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元祐元年的反變法派來說，蘇轼的到來至關重要。

一方面，蘇轼是昔日被變法派重點打擊報複的對象之一。王安石對蘇轼的厭惡程度曾經已經達到了“恨怒蘇轼，欲害之”的地步，眼下大張旗鼓地起複蘇轼，本身就是反變法派卷土重來的一種宣告；而另一方面，反變法派也确實需要蘇轼這位“以文學顯重于天下”的文學大家來做他們的“文膽”。

那麼朝中缺這麼一位文膽嗎？你别說，還真缺。變法派的幹将章惇曾說過：“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原來當年王安石變法，新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就是科舉改革，罷掉了詩賦、明經等科目，專以經義策論取士。這麼搞了十幾年，大家終于發現不對勁了——這些通過科舉上來的新人，務實倒是務實得很，可是寫出來的東西未免也太難看一些了吧？

所以蘇轼很快就被安排到了一個最适合他的崗位上——中書舍人，負責根據“詞頭”草拟诰命。

所謂詞頭，乃是一份提綱性文件。按照宋代制度，朝廷在形成正式命令之前，宰相機構會将命令的中心思想和基本要求形成“詞頭”，然後送到中書舍人的手裡。中書舍人便要根據這份提綱舞動自己的如椽大筆，形成正式诰命，很顯然，中書舍人如何行文，是能夠直接影響朝廷诰命價值取向的。

蘇轼沒有辜負人們對他的期待。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岩叟上疏彈劾狄谘、劉定，指出這兩個人“上挾奸黨，下附庸材”，導緻治安惡化，必須嚴懲——這兩人乃是當年王安石進行《保甲法》改革時安排在河北的具體政策執行人，曾于元豐四年帶着四百八十位大保長進京彙報工作。蘇轼大筆一揮，在 《狄谘劉定各降一官》中為他們的行為徹底定了性，說他們“煩酷之聲，溢于朕聽，公肆其下，曲法受赇，收聚毫末，與農圃争利，使民無所緻其忿，至欲賊殺官吏”，巧妙地将矛盾集中到了“與農圃争利”五個字上面，借這兩個人貶官的機會從官方角度對保甲法進行了否定。

而同年四月四日，反變法的範純仁加官晉爵時，他又是妙筆如花，巧妙地把事情拐到了仁宗身上，說：“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谏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而仁宗時的特色是什麼呢？那自然就是“不折騰”了。

一道道诰命從這位中書舍人的手上被起草出來，進而流傳天下，而在殘酷政治鬥争中失勢的變法派則徹底倒了黴，不光被貶官外放，還要在朝廷诰命中被狠狠地羞辱一番。比如呂惠卿被貶外放的時候，蘇轼是這樣為他定性的：“呂惠卿以鬥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苛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 ——這份文章寫成之後很快便被天下傳頌，而呂惠卿的名聲也算是徹底臭了大街。

就這樣，在蘇轼的助推之下，司馬光等人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元祐更化”運動，朝中的變法派接二連三地受到了打擊，一條條新法不斷被廢掉，而每當有人質疑哲宗皇帝這麼做是“以子改父”的時候，蘇轼等人就會把太皇太後搬出來——您瞧好喽，我們這可不是“以子改父，我們這是“以母改子”，名正言順！

由于這段時間的事情實在是太多，而依照慣例，中書舍人承受詞頭後必須當日起草成文，因此蘇轼幾乎成了反變法派裡工作量最“飽滿”的那個人，甚至跟友人抱怨到“為詞頭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複起，實未有餘暇”。

當然，中書舍人的工作不僅僅包括“草拟”诰命，實際上，假如蘇轼認為上級下發的“詞頭”存在問題時，他甚至可以拒絕草拟正式命令，封還詞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也是整個大宋權力體系的一道“安全閥”。

隻不過司馬光他們肯定想不到，這道“安全閥”，有時候是六親不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