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和幾位不用微信的人聊了聊，收集了他們的故事，或許并不全面，但是他們逃離微信的理由，以及如何生活的故事，或許能給你帶來一點小的啟發。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在這種個人難以相敵的系統中，你能有機會，找到讓自己愉快的表達自由。

文｜湯湯

編輯｜金匝

今年初，微信創始人張小龍披露了一組關于微信使用的數據——每天有10.9億用戶打開微信，有7.8億用戶進入朋友圈，1.2億用戶發布朋友圈。每天，有6.7億張照片、1億條短視頻被上傳到朋友圈。點開這個綠色的APP，可以在裡面完成社交、娛樂、消費等一系列日常行為。這個崛起于2011年的社交軟件，已經統治了我們絕大部分人的日常。

《人物》編輯部由此提出一個問題：那些不用微信的人，是如何度過他們的每一天呢？

一個女生在微博上分享了她不用微信的父親，我爸大概是21世紀為數不多不用微信的人了吧，跟我說事情的時候不是發短信，就是發郵件，而且郵件的标題都非常簡明扼要，正文詳實清晰，圖片放在附件裡面，有時還會加個『請』字。女生覺得父親的行為是微信時代的一股清流，比微信上一句一句發信息發語音不停發圖片跟我談事情，要好得不是一點點。

有一個階段，頓頓吃飯前，父親會打電話給她，吃飯了沒？熱切地敦促她吃飯。還有一些時候，父親會給她發短信，新西蘭脫脂牛奶24小包，上次買的豬肉脯和牛肉幹各4包。以前還在上學時，父親還會寫長長的郵件，告訴她該如何做職業規劃，如何擇業。

但是，這位女生告訴我，疫情後，父親到哪兒都要掃健康碼，終于，他允許家人幫他注冊了一個微信。他的微信功能隻局限于掃健康碼。和家人、朋友交流，依然是用短信或郵件；和同事交流，僅限于上班時間用QQ。女兒想讓他幫忙打印些資料，還是得發郵件給他。女生說，老爸是個喜歡簡單的人，每天早睡早起，周末爬山，不喜歡生活裡太多複雜的東西。

我發現了這樣一個規律，那些不用微信的人，大多是中年人——這個年齡，意味着他們已經在自己所在的領域做出了一些成績，是頗有話語權的人，唯有如此，他們才掌握了說不的權利。

不用微信的年輕人少之又有。那位女生和我說，她很羨慕父親的這種狀态，至于她自己，微信要回工作，朋友圈要發廣告，我們這一代都沒自由了。她的一個同事，半夜四點鐘還會在工作群布置工作。我還遇到一個大學生，請班裡的同學幫忙用微信打卡報平安一周後，由于實在不好意思麻煩别人，也就放棄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長期不用微信的年輕人，後來才知道，他們的工作群在QQ。即便如此，還是有同事吐槽她帶來了麻煩，不用微信，成了不符合這個年代的一種行為。

我也一度有些厭煩微信，原因是——我們的社交數據正在成為一種資本。我們的年齡、性别、愛好、微信錢包裡的資産，會成為廣告投放的依據。我們的社交關系，跟誰有更親密的交流，也會變成算法評估的指标——通過這些，算法會知道我們是不是更能創造價值的一群人。我們所閱讀的、浏覽的、搜索的，甚至我們的上網方式，是4G還是5G，也會成為衡量我們價值的标尺。算法還可以評判一群人是否是同事——如果它追蹤到這群人用的是同一個WIFI。我們在朋友圈裡看到什麼廣告，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我們在微信中度過的每一秒決定的，這難免有種被凝視和待價而沽之感。

圖源視覺中國

可是，逃離微信可能嗎？

我請教過我的一位大學老師，他一直使用智能手機，卻不用微信。他在杭州的生活特别平靜，手機主要是通訊的工具——打電話、發短信，也是錢包和生活助手——支付、健康碼、買菜、點外賣，但微信，他始終沒裝。對他而言，那是一個不太适應的世界。可是他也寬慰我，我不贊成對抗，也沒有必要，關鍵是怎麼适合自己。如果這就是一種未來的生活方式，個人是難以相敵的。他還說，比如我不用微信，也失去很多，還有些時候，是别人幫我忙，是别人用微信給我提供了方便。

《人物》和幾位不用微信的人聊了聊，收集了他們的故事，或許并不全面，但是他們逃離微信的理由，以及如何生活的故事，或許能給你帶來一點小的啟發。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在這種個人難以相敵的系統中，你能有機會，找到讓自己愉快的表達自由。

水晶，策展人，44歲

關鍵詞：壓迫感，替代品

微信裡，如果有人給你發消息，會有個紅點，上面還有未讀消息的數字，我覺得這種東西對我特别有壓迫感。QQ我也沒用過，最早的時候，MSN用過一段時間，但總的來說，這些社交軟件，都會給我一種需要及時回複的壓力。我幹活的時候，如果看到這種紅點來找我，我會很想把它全部清掉，不然會覺得很難受。

紅點沒有了，才代表所有事情處理好了，但在微信上，這似乎不太可能。各種群，各種人，永遠不斷有消息進來，打電話兩三分鐘可以說清楚的事，微信上可能就要來來回回地扯，有時候别人發一句謝謝還要發個語音，而且你還可能聽不清，得聽個兩三遍。太低效了，我很不喜歡這種交流方式。

最早那幾年，對我來說，不用微信是要承受一定壓力的。我的工作會遇到一些客戶，或者領導，他們會提出邀請，加個微信吧，這個時候我要當着很多人的面告訴他們，不好意思，我沒有微信。他們其實會很奇怪，要麼覺得你是個奇葩，要麼覺得什麼意思？架子這麼大？也有人覺得我蠻不禮貌，蠻不識擡舉。後來時間久了，身邊人會幫我解釋，說水晶真的不用微信。

我不喜歡這種方式，我就要堅定地拒絕。這種時候，拒絕其實是需要勇氣的。隻有堅定拒絕，隻有承受住這些壓力，我才能夠保證我完整的時間、私人的空間，以及可控的交流方式。

我現在是一名策展人，也需要團隊合作。日常的工作，不那麼緊急的，主要靠郵件溝通，但如果是急事，郵件裡三句兩句說不清楚的，我就會直接打電話。臨時有一些事情，可能不是系統工作中的一部分，跟某項工作沒那麼緊密的聯系，可能就發短信說。郵件、電話、短信，是我和他人交流的主要渠道。

這樣對我的團隊來說可能是個好事。他們有自己的微信群，隻有我不在裡面。我是那種事無巨細都要管的老闆，操心的人，什麼東西讓我聽到了，我都要過問，都想插手。有時在辦公室我聽到他們說什麼，我都會想插進去讨論一下，個性使然。我不在群裡面，他們反倒可以自己拍闆、決策，可以放權讓他們處理絕大部分的事情。在一個團隊中，如果領導總是不斷來幹預一些很小的事，也很煩的，誰是最後的決定者和責任承擔者呢？他們會想，那反正老闆總要發表意見，總要管的嘛，那就等你來，你就會變得壓力很大。

我還有個發現，現代的很多人，是不敢打電話的，因為他們習慣了用微信。人們習慣微信發過去，别人很長時間才回複。所以大家好像會潛意識覺得，沒有和别人先說一聲，打電話會不會不太禮貌？但我沒有這樣的體驗，所以我不介意我的員工、朋友在有需要時給我打電話，他們可以用任何方式找到我。我打電話給别人，也不會有什麼恐懼。我覺得這種差别，就是社交媒介塑造我們社交行為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吧。

确實，因為我是團隊leader，我有權力選擇做這樣的事情。我也會鼓勵團隊的其他成員，他們可以不來辦公室坐班，可以用任何自己舒服的方式、軟件交流，我都無所謂。我沒有這個壓力給你，你是自由的。

有一些朋友也表達過對我不用微信的羨慕。在他們的描述裡，那是一個他們也不太喜歡的世界，不想卷入那個世界。微信裡有不同的群，這些群有時候吐槽外人，有時候發生争吵，大家可能一言不合就相互拉黑，你需要靠點贊、轉發，來維護和一個人的關系，來刷存在感，來顯示你和别人的親近。有時候會形成一種脅迫，你不得不做一些違心的事，也不敢很真實地表達自己。

我相信，像我這樣不用微信的人，有一部分是因為有替代的社交媒介。比如我，更習慣使用微博。在那個世界當中，我會克制，也會思考，需要獨立地做很多判斷。另一方面，我也不受人際關系和很多東西的限制了，因為大部分人其實都不是生活中的人，我可以更自由、大膽地表達觀點，不用那麼溫良恭儉讓。微博是我和外界保持聯系的一種通道。在微博上，我看到的是外面的世界，是陌生的、和我有距離的世界，但微信打開來，是自己工作的消息，是别人工作的内容。

有一次在武漢天河機場候機，吃熱幹面時，我聽到一位女士在談論他們公司的貨品：那是一個醫療器械公司，最近有一批心髒支架出了問題，代理商反映完全不能用，貨值600多萬，公司内部正為這事扯皮，某領導建議用新産品替代，但是财務領導不同意，建議先隻換上海區域的，其他地方暫時不換，讓代理商繼續賣。我當時聽完很憤怒，把這個對話整理放到了微博上，那條微博獲得了4.6萬轉發，接近一萬條的評論，陸續有網友在私信中告訴了我那家公司的信息。

一個很好的結果是——兩天後，上海食藥監局的工作人員通過微博私信回複我，目前已經找到具體公司，上海各區也已通知各家醫院注意支架的進貨銷售情況。

我很樂意做這種事。在一些關乎公共利益的事件上，我還是會在公共輿論場上發聲，如果大家都不發聲，我會覺得非常可惜。任何時候，大家都有自我表達，或是進行公共表達的權利。但在微信上，在熟悉的朋友圈裡，有時候要顧及很多。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你的成長環境，包括你自己選擇的人設，要注意方方面面的平衡。

身邊也有閨蜜勸我用微信。我當然知道用微信傳文件會很方便，但如果我一旦跟一個人加了微信，跟另一些人也要加，不然這個平衡是無法把握的，别人會說你怎麼加他不加我呢？然後我的私人空間就會一步一步淪陷，我就為了一刻的便利，喪失了之後的長治久安。

不過，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出我這樣的選擇。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先做了一個大的選擇——一份相對自由和獨立的職業，有了這個選擇前提後，我才能做出我不用微信的小選擇。

在這個微信越來越浸入生活的時代，堅持這個選擇也需要勇氣，但當我真的邁出這一步後，也會發現微信沒有那麼不可或缺，真正不可或缺的東西，是陽光、空氣和水，是你親近的人，你自己的能力。

唯一一次妥協，是在我媽媽生病那一年。那一年，家裡人拉了個微信群，裡面會傳一下檢查報告，CT影像。媽媽喜歡看家人們在裡面說話，看我們發各自的照片。她走後，我也就不用微信了。

微信上未讀消息數字的小紅點，特别有壓迫感。圖源視覺中國

張先生，餐廳老闆，49歲

關鍵詞：低效、不真實

大概是2012年，我卸載了微信。

當時我還在國企上班，是一名制片人，有一天，我在群裡說，我要解散微信群了，然後給項目組立了一個規定，在項目組開始到結束這段時間，不建任何社交軟件群，所有的工作交流，以郵件群為基準，郵件回複什麼标準，郵件回複率達到多少，都有要求的。一開始也有人反對，但是不好意思，這是我的權力——我和集團說，我會保證利潤高過之前多少，但也要給我相應的權力。

當時我有這樣幾個感受——當然，我的視角是有點管理者的視角了。

當我在微信群發布一個通知時，明早九點半集團開會，我根本不知道對方有沒有看到，有的人說嗯，有的說收到，有的人說好的，有的人不回複，我覺得指令的反饋不是很明确。到了第二天，早上九點多了，有人在微信上說張總我堵車了，有人說孩子生病了，還有人說昨天沒看到微信。以前沒微信，他們要打電話給我請假，其實很多時候是不好意思開口的，但在微信上請假更随意了。有了微信，變成我要一個個和他們說，你們這些請假理由不太行。

還有一點，微信上的交流，實在是太低效了。每個人發一個單詞、短句，一個完整的句子都沒有，零零碎碎的發言，很容易造成誤解，也不知道要表達什麼，而且整個思維方式也會發生變化，從有體系的，變成碎片的。讨論一件事情時，我和他們說，我巴不得我的手機屏幕有一米長，才能一次性把你們讨論的事情看完，才能搞清楚你們每個人的觀點。

第三點，因為我當時是制片人，經常要在群裡面讨論活動細節。有一次，我們弄一個演唱會，群裡在發海報，結果還沒出票，海報就傳出去了。這種事情經常發生，我當時很頭大。我覺得微信沒有秘密，随手一個截圖就能轉發。郵件内容的轉發，不會那麼随意，這種洩露可能會少很多。

就這樣，我解散了工作的微信群，轉移到了Gmail郵件組，開啟了我不用微信的10年。

在生活裡，我也是喜歡和朋友面對面交流的。BP機時代需要見面，移動電話時代需要見面，微信時代也要見面。疫情期間，大家都上網課，在視頻裡見朋友，但是疫情隔離結束後，真實見到朋友的那種感覺，那種身體的在場、肢體的觸碰，是完全不一樣的，很強烈的感覺是，一個活人，人與人的交往是需要這種真實感的。

但微信是一個無法被看見的工具。不像見面，可以看到你的表情，不像打電話，可以聽到你的情緒，微信隻能看到一行行文字。如果對方說一句我在忙，他是真的在忙嗎？對方說你好，你也覺得冷冰冰的。我不喜歡這樣。

如果隻用微信交流，人與人會變得沒有粘性，也沒有情感。我之前還常和我侄女說，以前沒微信，很長一段時間沒見，我特别想念你，有了微信，我都不知道怎麼想你了。微信用多了，想念的感覺是會消失的，因為你有事沒事可以問句在幹嘛，朋友圈裡可以經常看到别人的動态，想念沒有以前珍貴了。

人與人之間要有責任感。如果你跟一個人的交流沒有責任感，是不對的。我們做任何事，其實都要有責任感。你得把一道菜做得讓客人盡量滿意，你的服務得讓他滿意。微信的交流也是這樣的，你認識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品格不錯，可以交，那我覺得雙方都要有責任感，都得見面去了解眼前的人，都得知道怎麼回事，不能說是幾行文字，幾段語音，把這個友就交定了，那之後還是會崩潰的。

我和家裡老人交流，一般就是打電話，和愛人、女兒交流，特别緊急的情況，會發短信，但平時交流以郵件為主，我不會在郵件裡說，吃了嗎？在幹嘛？起了嗎？這是人和人之間無效的交流，這是個AI的時代，讓你起床，讓你更舒服地用餐，還需要用人嗎？用人的時候，更應該注重他的人文、人性的部分。

每天早上5點左右，我會坐在電腦前寫一封郵件，發給我的愛人、家人、朋友，郵件内容和日常生活通常無關，而是和人文、藝術、哲學有關。女兒也生活在成都，和我住一個房子，但我還是有很多要給她發郵件的情況。和你聊天前，我剛給我女兒發了一封400字的郵件。前段時間，我在一封郵件裡就說，現在這個時代，除了你的未來不能點外賣，其他幾乎都能點。這也算是我對技術改變生活的一點小反思吧，用紙鈔購物，有一個真實的交換過程，但當所有東西都用線上支付時，人就像處在不真實的社交中，不真實的生活裡。

我現在開着一家餐廳，常有顧客問，張老闆你有沒有微信啊？我說沒有。如果你瞧得上我這個小店，就記一個座機号碼，下次随時來。當然，我能這麼任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我的妻子挺包容我。有時候别人找我，要先找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就像我的代理人，有時候是她幫我的忙，她用微信給我提供了便利。

疫情之後，到處都要掃碼。要掃碼的地方，我盡量不去，有時遇到了，我也要和他們掰扯一下，算是我的一種掙紮吧——我說那我的父母都是80多歲了，不會用智能手機，那怎麼辦？他們就成了完全被隔絕的人了嗎？沒有其他方式嗎？我又說，假如一些低保戶，買不起智能手機，難道沒有别的防控方式了嗎？當然，很多時候隻是掰扯，也沒什麼作用。我也不是活在真空裡，我去外面吃東西，有時候必須掃健康碼，我就找了個不怎麼用的手機，注冊了微信，用來掃碼，不加任何人。但是，我平時都用自己那台黑莓手機，那裡沒有微信的。

一個轉折來了。每個周日，是我自己的時間，有一次，我去書店，帶了黑莓手機，測了體溫，沒問題，但是工作人員一定要看我的健康碼，我跟他說了半天，還是不讓我進，後來，我扭頭就走了。我當時真的是有種憤怒的，微信現在成了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錢包、遊戲、短視頻、社交、購物，全方位包圍了我們，但憑什麼微信必須要成為我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我沒有微信就生活不下去了？這樣的局限是有問題的。

掃碼成為一種生活日常。圖源視覺中國

方老師，大學教授，男，64歲

關鍵詞：手裡的手機，選擇的權利

有一年，我到巴黎訪學，住在聖米歇爾，就在巴黎聖母院對面。我到那兒已經兩三天了，出來散步，看到有位法國女士，從包裡掏出個手機來，開始打電話。我一看，說了一句比較俏皮的話，法國人也用『手』機啊。我說這句什麼意思呢？我在咬文嚼字，手機在中國才叫手機，是handy的，拿在手上的。但在德國、法國、美國，他們通常是放包裡的。你看中國的馬路上，很多人是把手機拿在手裡走路的，不拿好像空落落的。

我很少用手機，幾乎不開。很有意思的是，我用手機的時候，是像看報紙一樣的，要坐在椅子上，正襟危坐的，看手機。但是我發現我的那些學生不一樣，他們随時随地都可以用手機，邊走邊用，我這樣用手機的方式，在他們看來是很奇怪的。所以，不同的媒介，可能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你也可以說我還停留在過去。

我和愛人去吃飯，看到旁邊坐着一對情侶，也是一樣的，兩個人吃飯不說話的，各自低頭看手機。這個場景太常見了。這個東西已經嵌入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文化裡了。

我不愛用手機，是有曆史原因的。從1986年開始，我生活在德國，待了20年。在德國我也有手機，但那時候，德國人的習慣是手機一般不大用的，手機是很私密的東西，一般隻有關系特别好的人才會有你手機号，其他人找你一般打座機。回國後，我一開始也用手機，後來發現，各種地方、各種表達都要填手機号，然後其他人也老打手機找我，什麼事都要打電話說，不堪其擾，一兩年後，我就不用手機了。

我要去銀行開個賬戶，填表時，對方說填手機号，我說我沒有手機，他說沒有手機你也沒法填表，沒法開戶。我這人比較較真，說把你們行長叫出來。我就問了，中國法律有沒有說每個人必須要用手機？有的話，那我就買手機。他當然拿不出來，後來也就讓我填了座機。

現在，人們交往的方式已經變了。以前人們見面，交換個名片，然後就走了，現在，大家掃一掃，加個微信。不止一個人，好幾次别人都問我，有陌生人，也有認識七八年的老朋友重新見面，我說沒手機，沒微信，大家會問，你沒手機怎麼行啊？我說怎麼不行啊。然後他們第二句話、第三句話就是，沒手機好啊，有手機太煩了。他們表達了一點羨慕。再想想，又說，還是有好，沒有怎麼過？

怎麼過這個詞很有意思，包括你給我發的第一封郵件也是這樣，說想了解不用微信的人的生活，在你們看來，好像确實是無法想象的。那我就給你講講我的生活是怎麼過的。

不用微信，我的生産力解放了很多。總有人說，方老師，你這個歲數怎麼還這麼高産，因為我寫東西寫得比較多。我一般笑笑說，因為我不用手機啊。用手機真的是一個很碎片的行為，會把你的時間切割成一塊一塊的，沒過多久就拿起手機看，忍不住的，但我們寫作其實又需要思路很連貫的，一個消息進來了，思路可能是會被打斷的，我不喜歡那種不專注的感覺。

用微信真的很浪費時間。我太太用微信，手機一會兒就嘀嘀嘀，還經常看朋友圈，一刷起來沒完沒了。我還知道有些教授，是要數自己朋友圈有多少人點贊的，看看哪些學生沒點。這樣子，生活都多了點表演型人格。疫情的時候我在線上講完課，很多學生在那個對話框裡排隊說謝謝老師，感覺這種習慣也都是現在這些社交媒體帶起來的。

地鐵上幾乎每位乘客都在看手機。圖源視覺中國

我是一個大學老師。我覺得我沒有因為不用手機、不用微信耽誤什麼事。郵件我一般都及時查，及時回複。就算白天出門了，晚上一定也會回。如果一個學生下午五點要交什麼東西，早上才發郵件找我，那不好意思，我确實有可能錯過，做這些事應該留點提前量。我也不是行政上的領導，有一大堆表格要簽，有一堆會要開，我相對是自由的。

學院裡的老師們本來有一個微信群，通知都發在這裡面，後來為了我，專門要郵件通知。因為我這個年紀了，他們也就原諒了我，可現實是，你們年輕人是不行的，你做一份工作，你說你不用微信工作群，對不起，你明天不用來了。你們沒有選擇權的。但我的職業和年齡，是給了我一點特權的。

我的朋友們一般隻有我家的座機号，這也有個不好的地方，北京這個地方是個大轉盤，很多朋友來了，知道我好吃好喝，總會來請我去吃夜宵，或者喝點酒，有時候實在太累了，不想去，本來可以說我在天津出差呢，找個借口就不去了，但是人家打電話到你座機了，你接起來，逃都逃不掉。

出差的時候，我會帶手機的，不然活動方聯系不到我，那是麻煩人家。他們來機場或者火車站接我的人，就會給我發短信，說自己在哪裡等我。有時候出門赴約，我也會帶手機，因為地方不熟，怕找不到地耽誤了時間，實在找不到了，就會給他們打個電話。

對一個不用手機的人來說，你可以看到一些新生事物對你生活的影響。過去出門，我從來不擔心，随時都能打到車，這兩三年開始吧，路上經常攔不到車了，有時候還是有些窘迫的。我就讓我兒子給我打好網約車，出小區就上車。回來的時候，隻能麻煩朋友、學生幫我打。我會讓他們給我打那種我可以自己付現金的——我現在出門都還是帶現金，不管打車還是買單，我一大把錢掏出來給人家。一些出租車司機找不出零錢，沒辦法，我就讓他們不用找了。

其實在國外，不用手機，不用微信，好像也不是一件太奇怪的事。我們學校每年會請一些國外學者到中國開會，每年會來15-20個人，每年總有幾個人是和我一樣不用手機的。我就好像找到了很少數的同類一樣，他們不會覺得驚訝，也不會多問。那個時候，你覺得找到了一些理解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