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中國曆史上最多、最了不起大思想家。春秋戰國以後到今天,中國曆史還延續了兩千多年。可是,這兩千多年裡,卻再也沒有出現過春秋戰國時期那樣的盛況。
(焚書坑儒)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能成為學者,能成為思想家,這個人肯定讀過不少書,見識過不少東西。但是奇怪的是,實際上春秋戰國時期的那些大思想家,并沒有讀過什麼書。雖說他們究竟讀過什麼書,我們現在并不完全清楚,因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幹過“焚書”的事情。但是,并不表明那個時候的書就很豐富。因為我們現在從他們的記述中,也沒有找到更多的文獻資料。這說明,不管秦始皇燒沒燒書,他們讀過的書,應該都是不會很多的。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意思是說,除了讀書外,交遊也很重要。不錯,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确實走過不少地方。但這種走,也主要是在中國的範圍内行走,由于交通所限,并沒有多少人去過外國。一些當下學者認為,老子、墨子這些思想家,可能去過印度、歐洲這樣的地方。但這也不過是一種文化學上的猜測而已(也就是說,根據他們思想和印歐思想的契合,認為思想具有傳承關系),并沒有實際的證據。
再說了,要講走過的地方,咱們現代人走過的地方,比古人走得可是太多了。但是,有幾個人成了思想家呢?
顯然,讀過多少書,走過多少地方,并不是一個人能成為思想家的決定性條件。
那麼,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大思想家?為什麼後世再也沒有出現過那樣的高度呢?
關于這個問題,我覺得應該分兩個層面來讨論。
第一個層面,為什麼當時會出現那麼多大思想家?
第二個層面,為什麼後世兩千年出現的思想家非常少?
(尊王攘夷)
先講第一層面。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出現那個多思想家,我認為主要是那時候有那樣的需要。
春秋戰國是戰亂時期,各個諸侯國都在努力發憤圖強,想讓自己留存下來,想通過兼并其它國家,占領其它國家的人們及百姓,讓自己變得強大。到了戰國後期,甚至想把所有的諸侯國都兼并,實現統一中國的目的。
那時候的君王,不像我們現在這些“事後諸葛亮”,我們這些“事後諸葛亮”現在都明白,法家、兵家這些思想,才是壯大自己,統一中國的靈丹妙藥。那時候的君王們都不明白,都在摸索之中。比如,看見齊桓公“尊王攘夷”可以強大,大家都跟着學習“尊王攘夷”。看見晉文公“踐土會盟”可以強大,大家又跟着“踐土會盟”。看見秦穆公“開邊拓土”可以強大,大家就都往外面打。看見楚莊王“問鼎中原”可以強大,大家又反過來,争相往中原打。總之,都是不斷摸索和借鑒的結果。
當然了,除了借鑒摸索,更重要的是另搞一套,要有自己獨特的治國綱領。
有需要,就有提供。那時候,确實不斷有人向君王提供這些治國綱領。這種提供,包括兩個方面的。一種是更符合主流價值觀的。比如學習堯舜之道、行仁政等等。還有一種是标新立異的,比如絕不能講“王道”,而要努力講“霸道”。相對來說,标新立異的思想,更讓君王感興趣。因此,标新立異的思想就層出不窮地被提出來了。
再一點,一個讀書人,如果你能說出一套标新立異的,讓君王感興趣的思想,那麼,你迅速就可能出将入相,人生得到一個大的改變。所以,标新立異的思想在那時候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了,也有一些讀書人并不願意思考政治,因為對天地的不知情,因為人生苦短,因此,他們更願意思考天地,思考人生,思考人生活的價值和意義。
(獨尊儒術)
無論是思考政治,還是思考天地人生,因為完全沒有拘束,大思想家也就因此産生了。
我們再來講第二層面,後世為何很少出大思想家?
根本的原因,是後世進入了王朝社會,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的“獨尊儒術”,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維護國家的統一,都在進行嚴格的思想禁锢。到了明清時期,更是出現了大量的文字獄,對思想禁锢達到了慘烈的程度。一旦在文字上犯了忌諱,不是死一個人,是株連九族,是上萬人,上十萬人地死。在那樣一種背景下,誰還敢寫出一點點标新立異的思想呢?
有人可能會說,不對啊,後世也有亂世啊。南北朝、五代十國,這些不都是亂世嗎?為什麼那時候也沒出現什麼大思想家呢?
可能大家并沒有注意,實際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亂世,和後世的亂世,其實是截然不同的。春秋戰國時期,每個國家都曆經了上百年幾百年,雖然他們也争戰不斷,但是除了到戰國後期,大多數時候,諸侯國之間争霸,都是要講道理的。而且因為實施的是分封制,人與人相對要平等一點。因此,國家其實也并不是很亂。而後世的亂世,那些諸侯們都明白“槍杆子裡出政權”,都知道得拼拳頭。再說了,春秋戰國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經驗,照着做就是了,不需要再另外想一套思想出來。因此,大思想家就不可能形成了。
(參考資料:《春秋時期的文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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