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英格蘭光榮革命之後，以議會為主導授權内閣總理或首相行使行政權力，并保留英國國王，創立了一種“君主立憲”的近現代國家政體。

它是古老的封建君主制與近現代民主政體相互妥協的結果，保留的君主一般“統而不治”“虛君政治”，僅作為國家的象征和代表而存在，不具有實際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

而1800年前三國時期的蜀漢政權，在開國君主劉備因為猇亭大敗（223年）憂郁而死之後，丞相諸葛亮受遺命輔政後主劉禅，之後蜀漢的政治運作和權力格局與“君主立憲”的“虛君政治”有着驚人的相似。

劉禅當時的處境，幾乎與“君主立憲”制度下的國王一樣，成為蜀漢政權的象征。而實際上的行政權力，幾乎都操之在丞相諸葛亮手中。諸葛亮之後的蔣琬、費祎執政時期，蜀漢政權的權力格局也相差無幾。

但古往今來卻幾乎沒有人因此而将諸葛亮等視為權臣，沒有像評價霍光、曹操等人一般去指責諸葛亮弄權欺主。相反人們習慣性地把諸葛亮看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一代賢相，也把劉禅與諸葛亮的君臣關系視為一種良性典範而大肆褒揚。

個中緣由和奧妙其實就在于，劉禅和蜀漢朝廷上下都接受了“虛君政治”的權力安排。而這一權力安排方案正是先君劉備和諸葛亮二人共同妥協制定的，先以托孤的方式賦予其合法性，再以《出師表》的方式公之于衆來固定化。

蜀漢丞相諸葛亮

蜀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劉備以為關羽複仇為名舉大軍攻東吳，卻不幸大敗于猇亭，差一點全軍覆沒。狼狽逃回永安（今重慶奉節）白帝城的劉備，悲憤郁悶羞愧交織在一起，最終病死在那裡。

彌留之際，劉備特地把反對他出兵的諸葛亮從成都召至榻前，叮囑後事、托以軍國，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白帝托孤”。

而托孤内容有三：一是對諸葛亮交代後事，“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二是給成都的劉禅下诏，叮囑他從此以後必須以父禮事諸葛亮，“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三是叮囑随侍身邊的魯王劉永，再次強調以父禮事諸葛亮，并點明劉禅、劉永兄弟與諸葛亮的“共事”關系，“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①“不孤而托”，老練的劉備定調“虛君政治”

所謂“托孤”，是指君王将逝之時，繼位的嗣子幼小無法處理政務，不得已托大臣掌握實際最高權力，以保證國祚不斷、政權連續。如周公輔成王，呂不韋輔嬴政，霍光輔漢昭帝等。

當時的劉禅已經年滿十七歲，完全就是個成年人，按照常理根本就不需要劉備找一個大臣來托孤的。但劉備仍然選擇讓已經成年的兒子當“傀儡”，而讓毫無血緣關系的諸葛亮執掌大權，不得不說白帝托孤是一次奇怪的“不孤而托”。

再者按照正常的托孤程序而言，既然要“托孤”就應當有“歸政”，不然就無法保證封建君主家天下的延續，曆史上因此而發生流血沖突的比比皆是。曆經世事的劉備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卻絕口不提歸政之事，反而說出允許諸葛亮自行廢立的話來。

如此奇怪的白帝托孤，看似完全違背了君臣綱常和“家天下”的準則和傳統，實際上卻深埋着劉備對蜀漢政權延續的周全考量，那就是劉備為劉禅和諸葛亮和平共處而設計的“虛君政治”。

白帝托孤

②“虛君政治”雖說無奈，卻是最佳選擇

對于白帝托孤，明末清初王夫之的一番議論可以說點出了關鍵，“先主之任諸葛，而諸葛受任紛争之世，而後主不足有為也。兩俱弗獲，已而各盡其心耳。先主不能舍後主别有所立，則不能不一委諸葛亮以一後主之心。”

也就是說，在三國鼎立的态勢之下，魏蜀吳之間的鬥智角力容不得一點馬虎大意，需要有能力、有意志的人來保證政權的延續和發展。

而劉備深知起子劉禅是個庸人，在亂世不僅不能成事，而且身死國亡也是分分鐘的事情。反觀諸葛亮，一路跟随劉備，能力出衆自不必說，個人品性和志向也幾乎無可挑剔。因此，劉備在病榻之前才會做出一反常态的權力安排，讓劉禅與諸葛亮從傳統的君臣尊卑關系，轉變為“虛君政治”下的“共事”關系。

劉備選擇“虛君政治”，當然是迫不得已的一種妥協，但也不失為權衡利弊之後的最佳選擇。至于後果如何，隻有留待事實檢驗了。

對于後劉備時代的蜀漢政權，先帝的遺命具有最高權威，必須不折不扣付諸實施，“虛君政治”的合法性也會因此得到保證。所以，後來諸葛亮上《出師表》時，才會動辄“先帝”達到13次之多，也就是為了強調他的丞相權力合法性來自先帝。

蜀漢昭烈帝劉備

諸葛亮執掌蜀漢政權後，首先修複與東吳的聯盟關系，接着親自率兵南征平定西南邊境的叛亂，蜀國因此“軍資所出，國以富饒”。諸葛亮“乃治戎講武，以侯大舉”，全力準備北伐。

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親率諸軍北駐漢中時向後主劉禅上表言事，即後世所謂《出師表》。

諸葛亮精明務實、不講求虛禮，在北伐付諸行動的關鍵之際，鄭重地向劉禅奉上《出師表》。可以想見絕不僅是為了表達忠心，也并非要對劉禅做出單純的道德說教。而是将醞釀多時的蜀漢權力分配和運作的具體方案，以上表這樣一種公開的方式，向劉禅和内外臣工和盤托出。

在白帝托孤四年之後，先主劉備雖然确定了“虛君政治”的原則，但是已經成年的劉禅可能未必就會乖巧順從，宮廷内外、朝廷上下也不一定清楚。同時，具體的權力分配和運行方式也不明确，無疑會帶來諸多不必要的困擾和質疑，影響蜀漢君臣的和諧關系以及政權的運行。

因此，諸葛亮選擇以一種近乎公開的方式，把本來隻是一種默契或者約定俗成的東西，用白紙黑字的表章來加以固定化，不得不說是一着妙棋。

通過上表，向蜀漢整個政壇宣布大後方重要機構的權力分配與人事安排，明确各自的職能和運行準則，以保證蜀漢的政局穩定，從而有力地支援前方的戰事。

出師表

《出師表》開篇不久就規勸劉禅，“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也。”

乍一看“妄自菲薄”和“塞忠谏之路”似乎是矛盾的，如果一個皇帝看不起自己，那麼他在臣下看來就不會有什麼正形和威儀，臣下就會敢于對這個皇帝議論紛紛，所謂的“忠谏之路”應該很暢通無阻才符合邏輯。

相反，一個皇帝如若威福自操、任性妄為，臣下才會因此驚懼萬分，不敢出聲，才會“塞忠谏之路”。

而《表》中所言的邏輯，要如何才解釋的通呢？不妨做一個推斷，作為成年君主的劉禅，因為先帝和丞相達成的妥協而事實上成了一個擺設，心中或許多少總有一些不甘心或不情願。然而他又無可奈何，隻有選擇一種看似很無理的方式進行情緒宣洩，那就是諸葛亮所說的“妄自菲薄”，用作賤自己來發洩不滿。

發洩難免會将矛頭指向丞相諸葛亮，久而久之皇帝的心思就會從宮廷流向朝堂，再傳向民間。一旦形成輿論趨勢，劉備和諸葛亮好不容易達成的方案，勢必會因為反對聲浪而遭受質疑，進而引發包括皇帝劉禅在内的反對行動。這樣的後果，很有可能就是諸葛亮身敗名裂，蜀漢政權加速土崩瓦解。

諸葛亮顯然不會允許這樣的局面出現，因此開篇就擡出先帝劉備，并以此名義給劉禅上上思想課。

而在《表》末，諸葛亮進一步要求劉禅“亦宜自謀，以谘诹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诏。”，意思就是要善于自處，為自身考慮要聽得進勸谏，好好回憶并牢牢記住先帝的遺诏說了些什麼。

劉禅讀到這裡，劉備在白帝城對着諸葛亮說的“可輔”、“可取”的聲音恐怕就會在耳邊想起。這是諸葛亮攤出的底牌，也是對劉禅最嚴厲的警告，目的就在于保住劉備當初定下的“虛君政治”。

後主劉禅

對劉禅在言語上提出了勸谏之後，緊接着就要有具體的權力和人事來規範劉禅的行為。

蜀漢的權力格局集中在皇帝劉禅的宮中，以及丞相諸葛亮的府中。而按照“虛君政治”的安排，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依然掌握在諸葛亮手中，因此無需贅言。真正需要安排和規範的，是劉禅的宮中。

諸葛亮提出的要求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意思就是劉禅皇宮之内的事務，也不能自外于國家法律，應當與丞相府一樣，接受諸葛亮的約束。這是權力的再一次分配，将皇宮内務一并納入管理。

而約束和管理靠的是掌握宮中的人事安排，《表》中提到侍中董允、将軍向寵，就是諸葛亮能否實現宮府一體化管理的關鍵。對于董允，諸葛亮要求劉禅“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等于宣布宮中的一切權力歸董允等人實際掌管。

在虛君政治下，宮中并無太多權力，而最經常要辦的“事”是什麼呢？就是根據“府中”的意圖和決定發布诏令，履行法定的“批準”手續。因此董允等人的中心任務就是“制約”、規勸劉禅與丞相府能夠相互協調配合。

防止皇帝身邊集結不利于丞相府的勢力，防止有人從中作梗，構成對諸葛亮行駛權力的潛在威脅，防止劉禅主動或被動地破壞“虛君政治”模式。

而關于“營中”之事，也就是成都城中護衛軍隊的調動管理事宜，劉禅同樣需要咨詢時任中部督的将軍向寵，“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其實軍隊中的日常事務，與身為皇帝的劉禅沒有什麼關系。而有關系的則隻可能是關系到軍隊将領任命、軍隊調動等重大事項。

諸葛亮對劉禅的要求，實際上是告訴劉禅，不能随便在軍中安插人事，也不能随意調動軍隊，為的就是防止劉禅一時情緒上來做出對丞相府不利的事情。

在對宮中、營中的人事安排和權力歸屬作了交待之後，更重要的就是讓劉禅切實執行。應當對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等人“親之信之”，不能重蹈依靠小人宦官、迫害忠良大臣的覆轍，阻撓董允等“貞亮死節”之臣行使權力，不要成為桓、靈那樣令人“歎息痛恨”的皇帝。

諸葛亮

結語

一個政權，尤其是蜀漢這樣的政權，強敵環伺之下生存危機才是最大的矛盾。因此，以劉備之老練，在現實情形中也不得不與諸葛亮妥協，選擇“虛君政治”這樣看似違背封建君臣倫理，而實則卻又最能維持蜀漢生存的方式。

《出師表》作為對“虛君政治”的具體權力分配和人事安排，無論從字面意思還是深層含義來看，都遠不是那麼溫情脈脈。但有一點還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諸葛亮終其一生都是劉備父子的忠臣，也難怪古往今來多少人對其推崇備至。他雖然大權在握十餘年，卻始終潔身自好，不稱王、不結私黨、不貪錢财、不為子孫謀私利，也最終得以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