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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

故宮是什麼？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祝勇仍想嘗試答一下。

祝勇有很多身份，紀錄片導演、作家、學者、藝術家，但因為《故宮的隐秘角落》《故宮的古物之美》《在故宮尋找蘇東坡》……這些他寫的關于故宮的書，讓他不想在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的大日子裡沉默。

《故宮六百年》，書名這5個字在祝勇心裡盤桓多年，直到2016年開始集中寫作，花了3年多時間，才在2020年“準時”完成。寫完後，祝勇驚奇地發現，寫作時間幾乎與當年集中建造紫禁城的時間是一緻的。

“我試圖用文字築起一座城。”祝勇說。但故宮太大，隻能取一瓢飲，面對每一個建築空間，他也隻能選取一個時間的片段，從午門進、神武門出，讓時間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間上，銜接成一幅較為完整的曆史拼圖。

故宮六百年，重大事件自然是不能漏過的。故宮就像一個巨大的布景，每一個角落都演繹了太多曆史大戲，驚心動魄。

“太和門廣場（當時叫奉天門廣場）在明朝時發生過‘奪門之變’。朱祁鎮在早朝時，搶在朱祁钰之前坐在太和門（當時叫奉天門）的禦座上，誰坐在這個禦座上誰就取得皇位。宮廷政變的輸赢，由一把椅子決定，這太有戲劇性了，太魔幻了。”祝勇說。

然而，故宮六百年不僅是政治史，還包含了建築史、思想史、女性史，甚至日常生活史，無比廣闊、複雜。祝勇覺得，重大事件不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因此日常生活反而更加重要——它才是曆史的常态，而常态構成我們的常識。

故宮的主角，并非隻有帝王将相，還有許多普通人，包括太監、宮女、侍衛……他們可能無名無姓，但他們也曾在這宮殿裡生活過，在故宮的曆史上留下了痕迹，有的甚至影響了曆史的走向。

祝勇講到一位姓紀的宮女，史書沒留下她的名字，但她生了一個兒子——弘治皇帝朱祐樘：紀氏懷了成化皇帝的孩子，萬貴妃派一個宮女給紀氏下藥堕胎，結果那宮女隻下了一半的藥，回來又謊稱紀氏隻是肚子裡長了瘤子，并非懷孕。朱祐樘出生後，萬貴妃又派太監張敏前去溺死嬰兒，張敏卻冒死把朱祐樘藏匿在宮殿的隐秘角落，每天以米粉哺養他，居然把他養活……

“朱祐樘能活下來，後來當上皇帝，離不開這些宮女、太監的幫助。他們并不是想從小皇子身上得到什麼，甚至有可能因此惹來殺身之禍，但他們沒有退避，因為他們有恻隐之心、憐愛之心，為了一條新生命，願意豁出去自己的生命。”祝勇說，“這些太監、宮女不是什麼大人物，但他們身上充滿了人性之暖，值得把他們寫下來。”

寫了那麼多宮裡人，祝勇很難說清自己最喜歡哪個。“正德朝的官員李東陽、王陽明，救下朱祐樘的太監懷恩，編《古今圖書集成》的陳夢雷……”數了幾個之後，他發現，這些人身上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挺“倔”的，他們做的事，都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李東陽，在太監劉瑾全面控制朝政，劉健、謝遷這些正直的官員都辭官而去時，他卻選擇留在内閣，做這個朝廷的最後一絲光亮，沒有他，王朝政治就陷入徹底的黑暗了；王陽明更可愛，大家都彈劾劉瑾時，他默不作聲，等大家都默不作聲了，他卻上了一道疏，結果被梃杖四十，還下了錦衣衛的黑獄，但沒有這次劫難，就沒有後來的“龍場悟道”，沒有陽明心學的橫空出世。

陳夢雷也是一個神奇的人。他在流放之地不停地編書著書，幾乎以一人之力編成了《古今圖書集成》（當時叫《文獻彙編》）這部曠世大典。這部書在雍正年間正式刊印時，上面根本沒有他的名字——他被第二次流放了，正在帝國北方的衰草枯楊間苟延殘喘。直到1934年，中華書局出版《古今圖書集成》，陳夢雷的名字才被鄭重印在封面上，此時，距陳夢雷去世已兩百年。

從功能的主語來看，故宮的曆史可以分為兩部分：皇帝居住的紫禁城、百姓參觀的博物館。所以，故宮六百年當然應該包括它的現代史與當代史。故宮的主人變了，但仍有一些東西沒有變。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20世紀上半葉，時逢亂世。在日本侵華期間，一些故宮前輩負責文物南遷，為民族延續文明的香火，每一個人都堪稱一個傳奇。

莊嚴192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進清室善後委員會做清點文物的工作，後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曾戲稱“宣統出宮我入宮”。然而沒想到，他也要出宮了——帶着故宮文物。當時，負責古物裝箱的莊嚴覺得，最難裝的就是那10件先秦石鼓。每一件石鼓都是重約1噸的花崗石，表面文字經過數千年風雨侵蝕，又十分脆弱。但莊嚴承諾，“人在，文物在。”

1933年從北京出發，過黃河、過長江，從華北平原到成都平原，石鼓一路到了貴陽，莊嚴的第四子莊靈就是在那兒出生的。“我看過他們在異鄉拍下的照片，生逢亂世，人若飄蓬，但看不出絲毫的倉皇疲憊、怅惘傷感。他們衣履簡陋，表情裡卻蘊藏着無限的驕傲。他們知道，這樣一個創造出燦爛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打敗的。”祝勇說。

10多年輾轉了半個中國的石鼓，如今藏于故宮甯壽宮皇極殿的石鼓館。2018年秋天，莊靈去了石鼓館，十具粗樸的石鼓，仿佛一直等在那裡。他在石鼓前站了很久，陪在一旁的祝勇想：“他可能會想他的父親，他自己的童年，或者，更久遠的歲月洪荒。”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故宮一直在“建”。這些年，故宮越來越“熱”，也越來越“潮”，文創、綜藝、手遊、互動展、遊戲書，連《故宮六百年》的新書首發都是在快手直播舉行的。偶爾來參觀的人，可能更多關注故宮的“熱”與“鬧”，少有人關注故宮的“冷”與“靜”。

每次有朋友來故宮，祝勇都會帶去文淵閣，這裡是開放區，但遊客并不多，“很清靜，很符合它的氣質”，因為這裡是乾隆皇帝的藏書之所，而且藏的不是一般的書，而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

由于部頭巨大，不可能刊印，《四庫全書》在乾隆時代總共繕寫了7部，曆經兩百多年風雨，現存世上三部半。文淵閣的這部去了台灣，但藏書之閣仍在，閣中的書架，還是乾隆時代的，那些金絲楠木書櫃依舊照原樣擺放着。

“中國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能夠從中找到它的源頭和血脈，幾乎所有關于中國的新興學科都能從這裡找到它生存發展的泥土和營養。有多少讀書人的生命，消融在了這部書的編纂中。”祝勇說，“我很喜歡文淵閣的氣息，在這裡，我會感覺到所謂文脈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是具體的，可以看見，可以聞到。”

在祝勇的印象中，“博物館熱”隻是最近幾年的事兒，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内，博物館都是冷門。許多人從《我在故宮修文物》這樣的紀錄片上看到了故宮人的職業精神，但祝勇說，其實故宮人一直是這樣的。

“他們沒有嘩衆取寵的動作，沒有虛張聲勢的表情，紅牆隔開了外部的喧嚣，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一沉就是一輩子。這種職業精神，從故宮的前輩，一直貫注到今天。沒有這樣的毅力和決心，他們就不會各有所成，故宮也不會是今天的故宮。”

最後，回到那個問題，故宮是什麼？

“故宮是一座凝聚了中華文明之美的城池，萬萬千千的勞動者成就了它的美……故宮也是一面鏡子，卑鄙的人從中看見了卑鄙，他們永遠對官場技能、後宮争鬥情有獨鐘；高尚的人則從中找到了高尚，這高尚滋養了我們的過去，同樣也将滋養我們的未來。”祝勇在《故宮六百年》的後記中寫道。（記者 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