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産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共産黨曆來強調樹立世界眼光，積極學習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文明成果，并結合中國實際加以運用。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共産黨人從國外學來的科學真理。我們結合中國實際，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使之成為指導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前進的科學理論。”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亦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詩·小雅·鶴鳴》中的句子，意思是它處山中的石頭，可用來琢制美玉。詩句自然是比喻，比喻釆納他人意見對于自身道德修養的重要性。

《鶴鳴》詩共兩章，此出自《鶴鳴》的末章。其首章還有意思差不多的一句詩：“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錯”今言磨刀石，實指用以治玉的砺石。“為錯”與“攻玉”互文，可看出古代玉器的制作主要是使用砺石對璞玉進行研磨。一件美玉的制作須經過切、磋、琢、磨等四大環節在内的無數道工序才能完成，實屬來之不易，故古人亦将人的道德修養比作美玉的打造。《詩·衛風·淇澳》即如此贊美有道德的君子：“有匪（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後來的文獻稱“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也都是這樣一種比喻。

不過詩句這裡更強調的，是磨制玉器的石料來自“它山”這一層意思。它山的石頭可用來磨制玉器，他人的意見則可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修養。考慮到美玉非經它山之石的磨砺而不可成型，則人之道德修養亦非經他人的教誨而不可能取得成功。當年毛《傳》鄭《箋》解釋《鶴鳴》的旨意說，此詩是在教誨宣王訪求賢人隐士，宋儒說詩沒這麼絕對，但稱此詩是“陳善納誨之詞”，無論何說，這首詩是在提倡向他人學習，采納他人之長，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古代勵志向上的哲人們向來提倡向他人學習，汲取他人之長。孔子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張“不恥下問”，主張“見賢思齊”，他自己“入太廟，每事問”，和學生在一起，也是互相啟發，互相切磋，以成其偉大的人格。荀子在其著名的《勸學》篇中更是把學習看作是站在他人肩膀上對自己的提高，他說：“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善假于物”就是善于向他人學習，善于借用它山之石來磨砺自己。荀子認為此乃君子生成之路徑。

如果說一個人的成長與成材離不開向他人虛心請教與學習，那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就更離不開與他民族創造的各種文明進行交流與互鑒了。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其所以發展到今天并具有如此豐富多彩的文化，沒有善于使用它山之石的精神努力吸納外來優秀文化，是不可想象的。正所謂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我們中華民族早就是一個善于包容的開放的民族。

事實上，我們有充分的例證說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具有開放的傳統。我們并不封閉。在當前進行的有關我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中，我們在論證我國文明主要起源于本土的同時，也附帶考察了我國古代和其他文明相互接觸與交流的情況。學者指出，早在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就已經有源自中亞的麥類作物，黃牛、綿羊、山羊等家畜品種以及青銅冶鑄技術陸續傳入了中國。稍後，在進入文明時期的夏商周三代，又有馴馬與馬車，以及鐵器制造等技術通過新疆、甘肅、内蒙古等地傳入内地。當然，我們自己的文化也在影響着周圍一些地區的民族，我們的絲制品很早就出現在中亞的一些地區，我們的陶器及玉器的一些器型也早見于外貝加爾湖周圍的墓葬之中，我們還将所吸收的一些外來技術加以改造或改進後再反饋給周邊各個民族，如具有我國特色的青銅器和鐵器冶煉技術等。

過去，曾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地處遠東，四周有沙漠、戈壁、原始森林、世界屋脊級的高山以及大海将它與其他文明隔絕開來，難以受到外來文明的影響，以至造成中國古代社會的封閉狀态。現在看來，這種說法并不十分确切。文明的傳播以及人們對先進物質與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其實是任何自然環境都阻擋不住的，何況我國古代西北方向的自然地理環境并沒有想象中那樣的惡劣。當今學界已基本達成如下一種共識，即在漢張骞通西域以前，中西之間就早已存在着不隻一條線路的物質文化交流的通道，人們稱之為早期絲綢之路，或草原之路，或玉石之路。甚至在西南地區也存在着一條人們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的交通線路。這些，都是早期中國緻力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證據。

至于以後的專制主義王朝時期，我國大部分時間對外來文化亦是秉持着開放與包容的态度。尤其漢、唐兩朝，伴随着國力的強大與國家自信心的提高，對外開放達到了空前的高度，而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則為這種開放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史載這條路上各國商使隊伍經常是“相望于道”，各隊伍出使人員多則數百，少亦百人。西方的許多物産更是通過這條通道輸入到了中國，如葡萄、苜蓿、胡麻、大蒜、石榴、胡桃、胡蘿蔔、菠菜之類，大大豐富了我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在精神文化方面，西域的歌舞、樂器、雜技亦借助這條通道傳到内地，為我國豐富多彩的藝術增添了亮色。甚至域外的多種宗教也在這個時期傳入中國。那時的統治者，至少是多數統治者集團的成員，并未為此感到不安，反而帶頭接納，着實體現出一種大國開放的風範。隻是到了這個時期的末葉，即明中期以後，随着專制主義王朝的氣數将盡，統治階級早已失去過去的自信與進取之心，處處帶着一種防範的心理，才逐漸沒有了開放的精氣神，我們的民族與國家也逐漸淪落到受人欺侮的境地。

今天，重新富強起來的中國迎來了新時代，重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句古訓，更當汲取曆史中的經驗與教訓，不問西東地吸納各地區各民族創造的文明成果，去創造我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河北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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