糟糕，用什麼被什麼東西蓋起來了？一個字“欲”，倆個字“私欲”。正因為這樣，才有“緻”良知””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