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的律法是非常嚴酷的，尤其是政治犯罪，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員與其共同承擔刑事責任的刑罰制度，即意味着由一個人的死罪擴展為家族成員的共同死罪，這就是古代所謂的“株連九族”罪。在古代，九族之誅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凡是與犯罪人沾親帶故都将受到無辜株連。最極端的當屬“十族”的特例，說到特殊，是因為這一駭人聽聞的暴行在一部漫長的古代史中僅有一例，這一慘劇的主角是明初學界巨擎方孝儒。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明朝台州甯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為“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緻太平為己任。明洪武二十五年方孝孺被蜀獻王朱椿（朱元璋的第十一子）特聘為世子之師，并為其讀書處題額“正學”，時人遂尊稱其為“方正學”。

方孝孺之死，自是轟轟烈烈，萬世流芳，卻可憐了因方孝孺而送了的這許多生命。他們無辜枉死，默默無聞，惟一的意義隻是将方孝孺的形象顯得更加光芒萬丈，方孝孺之死顯得更加凄慘悲壯。可憐、可歎，隻是方孝孺巨大名聲之後究竟留下的是什麼？大悲大忠，抑或是大愚大蠢？

人心都是肉長的，方孝孺到底端的一顆什麼心啊，竟能如此地硬骨頭？愚以為得其微管，暫談三四：

1.他是死知己。方孝孺秉持仁義王道，與建文治國方略一緻。到了後期，建文對他更是言聽計從，作為剛正文臣，能受到帝王如此的青睐和信任的，恐怕很少能排在他前面。“士為知己者死”也許隻是一種抒發情懷的方式，但到方孝孺這裡則成了泰山不移的行動，恐怕當初樹立這種高标的，也會因他的真做而目瞪口呆！

2.他是死宗法。封建宗法中，嫡長子傳承是明朝的啟政憲法，是宋後禮教的正統思想。按照這種傳承，朱元璋之後是朱标，朱标之後是朱允炆，朱允炆之後應是他的嫡子孫……除非這一脈上天斷絕，才做旁求。

3.他是死氣節。讀書人氣節，現在我們很難固守，但明朝有兩個人行：一個就是方孝孺，我們說他不懂政治，不谙用兵，慷慨死忠乃愚之所及，按時下觀念一捋，确實是非兼半。

4.他是死火炬。在朱棣起兵攻打京師前，他的第一謀士姚廣孝曾跪求不要殺方孝孺，否則“天下讀書的種子就絕了”。如果不稍加分析，很容易誤為是對方孝孺才學的高度推崇，實不盡然。要知其意，須知姚廣孝的身份。姚廣孝曾是出家的和尚，卻能成為朱棣的第一謀士，這說明什麼？這說明姚廣孝吃齋念佛時，仍執兼機天下功利念。無論宋明禮教的精髓是否符合春秋士儒的主張，無論方孝孺的治國之術是否高明，但其政治追求，仍是封建統治者曆來标榜的對象；其忠孝仁義，更是封建統治者引“天下讀書人”魚貫入榖的最有影響力的招牌，是國家對待文人态度的風向标。

方孝孺之死怎樣評價才合适

縱觀中國曆史，帝王的憤怒往往會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最嚴重的的就是株連九族。到那時，在宋朝就曾出現過株連十族的事情。那就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株連方孝孺十族。其中包括父四族，母三族，已兩族，外加學生這一族，共計八百七十三人，全部被殺。

不論是當時的人們，還是現在的我們，對于這一慘劇都會感到愕然與悲慘。究竟是為了什麼，方孝孺會令自己的族人以及學生遭受這般大罪？在我看來，方孝儒之死的評價，應當更多從有較大的正面意義着眼，但也不忽視其中的負面影響。筆者之所以這般認為，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方孝儒不能簡單定義是為“知遇之恩”而死。

有道是，士為知己者死。但方孝儒不是一般的士人，而是真正的人才，甚至可以說是棟梁之才，這從明太祖對他的欣賞、建文帝對他的器重，就能夠看出。優秀人才，是打江山坐江山穩江山的至關重要因素，故對方孝儒來說，以死報答的不是某個人，而是事業、前途、命運。僅以“知遇之恩”衡量方孝儒之死的價值，似乎有些低看了他的志向，也亵渎了生命的寶貴。

其二，方孝孺也絕非屬于簡單的“為國忠節”而死。

表面看來，方孝儒是為忠于建文帝而死，其實不然。他決不是殉于一家一姓，乃是死于維護成憲，維護制度。我們不能不看到，建文帝即位後，着手削藩，方孝孺積極參與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題中之意，此事上關皇位大統，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統，破壞的是立嗣以嫡以長的成憲，以今天的話說，那就是破壞了憲法。為守法而故，與為國家而亡，是不同的概念，是不同的境界。當時，與方孝儒一樣為維護成憲而死的，還有黃子澄、齊泰、黃觀等人。假如硬要說，他們有什麼不對的，我覺得隻能講削藩政策在條件不成熟就急躁冒進，才導緻了悲劇的發生。

其三，方孝儒之死更不該指責為“愚忠典型”。

雖然，方孝儒這種以死成就名節的做法，筆者并不完全贊同。他始終抱住原則不放，不注意方法，不講究技巧，最終連帶了870多位無辜者一起斃命，很有些迂腐。假如說，他“殺身成仁”，一人做事一人當，名節不會丢，也不會連累無辜；假如說，他注意方法，不激怒朱棣，也可能隻是自己安然赴死，保住了其他人的性命。從這個角度看，方先生的名節，用873條血肉之軀墊擡起來，摻和了太多的血污，融入了太多的悲劇。

其四，方孝儒之死一味貶低會導緻“後患無窮”。

一個人需要一種骨氣，一個民族更需要一種精神。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拳拳報國之心，铮铮鐵骨之氣，是我們曆來都需要的民族風骨。盡管方孝儒算不上最優秀的民族氣節代表，但起碼他有了為理想為事業為法治甘于奉獻一切的行為，就是值得敬重敬佩的，而不應該一味貶低和诋毀。

否則，一個方孝儒死了，被吃人的封建制度吞沒了、咀嚼了，就總結出另一種人生哲學：皇帝輪流坐，有誰沒誰不緊要，腦袋一個保護好。陪你玩可以，陪你樂可以，出出主意貧貧嘴也可以，但要跟着掉腦袋，對不起，老子不幹。說到這裡，我們要清醒看到，朱棣殺了一個方孝儒沒什麼（畢竟已是翻過去的曆史），可是他的行為若是閹割了所有士人們以死報國的壯志、以身殉職的壯舉，無疑就成為了更大的悲劇根源。

事實也無情地證明了這點。自從明初方孝儒被誅十族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再無多少人敢以死報國了，相反更多的人卻成了見風使舵的“高人”，将“有奶便是娘”奉做圭臬了。他們大多奉行“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着”的人生态度。因此，很多人都變成了背面權貴“橫眉冷對千夫指” ，迎面權貴“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陽奉陰違、俯首帖耳的奴才。明朝後期以來國力日漸衰弱、民衆鬥志日漸消沉不就是很好的明證嗎！

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國憂民、可歌可泣的氣節精神所剩無幾，“士可殺不可辱”的中國傳統的英雄氣概更是捉襟見肘時，我們的文化精髓、傳統精華還剩下多少？這一切都需要引起我們高度注意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