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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完襲職手續後，戚繼光回到了登州，迎接他的卻是父親戚景通的牌位和滿臉淚痕的弟弟戚繼美。

按照《戚少保年譜》記載，戚繼光“既得襲歸而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17歲的戚繼光成了一名孤兒。

第二年十月，十八歲的戚繼光迎娶王氏。王氏就是13歲那年春天，戚景通做主為戚繼光定親的那個姑娘，萬戶南溪王棟将軍之女。

舉辦婚禮時，戚繼光的家庭情況是這樣的：

人員組成：戚景通的大房太太張氏、戚繼光（18歲）、王氏（戚繼光妻子）、戚繼美（13歲）

财務狀況：家徒四壁的老房、為戚景通辦喪事欠下的債、四個張口吃飯的人

襲職而歸和洞房花燭本是戚繼光的人生大事，十歲喪母、十七歲喪父的戚繼光卻隻能獨自面對人生的喜樂悲愁。

但是結婚之後就不同了，以後的歲月裡，有妻子王氏與他一起經曆人生的波瀾壯闊。

家是成功人士的大後方，十八歲的戚繼光踏上工作崗位後就能全身心的投入到繁忙軍務中去，這與妻子王氏在家中的操持是分不開的。

并且我們有理由相信，出身将門的王氏不同于古代三從四德、唯命是從的女性，她既有操持家務的能力，也有與夫君志同道合的共同語言，在戚繼光初入職場摸爬滾打的過程中，在他執着于理想、建功立業的道路上，王氏是陪他一路同行的。

當戚繼光在兵書上寫下“封侯非我意 但願海波平”的千古名句時，當他刻志于楹“功名雙鬓黑，書劍一囊輕”時，當他不走尋常路，做出以襲職的官身參加武舉鄉試、武狀元會試的決定時，妻子王氏一定是鼎力支持的。

襲職之後，戚繼光閑住了一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他上任後的第一項工作是在登州衛管理屯務，這是一個要同錢糧打交道的職位。

明朝官員俸祿甚低，當時的戚繼光家中十分清貧，但他對經手的錢糧毫不動心，這在當時的環境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在極容易貪污受賄的崗位上一塵不染、一心為公，源于良好的家風家教培養出的個人修養。

在《戚少保年譜耆編》記錄的戚繼光與同僚的一段談話中，我們能些許的感知到他的思想動态：“讀書人都希望自己能成為聖賢，但必須經得起‘困難拂郁’這一關，要在處境困難時絕不沉淪，要能夠抑制自己的私欲從困境中沖出，而不是屈從自己的私欲，放縱地追求物利。希望國家富強，為官者就必須堅持做到廉潔奉公。”

戚繼光在管理屯務的繁忙工作之餘，并沒有放松自己，而是更加刻苦的習文練武，工作能力、綜合素養令“當道籍籍稱奇”。在他工作後的第三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七年，戚繼光連續五年被推為中軍指揮官，率山東六郡子弟遠守薊門。

在這期間，戚繼光調查薊門一帶的防務情況，寫成了《備俺答策》，上奏朝廷，這次獻策并沒有被采納，但戚繼光的使命感、責任感以及在策文中顯示出的軍事才能卻給當政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戚繼光在山東鄉試中了武舉，緊接着第二年秋到北京參加會試。

恰在此時，蒙古部族首領俺答率衆進犯京師，在京師戒嚴期間，所有應試武舉都參加到戰鬥的行列。

戚繼光被任命為總旗牌官，督防九門。他在之前提交的《備俺答策》基礎上形成了防禦鞑靼的十幾條措施，被兵部采納，兵部奏請朝廷刊印出來，供将士學習，用以退敵制勝，戚繼光因此而聞名于朝廷。

時年23歲的戚繼光因品德出衆、才華橫溢，被人們譽為“國士”，被朝廷記錄為“将才”。京内外大臣上疏推薦，稱他“勇略獨冠群英，志節更超流俗”，可當國家“幹城之寄”。

從北京回到登州後，戚繼光依然繼續從事戍邊工作，并在這過程中堅定了自己的價值觀“鞠躬盡瘁，夕死何憾，此将門長生之術也”。

在“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是橫戈馬上行”的戍邊歲月裡，戚繼光充分展示了他的軍事組織才能，将隊伍訓練得井然有序，獲得了部衆的信服。

戍守薊門特别是京城防守戰役的參與，不僅使戚繼光得以嶄露頭角，而且磨煉了他的報國志向，積累了帶兵經驗和邊防鬥争經驗，初步形成了邊防戰略思想，這為他十幾年後重返薊鎮、大展身手，奠定了基礎。

嘉靖三十二年，26歲的戚繼光被破格提拔為署都指揮佥事，總督山東備倭，從此，戚繼光踏上了沿海抗倭的第一線，開始書寫他一生最為輝煌的篇章。

後記：戚繼光系列文章，要求以他建功立業為主線，不摻雜個人議論，所以王氏這個人我将不會刻意提出，但讀故事的人一定要有這樣的印記，在戚繼光襲職上崗後的早期歲月裡，王氏是陪伴着戚繼光一步步成長的人生伴侶。戚繼光與妻子王氏的故事我會立篇另說《萬千榮耀加身，我隻願你是我一人的夫君》，這個系列的文章我會用我自己的風格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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