擰巴、無可适從和自我的左右互搏

《無問西東》：

自我左右手互搏之後的尴尬

文/楊時旸

或許從基因中，《無問西東》就注定了後來的命運，無論是莫名被雪藏多年，還是上映後兩極化的評論，這一切都與這部電影的性質與拍攝方式無法分割。

衆所周知，它是一部向清華大學百年紀念獻禮的電影，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這樣的片子大緻有可以想見的、固定的樣貌，比如立足于成績而展現百年滄桑，立足于現實而回顧過往雲雲，但相較于這種固執的标準，《無問西東》顯然有些過于旁逸斜出了，尤其1962年的那條線索，章子怡扮演的王敏佳的遭際，以及那個看似潑婦但心中實苦的女人跳井的下場，這看起來哪裡是僅僅用悲涼就能概括的呢？多少還會引起追問。但引起追問這件事，顯然不是一部有明确甲方的獻禮片所希望或者所必須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無問西東》其實是具備超越性的，它企圖突破某種老舊的模型，至少在這樣的一部獻禮之作的大前提下，努力做出一種超越束縛的姿态，雖然那些姿态因為各種限制——題材本身的以及導演把控能力的——而顯得有些尴尬，但它畢竟沒有隻淪為一部影像化的宣傳冊頁，最終封存于清華大學自己的資料庫中。

知道了這樣的大背景，也就不難理解《無問西東》為什麼會呈現出目前這種難以名狀的氣質。如果非要總結這種氣質，怎麼說呢——擰巴、無可适從和自我的左右互搏——導演似乎一邊想竭盡全力在各種存在的縫隙裡努力表達作者性，一邊又必須拿出适當的篇幅和适當的精神氣質以符合這部獻禮電影的特殊要求。媒體人們或許更能理解那種無奈，你被要求寫一篇關系稿，甲方還要求“不要寫得太像關系稿”。所以，你有時會突然看見閃爍的一絲冰冷，而它轉瞬即逝之後，又是撲面而來的人造的感動和昂揚。就是這些互相矛盾的氣質，決定了它上映後會引發如此分化、分裂、極端的兩極評價的原因。它的缺陷太明顯了，而它遞送出的感動又太直接了，前者被資深影迷們毫無懸念的嫌棄，而後者則被普通觀衆理所當然地回應。

比如，希望從電影中被感動的人，緻力于從為國捐軀的、棄學從軍的學生身上見證犧牲精神；做好心理準備見證曆史滄桑的人又看到了1960年代的滿街标語和生離死别；而那些資深影迷們卻對于這部電影的外在形式——四段平行又勾連的特殊結構，更有興趣，畢竟這讓衆多影迷多多少少聯想到了《雲圖》，即便從精神氣質上講二者差池千裡。

但是，客觀地講，在任何一個方向上，《無問西東》都淺嘗辄止。其實，如果隻留下前者那些煽情的段落，再配合着電影結束後彩蛋中那些大師們的生平簡介與滄海桑田，大可收割更多的普通觀衆，畢竟眼淚可以為票房背書，而如果完全抛棄獻禮片的囿礙，重新排布故事，玩弄結構，把那些直白的、直給的、粗陋的、淺顯的煽情和感動更加含蓄的表達，或許還能讓資深影迷驚喜一點點中國電影的小小野心，哪怕玩脫了，也算一種肆意放縱的嘗試。但現在，它變得些首鼠兩端。那些生死感動的部分猶如《知音》，而結構的勾連又像習作和策略——因為這個結構并非單純的隻為藝術負責，它還對獻禮的主題負責，用這種形式以展現某種“傳承”。

創作者的心思都埋藏在作品裡，哪裡用勁，哪裡用心，哪裡機巧，幾乎是藏不住的，這個故事中，力量最足的其實是王敏佳的一段，也正是這一段鋒利、冰冷帶有批判視角切入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部分、暫時稀釋了一直濃重的雞湯感，但是，仔細深入卻又能發現一點暧昧的情緒。引發王敏佳毀容，引發另一個女人自戕的确實是高壓，是運動，但是這些運動被巧妙的隐藏了主體——變成了一種烏合之衆在群情激奮之下對一個無辜女人的群體無意識的羞辱，施害者的跳井在道德性的忏悔之外，更多的還有被實際生活長期摧殘後的絕望以及自己緻人死命後的恐懼，也就是說真正該被追問的東西被壓縮了，真正造成這一切恐懼的源頭被從高處下降到了低處，暴民群氓成為了最重要的兇手。一切到此為止。

有時，技術可以或多或少彌補精神性的不足，但從技術層面來講，《無問西東》的問題似乎更多，比如故作暖融融的大面積鋪排的配樂；比如貫穿始終的，很多時候與故事并不太搭的《奇異恩典》；比如，那個落後閉塞的村落中連普通話都不會說的村民，突然聲部錯落眼神靈動地唱起了歌謠……當然，還有那些公益廣告一樣的布光，以及黃曉明在假造的墳頭前氣憤質問時突兀的台詞。

放置于中國大銀幕的總體背景下，《無問西東》絕不能簡單粗暴地歸納為爛片，因為導演畢竟在努力突破一些東西，但也絕不可能被稱為佳作，因為我們不應該對那些如此明顯的技術性問題和并不高級的情感渲染方式視而不見。它就在這樣的自我左右手互搏和搖搖晃晃中呈現了一種難以名狀的尴尬。

作者楊時旸，專欄作家，影評人，《中國新聞周刊》主筆，豆瓣ID：frozenmoon。著有《并沒有如願以償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