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膠東半島地區，山川事物命名，與“萊”字相關的較多，地有蓬萊、萊州、萊陽、萊西、等縣市，山有萊山、福萊山、之萊山等，而貫穿南北的膠萊河，更是構成了膠東半島和内陸的分界線。

膠東半島古時屬萊國領地，又稱作萊夷，在我國古代，“夷”字是針對中原以外的東方部族們專用的蔑稱，如萊夷、淮夷、鳥夷、牟夷、湡夷等。

春秋時期

自商代至秦，名稱中挂“夷”的方外小國們，無一不是屢遭“五霸七雄“等”上國”的征讨，并相繼亡國，公元前567年，萊國為五霸之一的齊國所滅，轄地也遭侵吞。

對于原屬萊地的膠東半島，即便是“歸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地位仍相對低下，對此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孟子，曾有過立場鮮明的“地域黑”。

鹹丘蒙問曰：“語雲：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 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 《孟子·萬章上》

譯成白話是，鹹丘蒙向孟子請教時問到：“我聽說‘具備超凡道德的人，君主不能把他當作臣下使喚，父親也不能把他當作兒子看待。’舜做了天子後，堯率領諸侯朝見他，瞬的父親瞽瞍也跟着一起跪拜。舜見了父親瞽瞍，神色很不安。而孔子的看法是：‘在這個時候，天下真是危險到極點啦！’不知祖師爺真的說過這句話嗎？”

儒家學派代表人物——孟子

孟子回答說：“不對，這種鬼話不是出自什麼正經人之口，這是齊國東邊鄉下人說的話。堯年老後，由舜代替行使天子職權，《堯典》中記載，直到二十八年後，堯才去世，群臣如同死了父母一般，服喪三年，天下不聞音樂之聲。’孔子說：‘天上沒有兩個太陽，人間沒有兩個帝王。’（如果）舜當時已經做了天子，卻又率領天下諸侯為堯服喪三年，這就同時有兩個天子了。

通過兩者對話，可見孟子對于膠東地域的整體評價不高，“地域黑”的同時還歧視着勞動人民，“齊東”便是齊國的東部的原萊國地區，至于“野語”則是指鄉野地區流行的粗鄙語言。

孟子的言行中，對于農民的蔑視情緒毫不掩飾，從此也形成了一個針對膠東地區的侮辱性成語，叫做“齊東野語”，該成語的釋義是比喻荒唐而沒有根據的話。

數千年的滄海變幻，曆史演變，現如今的膠東方言，同古“萊國”語言尚存有多少關聯，已無從考證，在87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将膠東方言劃為膠遼官話，又稱萊語。

膠東青煙威三地，共計下轄28個縣市，且不說各縣方言各異，即便是首尾相連的各自然村，也存在“十裡不同音，百裡不同俗”的差異，語言這種事物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千百年來，它随着朝代的變遷，民族的交融而逐漸演變。

膠遼語系分布區域

在古時農耕社會，由于交通不暢，信息閉塞，一代或幾代人僅在家鄉生活，畢生未曾遠行的現象較為普遍，封閉固定的生存環境，逐漸形成了一些當地特色的“俚語”，這些土到掉渣渣的當地特色語言，一部分是居于勞動人民的生活習性，自創而來并口口相傳，有些卻大有出處，細細追溯之下，甚至是記載于經傳之上，流産至今的古漢語。

“脰枕”

膠東地區稱枕頭為“脰枕”[dòu zhěn]，“脰”字的釋義是脖子；頸部，關于“脰”字的應用，較早見于《史記》

脰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谏，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将，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史記》

“脰枕”一詞，更能表現出“脰”在枕上，相對于“枕頭”一詞更為直觀形象。

“噘人”

膠東地區稱“罵人”為“噘人”[juē rén]，此種說法雖膠東地區應用最為廣泛，但非獨有，影響範圍經由山東内陸輻射至河北等地，相傳在較遠的川蜀地區，局地也有類似應用。

噘

“噘”字系由“讦”[jié]字演變而來，“讦”字的釋義是“斥責别人的過失；揭發别人的隐私”。

中國儒家學說《論語·陽貨》篇中，孔子問貢：“錫也有惡乎？”子貢曰：“惡讦以為直者。”

譯文是：孔子問弟子子貢:”你也有所厭惡嗎？”,子貢回答說：“厭惡揭發攻擊别人的短處來冒充正直的人”

“剺開”

“剺”，[lí]，“剺”字釋義為割開，劃開的意思，泛指用較為尖利的刀具割裂某種事物。

“剺”字在膠東地區的應用，多見于街頭鬥狠時相互威脅的語言，如：“我剺了你個婢養的”。

通常事物需要“剺開”時，操作者普遍小心翼翼，防止出現誤傷，“剺開”的應用，迥異于菜刀切開，斧頭劈開等，“剺”字同樣是自古漢語流傳至今，仍在應用的典型。

剺

思勖鸷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剺腦、褫發皮以示人，将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内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诏付思勖殺之。思勖縛于格，棰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

———《新五代史》列傳 宦者傳

諸如膠東地區上對于昆蟲“蟬”的命名

近一百年,膠東地界上“蟬”的品種較為固定，共計有四種，按當地賦予的命名分别是“節流”、“嘟兩兒”、“溫呦兒”和最小的“滋子兒”，每一個品種的蟬，都有對應的單獨命名，但實際上都是口口相傳，就這麼叫了許多年，讀音都知道，卻是誰也不能确切的把讀音對應的文字寫出來。

首先“嘟兩兒”是蒙古寒蟬，在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歐陽修所做詩詞《綠竹堂獨飲》中，有一句“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虭蟧。”，詩句中提到的“虭蟧”[diāo láo]便是蟬，同時也正是膠東地區被稱作“嘟兩兒”的那種蟬。

我曾長時間認為，之所以叫“嘟兩兒”，完全是因為它的叫聲特點，了解它的學名後，更堅定了這種看法，“都兩兒”同“虭蟧”的發音本就接近，可見古人在為蒙古寒蟬命名為“虭蟧”時，也是充分的參照了它的叫聲特點的。

其次是膠東人口中的“節流”，這是最為常見的蟬類，學名叫做“黑蚱蟬”，中國辭書之祖《爾雅》中的《釋蟲卷》裡最早對蟬的命名為“蜩”，

清嘉慶年間，栖霞著名學者郝懿行所

撰寫《爾雅義疏》中提到：“蜩” ，“今 黃縣 人謂之蛣蟟， 栖霞 謂之蠽蟟[jié liáo]，順天謂之蝍蟟，皆語音之轉也。”

虭蟧——膠東人民謂之“嘟兩兒”

又諸如膠東地區上對于昆蟲“蟋蟀”的命名

猶記得早些年，家鄉還種地時，農曆九月是秋收的時節，那時成片的苞米稭殺倒後，漫坡遍野的蟋蟀便沒了藏身之地，大人們在田間揮汗如雨的勞作，孩子們則是滿地亂竄，捕捉那種身強體健的雄性“促蛛蛛”，裝在罐頭瓶裡讓它們捉對厮殺。

蟋蟀的“促蛛蛛”這個名稱，嚴格來說倒非膠東地方俗稱，在中國古時蟋蟀的學名叫做“促織”，三國後期，西晉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陸機著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一書，該書同郝懿行的《爾雅義疏》性質類似，同樣是一本對古籍進行注釋描寫的專著，陸機對于《詩經》中的“蟋蟀在堂”篇的注解中提到：“蟋蟀，一名蛬，一名蜻蛚， 楚 人謂之王孫， 幽州 人謂之趣織（即促織），督促之言也。俚語曰：“趣織鳴，嬾婦驚’”

由此可見，近兩千年以前，古時幽州地區便将蟋蟀稱作“促織”，而彼時的山東屬于“青州”，同幽州交界，大概率膠東蛐蛐兒的學名也同幽州一樣，也叫是“促織”，并且一直沿用至今，進而逐漸演變成“促蛛蛛”這個更為通俗上口的叫法兒。

膠東方言中，出自古漢語并沿用至今的詞語，不勝枚舉

“敢莫”（莫非）“那一塊天河定底的神珍鐵，這幾日霞光艷艷，瑞氣騰騰，敢莫是該出 現，遇此聖也？”——《西遊記》

“釜台”（煙囪），“釜”古代的炊具，用于蒸煮，是鍋的前身，“台”是指平而高的建築 物，“釜台”便是由此而來。

“逮飯”（吃飯），自“啖”字演變而來，“啖”古代便是“吃”的意思，

“夜來”（昨晚），禅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麽醉酒卧街？——南宋 《五燈會元》

“賓服”（臣服、佩服），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莊子·說劍》

“筲”shāo（水桶），權臣妒逸才，心如鬥筲窄。——唐《七愛詩·李翰林》

膠東三地中，萊陽、萊西兩縣的方言特點較為鮮明，近年網上盛傳山東人喜用倒裝句，然而萊西方言中不僅涵蓋了倒裝句，還大量應用了倒裝詞，以及兒化音，最為耐人尋味的是萊西萊陽兩地方言中，将“白”念做 [bó]，“黑”念做 [hē]，這在膠東乃至山東範圍内，幾乎可以說是“蠍子粑粑獨一份”。

然而遠在湖北和湖南的許多地方，對于“黑”“白”兩字的發音，卻同萊西萊陽兩縣類似，不僅也是将“白”字念做[bó]，就連跟“白”字讀音類似的“百”字也讀作[bó]。

與之恰恰相反的是，全國範圍内半數以上的地區，又把應該念做[bó]的“伯”字，偏偏要念成[baí]的讀音。

類似情形多見于京劇中的語言，例如武生戲劇《挑滑車》中，高寵的經典切口“看前面，黑[hē]洞洞，定是那賊巢穴，俺不免趕上前去，殺他個幹幹淨淨”，又比如老生戲劇《文昭關》中，“伍子胥一夜須發皆白[bó]等等。

京劇《挑滑車》劇照

京劇源起自道光至鹹豐年間，由和春、春台、三慶、四喜，四大徽州戲班進京後，同秦腔、漢調合流，并借鑒吸收昆曲、最終形成的，京劇語言中那些聲、韻與普通話不一緻的字，專業的稱謂叫做“上口字”。

所謂“上口字”是京劇念唱中的古音、方言字，古音來自“中州音”方言來自鄂、皖、豫、蘇等地，又稱作“湖廣韻”

換而言之，傳統京劇中某些字的讀音便是按照南方的方言來讀的，因為京劇原本就是來自南方，而戲曲傳承自身又具有嚴格體系，技藝授受中各角色的，動作、服飾、對白、唱腔等都是循規蹈矩、依章而行的。

戲曲傳承中的這種循規蹈矩，反而保留了一些傳統文化的原汁原味，有利于從中發掘古人生活的習性，語言等，雖然無法等同于膠片拍攝下來的紀錄片，卻也是一種相對有力的參照物，誠然是傳統文化的活化石。

比對京劇的“上口字”，可以發現許多字的發音同膠東方言存有共性，如“上口字”中将哥讀[guō]，科讀[kuō]，“龍”讀[lióng]，“勺”讀[shuó]，這些字眼的讀法至今仍常見于膠東地區的老年人。

普通話語系中，z、c、s是不與齊齒呼、撮合呼的韻母相拼的，但京劇“上口字”中這種現象卻較為常見，例如把箭讀成[ziàn],廂讀成[siāng] 宣讀成[sǖan]娶讀成[cǚ]

這種讀法又同黃島地區的部分方言十分相似，黃島“薛”姓一族為當地大姓，在當地分布較為廣泛，黃島方言中稱呼薛姓人，通常将“薛”讀作[suē]，當地年長者喜将年輕人稱作“青年”，“青”字也是讀作[ciēng]，口音特色鮮明，極其類似于京劇中的“上口字”。

黃島薛姓乃祖為陽武侯薛祿，為明朝明永樂時期著名将領，據【薛氏房譜】記載，其父薛遇林祖籍陝西韓城，洪武二年遷至薛家島聚居立村，由于是自陝西方向遷來，且時間又是洪武初年，較大概率與明朝初期的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有關。

陽武侯薛祿故居遺址

在即墨、蓬萊、萊西、崂山等地的多處自然村，族譜上皆記載有常遇春屠盡山東軍民的說法，《蓬萊縣志》中也有記載：“元末明初，山東為元明争奪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東，山東半島人口被殺戮殆盡，殘存土著極微。”

曆史上，朝代的更叠無一例外要經過百般厮殺，在屍山血海中建立起新的政權，元明兩朝交替時也不例外，常遇春屠山東的事迹，雖未見于《明史》，但推敲之下也并未無此可能。

山東先于1127年淪陷于金國，南逃者衆多，後又被元朝統治至1368年，前後被遊牧民族統治長達二百四十多年，以至于大幅下降。

二百四十年幾乎等同于一個滿清王朝的統治周期，如此漫長的時間，足以将山東境内所剩不多的住民徹底奴化，令他們淡忘自己的漢族血統，在遊牧民族給予的狹窄生存環境中生存。

蓬萊縣志

諸如武當派開山鼻祖張三豐，出生地位于遼東懿州，因彼時遼東為蒙古所治，是以張三豐畢生都自持為“大元子民”，至元朝滅亡後，雲遊四方時嘗自稱“大元遺老”。

洪武初年，朱元璋為尋求道家養生之丹方秘技，曾屢次召見，張三豐都推脫不出，為的便是以全仕元之節。

通過張三豐的民族觀念，也能側面折射出部分當時的社會背景，因此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當一個嶄新的漢族政權——明朝，建立的初期，實際上并不能引發當時山東原住民的民族情懷，畢竟能夠“守家待業”，過一些相對安穩的生活，是刻畫在每一個山東人骨子裡的情懷。

因此，當明軍大軍壓境時，山東不僅沒有出現“箪食壺漿”南迎王師的局面，反而随同當時的元朝統治者，同朱元璋的軍隊展開了“保衛家園”的激烈厮殺。

由此可見，膠東地區的縣志和諸多家譜中關于常遇春血洗山東的記載，怕也不是空穴來風。

明朝政權穩定後，為了充盈山東人口，曾數次組織移民遷入，

明初全國移民簡圖

其中包括大量駐守雲南“烏撒衛”的戍邊将士，調防山東的兵戶人群構成複雜，籍貫各異，涵蓋湘、鄂、皖、豫各省人口，以及大量戰亂時南逃的原山東籍人口，在膠東沿海各個衛所屯守，并生息繁衍。

就目前的膠東地區方言來說，是山東地區原生土著、遊牧民族、以及中國南方地區省份融合在一起的語言，很難講是原有山東土著更多的同化了外來人群，還是大量湧入的外來人群最終兼并了最初的膠東方言，我個人更傾向于後者，畢竟自宋亡至明初，幾百年間山東人口銳減，是個不争的事實，否則也不會出現“大槐樹”移民和“烏撒衛移民”來充盈山東人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