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者讀詩,史者讀史,亂者添亂。
文/潇湘藍
《詩經》中有桧風——秦桧的桧,一下子有奸臣的猙獰面目出來。其實本意是“刺柏”,木色桃紅,香氣幽幽。原本挺風雅的名字。再往下看,指春秋時的一個小諸侯國。不過,雖然同字,到了《詩經》這裡讀“kuài”音,桧風。
說到秦桧,現在為他翻案的也不少。說到春秋桧國,有一點可以肯定,沒有詩經,今人不會知道當年還有個桧國。
桧國很小,東周初年就被旁邊的鄭國東遷時順帶兼并了。亡得如一陣風過,刹那間已恍如隔世。不過桧地的文人出類拔萃,在那個擁有數百諸侯的春秋時代,跻身十五國風之一。桧地的風物過往因此在筆墨間缱绻吟詠至今。
詩的字面意思大緻如此,但随着心境的不同,年代的不同,又有各自的理解。
(一)
據傻大姐看來,眼前桃樹成林,柔條冉冉,姹紫嫣紅,春華秋實。一派桑園美景。這般賞心悅目,僅憑雨露陽光,率真自在,簡單自然,令人向往。
詩可以脫口而出,率真淺淡。
(二)
讀詩的人若是飽學鴻儒,又擔着教化的責任,那不管啥都能咂摸出一點叫做深邃的東西。最早的學術權威如孔子的學生子夏,東漢的衛宏,他們一聲長歎,羽扇綸巾,把清淺的溪水引入奔騰的江河,追根溯源,載入各種人世滄桑。
《毛詩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子夏等經學家不看樹木蔥茏,花紅果綠,隻抓住“無知無家無室”六字,便把“樂”字撇開,直接指責恣淫縱情的桧君,而企盼無情欲思慮的聖人。這是要告誡後人情欲之害,還是将桧國滅亡歸罪于國君身上,為鄭國入侵脫責呢?
(三)
到了大宋,鄭箋孔疏:“此詩言人之喜怒未萌,則思欲未動。及其思欲一熾,則天理滅矣。”這時的宋人,在意的是“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滲入,而不是捶胸頓足諷谏一國之君那麼簡單了。
(四)
接下來明朝的何楷又舉出一段史實:“桧君之夫人與鄭伯通,桧君弗禁,國人疾之。”又一經學家附和:“傷桧之垂亡而君不悟也,亡國不知其謀也。”
似乎到了明代,學者品讀詩經又回複到斥責一國之君的無能無謀上來,這個時候倒不是宣揚什麼思潮的滲透,而是隐約含蓄以風刺上,倒叫人聽出點明亡的悲音了。
(五)
清代經學家延續這一說法,他們從桧君無能進而指責世臣舊族一概無力挽救。說是而國亡之際,家大業大的拖累,倒不如那些貧門小戶來去自如了。
如此,我也可以揣測,論詩之人是否也正面臨大廈将傾,樹倒猢狲散的凄涼晚景呢。想這種悲涼之歎非切身體驗者不能感知,非恰和時世現況氛圍而不能被共鳴。
(六)
還有好玩的,到如今的五六十年代被斷言:這是寫勞動人民所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的痛苦。就這樣,把一首清新愉悅的詩作變成苦大仇深的痛苦呻吟。且還不如,《毛詩序》中諷谏君王的那般委婉曲折,痛心疾首的忠臣狀,而實在有點紅衛兵的簡單粗糙。
不要說你完全忽略這些,每一個時代都有無數人附和過。
一首詩如何,被人借來借去,或為思潮,或為諷谏,或為哀念,或為利器。詩本身,越來越神秘。是否還有音樂美、文字美,是否有韻律和愉悅之樂,并不是主要的,賞讀好像無異于研究曆史和政治,與文學無關。
(七)
相比于這種與曆史結合的論述,另一種與草木有關的解讀,就輕松而通透多了。
朱熹:“政繁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這樣的說法聽來合情合理,千古有知音。方玉潤發散開去:桧破民逃,莫不扶老攜幼,挈妻抱子,相與号泣路歧,故有家不如無家之好,有知不如無知之安也。
兩位學者雖都涉及政事泛論,但都不離詩意本身,比完全當曆史課展開,有了詩的音容笑貌。
到了當代,郭沫若說:做人的羨慕起草木的自由來。
如今的高人綜合這路詩解,得出“人不如草木之歎”。以後世詩詞為例:東晉陶淵明: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唐元結:借問多壽翁,何方自修育。唯雲順所然,忘情學草木。還有: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
傻大姐還是有些疑惑,明明“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笑意莞爾。一低頭,又陷入草木無知人有知的錯綜複雜裡去,這就是我們的傳統嗎?文人骨子裡的,失意、悲憫、孤獨、清冷……唯其如此,才能在繁華中見蒼涼,于歡聲笑語中看見孑然一身?不作此感慨,便不成為有内涵?
設想果真有“人不如草木之歎”者,不妨遂了你願,立時三刻把你點化成木,你可舍得?怕要拿腳走人。到底是“人不如草木之歎”,還是“草木笑人之不足”。草木尚欣欣然,人卻萬念俱灰。如果内心簡單,哪裡來的莫名悲歎,如果知足,舉家食粥又如何。“歎”不過為功名利祿,去了,又如何?
一首原本率真恬淡的小詩,被摻合進很多沉重的思想、人生、論述。古人有:詩家都愛西昆好,隻恨無人作鄭箋。實在也是對詩經的解讀一開始就很沉重、很複雜,要回到詩的本性,倒有點不像了。以純文學橫空出世的詩經,今人的解讀,但願能率真些,簡單些。即便沉重,也要輕輕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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