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獻——孟子思想的三個方面

《孟子》七篇不隻是述仲尼之意。牟宗三先生說：“内聖一面的彰顯自孔子立仁教始，曾子、子思、孟子、《中庸》、《易傳》之傳承，即是本孔子仁教而展開者。就中以孟子為中心，其器識雖足以籠罩外王，然重點與中點以及其重大貢獻，實落在内聖之本之挺立處。”(《心體與性體上》“綜論”第4章)《孟子》的思想包含下列三個方面：

一、心性論

孟子的心性論是有開創意義的。他是在“生之謂性”之外，另開了一個新領域。孟子的新理論也不是憑空來的，是根據一個傳統來的。這個傳統是從誰開始的呢?從孔子。從孔子的哪一個概念開出了新傳統呢?孔子點出了“仁”。孔子言“仁”的境界那麼高，那是以前沒有的。沒有人講“仁”達到孔子那麼高的境界。

孟子講的“性善”是根據孔子所言“仁”講的。孔子并沒有把“仁”說成是性，因為孔子那個時候，人性問題還沒有孟子時那麼顯要。所以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第十三章)但是，孔子認為‘‘仁’’就是人心，如說顔回：“其心三月不違仁。” 孟子就在孔子的基礎上證成人性本善，由仁心說人性，心性是一，是良知良能，天生本具，而且進一步證成“盡心知性知天”(見《盡心章句上》第一章)。這就是孟子的心性論。孟子的心性論，對孔子的理論作了很好的解說和發展，形成了儒學自己的理論系統，奠定了儒家内聖之學的基礎。

一談到性，人們立即想到“食色性也”。不錯，食色是人之性，但也是其他動物之性呀。我們稍加思索，就不禁要問：這些維持形軀生存的種種欲求，就是人生的全部了嗎?人是否隻是一個較聰明的動物，永遠隻受其感性欲求驅使而不能解脫?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孟子舉了很多例子來表示義理生命和自然生命之間的沖突，由二者的沖突而彰顯出人的生命中，有超越于形軀私欲的道德心在，其核心是“每個人都有憐恤别人的心情”。孟子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

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孫醜章句上》第六章)

“乍見”、“孺子”、“将入于井”，任何人，即使是惡人，良心也會馬上呈現。這就說明．每個人天生就有良心…人性善。“心性論”是《孟子》論述的第一個重點。

孔子之前，人們對“命”與“天”已經有較深的認識，到了孔子又創立“仁”，提出“踐仁以知天”。到孟子又提出“性”，所謂“踐仁盡性以知天”。他們都有所繼承，也都有所發展。孟子還即心言性，

又盛言“心”，心之地位自孟子開始正式挺立起來。

二、修養論

“人性善”，但是否人人都會成為好人呢?理論上可能，事實上不可能。因為人除了有道德心之外，還有受感性欲求所驅使的私欲。私欲極易接受周圍不良因素的影響，從而把道德心(本心)蒙蔽。所以，為了克服私欲，恢複本心的純潔，必須加強修養。“修養論”是《孟子》中論述的第二個重點。

孔子給學者進德修業規定的總綱是：‘‘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論語·述而》第六章)人之所以為人，在仁心的覺醒。仁心雖與生俱來，但需要不斷修養。

孟子認為，修養的關鍵是使受私欲蒙蔽的本心，重新呈現出本來的光輝。這就是：“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如何去找回這丢失的本心?關鍵不在别人，而在自己。要主動自發地自己去尋求。“(人的善性)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章句上》第十五章)怎樣思?要“反求諸己”。‘‘反求諸已“就是要“自省”。自省什麼?要反省：往日的過錯産生的根源在哪裡?什麼才是我心中真正想要的?你自己會做出許多答案。要知 道，最正确的答案隻有一個。在反省過程中，如果良心出來做主 (而不是私欲做主)，你就會醒悟到，自己良心的本願是“仁”、“義”。 言孟子由此引出“仁”、“義”的概念。原來，仁義不是别的，不是外來 的，就是自己良心的本性本願。人若認清了自己，就能掌握住仁義；自己的言行，按良心的要求去做，就會合乎仁義，就是道德行為了。這叫做“自得”。“自得”就是根本的自覺，就是使仁義真正成為自己的性格。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離婁章句下》第十四章)

“自得”之後，也不是一勞永逸，還要面對環境，鍛煉自己。對内，随時警惕自己的良心是否放失；對外，要積極面對現實，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義。一個人如能這樣嚴格要求自己，就會漸漸地在人格上顯出其光輝來，這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章句下》第二章)的大丈夫氣概。

我們通常把心性論與修養論合稱為内聖之學。在這裡，孟子沒有提出格物、緻知、誠意、正心，這是孔孟思想與宋以後的程朱學派不同的地方。

三、政治文化

心性論的性善說，通過修養論得到證明。一個人既有仁心的自覺，就不能獨善其身，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第三十章)，進而通向國家、天下，通向文化傳統，擴充到“萬物皆備于我”(《盡心章句上》第四章)，擴充到“上下與天地同流”(《盡心章句上》第十三章)。這就是所謂的外王事業的開展與最後完成。

對外王事業的開展，孟子反對功利而主張仁義。《孟子》開宗明義第一章，當梁惠王問孟子：“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就為孟子

的政治理論定下了基調。主張仁義的是王政，主張功利的是霸政，王霸之分的價值标準在義利之别。孟子始終認為，政治是人文化成，而不是權力統治。梁惠王、齊宣王、兵家、縱橫家都曾顯赫當時，他們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實際隻是殺人盈野、率獸食人罷了。

孟子立身于戰國時代，首先要重建人性的尊嚴，肯定道德的價值，開發文化的理想。他在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仁政”思想。這一政治文化的外王開展，既是針對時代，同時也繼承并發揚了曆史傳統。

孟子外王理論的針對時代，一是以仁政王道責成梁惠王、齊宣王，以求一統天下，結束亂局；二是力辟楊、墨，駁斥許行，以求孔子之道大行于世。前者是政治，後者是文化，合在一起為政治文化的外王學。這是《孟子》論述的第三個重點。

孟子政治文化的理想，固然有來自人性的内在根據，但也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聖王傳統。如堯舜禅讓、大禹治水、湯武革命、文王行王道、周公兼夷狄等，這些都是行仁政的最高典範。但是，聖王傳統至周公而斷，于是孔子作《春秋》，借用《詩經》蘊涵的褒善貶惡的大義，為外王事業建立了曆史評價的标準(《離婁章句下》第二十一章)。孟子給自己定的使命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波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滕文公章句下》第九章)。

摘自幺峻洲《孟子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