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拉薩與日喀則，藏傳佛教信仰者心目中的兩大聖地，四座藏傳佛教最宏大氣派的寺院——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以及紮什倫布寺，是朝聖者們一心一意向往的神堂。

前三座寺院因為地處拉薩附近，并稱為“三大寺”，其活佛為“達賴喇嘛”，而坐落在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寺，其活佛則為“班禅”。

“達賴”與“班禅”兩大活佛，并非佛經當中自古就有的，“達賴”的名号始于14世紀後半葉，“班禅”則出現在一個世紀後。

如果按照時間來估量，“達賴喇嘛”的影響力似乎比“班禅”更為持久，但其實二者同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子弟，一直以來都是互相扶持的師徒關系。

七世紀中葉，藏王松贊幹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爾尺尊公主，兩位公主為西藏地區帶去了釋伽牟尼等身像和大量佛經，松贊幹布也在其二人影響下皈依佛教，建立大昭寺和小昭寺。

随後的幾個世紀間，藏傳佛教正式形成，先後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格魯派、薩迦派、甯瑪派等五大派系。

在這些藏傳佛教派系中，影響力最大的莫過于格魯派。

如今我們最熟悉的“達賴喇嘛”以及“班禅”，其第一世都是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的親傳弟子。

宗喀巴于1409年在拉薩大昭寺舉行祈願大法會，同年在拉薩修建了甘丹寺，被公認為格魯派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十年後，宗喀巴逝世，其座下的八名弟子，将格魯派發展壯大，以極具特色的傳教理念和嚴密的管理制度，使格魯派從藏傳佛教五大派系中脫穎而出，其影響力覆蓋了整個西藏地區，甚至一度傳播到内蒙。

直到14世紀中葉時，格魯派也并沒有“達賴”與“班禅”的區分。

宗喀巴的八位弟子分别在西藏各地興建起多座寺廟，而位于拉薩後藏地區，也就是如今的日喀則，宗喀巴的第八位弟子根敦朱八創立了紮什倫布寺，後來被追封為“達賴喇嘛”第一世。

1542年，格魯派重要領袖、後藏地區最富盛名的活佛根敦嘉措，在拉薩哲蚌寺圓寂，對于下一任法台（寺院最高負責人）的人選，寺廟認定如今拉薩維龍德慶縣一名剛出生的幼童為根敦嘉措的轉世靈童。

轉世靈童的說法，在并不流行宗教信仰的地區，自然會認為是無稽之談。

但對于藏傳佛教盛行的西藏，這種認定活佛轉世的做法，是解決教派首領傳承繼任問題的最高法則。

而這位被認定為根敦嘉措轉世靈童的嬰孩，被賜名索南嘉措，正是在他的手中，産生了“達賴”這一封号。

1578年，索南嘉措受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邀請，前往青海赴會。

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後裔，明朝嘉靖年間遊牧于如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帶，後來逐漸強盛，直至稱霸成為右翼蒙古首領。

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1550年，俺答汗兵臨北京，發動了著名的“庚戌之變”。

這場“庚戌之變”，使明朝被迫開放了十一處邊境貿易和馬匹交易，俺答汗也被冊封為順義王，随後活躍在青海一帶。

由于看到了當地群衆對格魯派的信仰，俺答汗也想借助宗教的力量，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

于是在1578年這場青海會見上，俺答汗将索南嘉措封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達賴喇嘛”，意為學識淵博猶如大海一般的上師。

由此，“達賴喇嘛”的稱号開始流傳開來。

索南嘉措被認為是達賴喇嘛第三世，達賴喇嘛第一世和第二世則分别為根敦朱八與根敦嘉措。

1582年，俺答汗去世，明朝政府為了進一步穩定青海和西藏地區的宗教勢力，開始派人暗中接觸索南嘉措。

索南嘉措自出生起就被尊為活佛，其所學所知自然遠超常人。

雖然格魯派的教義要求人遠離俗塵，但宗教要保持自身的獨立性，還是要與當局政府保持良好關系。

因此當初俺答汗想借助索南嘉措的力量穩固青海，索南嘉措又何嘗不是借助俺答汗來擴大自身教派的影響力呢。

因此當俺答汗去世後，繼任的順義王并沒有俺答汗一般的魄力，當明朝政府向索南嘉措抛出橄榄枝後，他自然也會在二者之間權衡，最終選擇了實力更為強悍的一方。

1587年，索南嘉措受明朝中央政府冊封賜印，準許進貢，“達賴喇嘛”開始成為官方認可的封号。

“班禅”的稱号，比“達賴喇嘛”的出現要晚一個世紀，而且與“達賴喇嘛”有着極深的淵源。

1616年，第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圓寂，他的師傅羅贊卻吉堅贊，被拉薩三大寺的僧衆們邀請主持格魯派上層事物，并尋找和教授達賴喇嘛的第五世靈童。

達賴喇嘛第五世阿旺洛桑嘉措，1617年出生于西藏山南的瓊結家族，是西藏古老而顯赫的家族之一。

然而由于年幼，在羅贊卻吉堅贊代替阿旺洛桑嘉措主持期間，藏傳佛教五大派系中的噶舉派乘着活佛未定的時機，大力排斥和教唆格魯派教衆，企圖削弱格魯派的影響力。

宗教教派之争一旦演繹成極端對抗，其後果是非常嚴峻的，付出的代價也許不僅是獻血與性命，更是對民衆信仰造成的無法挽救的沖擊。

為了将事态穩定下來，羅贊卻吉堅贊在扶持年幼的達賴五世的同時，不得不同時和官方政府以及新疆、青海地區的部落首領打好關系。

1641年，羅贊卻吉堅贊與蒙古族勢力固始汗聯手，消滅了支持噶舉派的掌權者藏巴汗。

正是此舉，讓羅贊卻吉堅贊獲得了“班禅”的封号，并且被尊為格魯派發展曆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為促進漢族、滿族、蒙古族和藏族同胞的友愛團結，做出了重大貢獻。

固始汗是青藏高原曆史的轉折性人物，早年盤踞在中國新疆一帶，于崇德元年（1636年）向清朝朝貢，表達歸順之意。

受到羅贊卻吉堅贊的邀請後，固始汗入主西藏，建立了統治整個藏地（包括青海）的汗國，并納入清朝管轄。

固始汗穩定了藏區局面後，封羅贊卻吉堅贊為“班禅博克多”。

羅贊卻吉堅贊于1662年圓寂後，他的繼承人羅桑意希于1713年被清政府正式冊封為“班禅額爾德尼”。

“班”是梵語“班智達”，意為學者；“禅”是藏語“欽波”，意為大；而“額爾德尼”則是蒙古語，意為珍寶。

格魯派的僧衆們将羅贊卻吉堅贊認定為班禅四世，而班禅一世則為祖師宗喀巴的大弟子克珠傑·格勒貝桑。

自此，“班禅”的稱号也流傳開來，其傳承方式也為活佛傳世系統。

格魯派兩大定制：“達賴”與“班禅”，分别以拉薩和日喀則為中心，成為藏傳佛教最典型的兩大活佛代表。

雖然“班禅”的稱号出現的比“達賴”晚，但被認定為四世班禅的羅贊卻吉堅贊，卻同時是四世達賴和五世達賴的師傅。

四世達賴雲丹嘉措，出生于1589年，卻在1616年時突然暴斃，年僅27歲。

活佛暴斃，對教派内部影響極大，而外界虎視眈眈的對手噶舉派，也蠢蠢欲動。

此時，西藏的當權者藏巴汗，是站在噶舉派一方的。

藏區由于政教合一的曆史原因，宗教問題都交由五大派系管理，世俗事務則由當權政府管轄。

而到了四世達賴時期，噶舉派借助藏巴汗的實力，不斷地排擠格魯派，甚至相傳四世達賴雲丹嘉措之死，此二者也逃脫不了幹系。

由于事發突然，此時身在日喀則紮什倫布寺當法台的羅贊卻吉堅贊，身為四世達賴的授戒人、也就是引其入佛門的師傅，不得不立刻趕往拉薩，主持大局。

“達賴喇嘛”的繼任者，雖然依靠的是活佛轉世系統，但一般在上任達賴大限将至的前幾年，就會親自劃定轉世靈童即将“投胎”的家族。

時任掌權者藏巴汗原本就對格魯派在西藏民衆當中的地位耿耿于懷，時常表彰噶舉派、貶低格魯派不說，更是借此機會，想要一舉打斷“達賴喇嘛”的靈童轉世。

當羅贊卻吉堅贊趕到拉薩時，收到的第一條禁令便是禁止搜尋雲丹嘉措的轉世靈童，因為其死因不明。

這一招猶如“賊喊捉賊”，四世達賴所管理的“三大寺”群龍無首，活佛轉世系統也被迫終止。

自“達賴喇嘛”的封号确立以來，被三大寺指定為轉世靈童誕生地的家族，往往都會将此視為至高無上的榮耀。可由于藏巴汗世俗力量的介入，絕大部分家族都不敢公然與之為敵。

羅贊卻吉堅贊在收到“三大寺”的求助時，自然也想到過自己此次赴約堪稱铤而走險，也許會面臨同樣的殺身之禍。

但作為一代高僧，他心中澄明而且大義淩然，生生扛住了藏巴汗和噶舉派的壓力，使格魯派在拉薩的處境一步一步轉危為安。

他身為四世達賴的師傅，在教衆心中的地位無需多言，而除了已經逝世的活佛本人，再也沒有誰有資格重新認定下一任達賴的歸屬。

此後長達六年，羅贊卻吉堅贊堅守在哲蚌寺傳教，同時暗中聯絡西藏各大隐世家族，希望能找到“五世達賴”的合适人選。

在這幾年間，當然不乏有貪财好利之輩，不顧藏巴汗的威脅，僞造“神迹”以冒充自己的子嗣為轉世靈童。

1621年，在羅贊卻吉堅贊與“三大寺”各位住持的通力合作下，終于認定西藏山南瓊潔家族的子嗣阿旺洛桑嘉措為“第五世達賴”人選。

此時的阿旺洛桑嘉措，已經五歲有餘，與以往轉世靈童剛出生就立刻被封為“達賴喇嘛”的情形有所不同。

羅贊卻吉堅贊不得不将其保護在哲蚌寺當中，細心教養，待時機成熟後再将“活佛”的真面目公之于衆。不久後，藏巴汗身患重疾，四處求醫未果，此事便成為羅贊卻吉的助力。

他帶着“五世達賴”前往雪山求藥，并且日日在哲蚌寺布施法會，直到藏巴汗康複無虞。

而受此救命之恩的藏巴汗，雖然對格魯派依舊心懷鬼胎，但至少撤回了禁止尋找轉世靈童的命令，“五世達賴”阿旺洛桑嘉措也終于出現在了人前。

1641年，羅贊卻吉堅贊帶着“五世達賴”阿旺洛桑嘉措，聯合固始汗，一舉消滅了藏巴汗，羅贊卻吉堅贊也被封為“班禅”。

而身為“五世達賴”的師傅的羅贊卻吉堅贊，盡管在稱号上“班禅”沒有“達賴”的影響力大，但實際上在格魯派上層管理者當中，“班禅”羅贊卻吉堅贊的話語權更大。

1662年，“四世班禅”羅贊卻吉堅贊在紮什倫布寺圓寂。

人們為了紀念他的功勳，為其肉身建造了一座金塔，供奉在紮什倫布寺内，這也是曆代班禅的第一座靈塔。

而“班禅五世”羅桑意希的師傅，正是受羅贊卻吉堅贊培養長大的“五世達賴”阿旺洛桑嘉措。

此後的“達賴”與“班禅”，自四世羅贊卻吉堅贊開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師徒關系：年長者為師，年幼者為徒。

這種傳承不僅加強了格魯派各大寺院之間的交流，而且讓衆多教衆團結一心，互相扶持、彼此影響，其根本的目的都是為了發揚格魯派，别無二心。

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格魯派憑借“達賴”與“班禅”兩大活佛，早已成為藏傳佛教各派系中難以超越的宗派。

在前往拉薩或日喀則的道路上，時常能看到或三步一跪、或五步一跪的苦行僧，前往寺廟朝聖。

對于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這樣的修行也許難以理解，但對于受“達賴”與“班禅”傳戒的人們，這無疑是一生中最神聖的活動之一。

如今的“達賴”與“班禅”，擁有了官方認定的繼承程序，享有法律賦予的合理性。

二者已經成為我國團結西藏民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重要力量之一，在穩定邊疆局勢上發揮着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