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預測報告?中國經濟導報 中國發展網訊 記者張守營報道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了《宏觀經濟藍皮書：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9～2020）》本年度“宏觀經濟藍皮書”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宏觀報告，第二部分為區域經濟發展前景報告，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宏觀經濟預測報告?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宏觀經濟預測報告

中國經濟導報 中國發展網訊 記者張守營報道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了《宏觀經濟藍皮書：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9～2020）》。本年度“宏觀經濟藍皮書”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宏觀報告，第二部分為區域經濟發展前景報告。

藍皮書指出，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突破50%，2019年突破60%，為60.6%，空間聚集帶來的規模效應推動着城市化的投資和生産，但到2030年城市化率達到70%後，城市規模效應便逐步穩定，人口城市化轉移僅依循城鄉人口自然增長，庫茲涅茨的城市化的“建設周期”基本結束。2030年後，由于城市人口比例高、年輕人多、預期壽命長，城鄉人口的自然增長會不斷提高城市人口比重，但這種城市化率的提高不具有人口轉移帶來的聚集效應，相應地為聚集而大幅度投資的“建設周期”結束，城市化加速經濟增長路徑轉向平穩路徑。

2020年，中國将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标，2035年将步入現代化國家行列，這意味着在跨越“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的最重要階段，首先遇到的是問題經濟規模報酬遞增的消失，經濟增長放緩，經濟增長路徑需要轉換，這一轉換沒有強的經濟激勵；其次與原有高速增長相伴的增長模式需要轉變，即模式中的控制系統（宏觀制度）的導向需要轉變，需要重新确立激勵方向、相關結構（市場結構、産權結構、生産結構、利益格局等）和動力機制（正反饋機制），才能改變路徑鎖定狀态。中國從經濟趕超模式轉變為高質量發展模式，從單一物質增長轉向以“人的發展”為基準，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五位一體的協同發展，是一個全新的激勵目标。相應的發展模式也要做出巨大的調整，否則難以實現這一轉變。在未來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型中，一方面要融入更多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新要素，如将創意、人力資本、知識與數據等變量加入創新變量組中；另一方面要将非經濟要素加入基本增長模型，如将綠色作為可持續度量變量、共享作為包容性變量加入模型。而在經濟因素外，政治、文化、社會、法律等作為制度性治理變量，同樣是重要的新變量，也要加入增長模型中。高質量增長模型要素組要遠遠高于傳統的增長模型，而被解釋變量也不再是GDP，而是包含了基于人的發展的多維社會福利目标函數。增長路徑的改變充滿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原有路徑和發展模式都會阻礙這一改變。應吸收超前性的意識，開拓未來的方向，最終依據路徑導向，積極改變發展模式，制定基于中國“人的發展”的宏觀激勵目标和配置體系，形成新的基于新要素的結構，建立新的非經濟要素的“正反饋機制”，通過國民積極參與打破路徑鎖定，形成新的路徑、模式（激勵）的雙重轉換。

必須打破增長路徑依賴和原有發展模式下的利益格局的鎖定，否則很難轉向新的發展路徑，導緻經濟停滞。打破路徑依賴鎖定成為模式轉換的根本。路徑依賴原來自對技術路徑的讨論，諾思（North,D. C.,1994）将其引入經濟學，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演進的路徑依賴理論。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理論涉及很多命題，藍皮書從以下三大問題入手讨論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①報酬遞增與自我強化。報酬遞增機制是保證路徑持續性的邏輯，經濟報酬作為唯一的激勵手段，具有自我強化效應，并形成一個單一的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體制格局。②制度變遷動力機制揭示了制度形成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是人們的意識形态和産權安排制度效率。“意識形态是使個人和集團行為範式呵護理性的智力成果，”通過意識形态等因素構成一組相互關聯的制度體系，因此對制度的變革不單是一個經濟績效問題，要把績效拓寬為“把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制度、技術、人口統計學和意識形态都包括在内”（諾思，1992）。③路徑鎖定，本質上是利益格局和曆史選擇對現在選擇的約束性。

很多學者沿着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又做了很多探索，特别是在打破路徑依賴方面。打破路徑依賴的相關分析有對路徑構造、路徑依賴與路徑構造的相互作用，以及共同演化過程構造和挑戰路徑等很多問題的讨論，并延展到微觀層面（劉漢民等，2012）。從現有的分析看，由于規模遞增因素消失，原有的路徑需要改變，從技術進步和微觀組織分析看需要側重于再構造新的“規模收益遞增”的路徑，但這對一國的宏觀經濟與制度而言是不可行的。任何國家都不存在持續的經濟規模收益遞增特性，經濟轉入規模收益遞減路徑後，往往也是從趕超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狹義的增長績效難以持續提供規模遞增的回報，改變增長路徑并構建新的發展模式變得非常不易，其中兩個方面的拓展是必需的：第一是高質量轉型過程中廣義績效的加入，即基于人的發展的福利目标構造；第二是“正反饋”機制需要拓展到意識形态、降低交易成本的政治和法制體系構建以及社會參與等非經濟類要素的“正反饋”，形成新的發展模式。基于人的發展的高質量增長路徑的方向性改變和激勵過程依然是可構造的，并通過使用經濟獎勵和懲罰來影響路徑發展過程，通過非經濟的多因素建立“正反饋”機制，形成經濟與社會等的共同演化過程，打破原有利益鎖定，形成新的模式。這個過程保持了漸進性、正反饋、共同參與，并保證了交易成本不斷下降，共享利益的帕累托改進，以及經濟的平穩增長。路徑轉換模式與激勵的特性更多來自目标轉變、激勵機制改變、社會參與度推動“正反饋”，以及利益再調整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鎖定，這些都是改變路徑增長模式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中國政府和學者對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轉型方向已經達成共識，而且中國也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但路徑轉型依然舉步維艱。趕超增長的路徑依然有其增長空間，未到極限，而新增長路徑更多地顯示出的是均衡、可持續的增長，呈現的是規模收益遞減特性，增長速度逐步放緩，這與“規模回報遞增”的曆史觀念和路徑非常不同。新增長路徑需要的是經濟績效方面以創新為中心的内生增長的制度設計，需要更廣泛地放開産業管制，特别是讓大衆參與到基于人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中來，形成意識形态、政治和法律制度、知識社會改造過程中的“正反饋”機制，獲得非經濟報酬類的激勵。這次轉型是經濟、文化、政治、社會、自然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新轉型方式，宏觀資源配置和激勵體制改革是推動轉型的根本。要通過宏觀資源配置體制和激勵目标的轉變，積極提高社會參與性，形成社會正反饋機制，推動路徑轉向。這是一個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也是治理現代化的過程。

路徑轉換的另一大風險就是，由于“規模收益遞增”接近尾聲，可用的正向經濟績效激勵或可分享的利益越來越少，既得利益者會展開存量博弈：第一種是透支未來，增加高負債，試圖延續“規模收益遞增”；第二種是保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強占弱勢群體的分配份額，強化分配不公和加大收入差距；第三種是通過更多的幹預、管制等損害市場機制，設租尋租，大幅度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制度效率。打破傳統路徑依賴形成的利益鎖定在微觀層面要降低交易成本，不斷吸收具有“規模遞增性”的新要素，積極推動和深化市場配置資源體系改革，加強産權保護。同時，要盡快推動宏觀資源配置體制的改革，矯正政府幹預資源的行為，積極改變增長路徑的導向、激勵目标，促進社會等非經濟因素的參與，消除路徑依賴對新增長資源的消耗，為轉型創造有利的宏觀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