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國是周武王滅商後分封的一個諸侯國，是戰國七雄之一，在中國文化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但古今史學家、地理學家和一些學者，對燕國都城之所在地的看法與認識卻很不一緻。各種辭書對此說法不一，許多曆史文化着作也各執己見。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燕召公世家》中說：“周武王滅纣，封召公于燕。”在《貨殖列傳》中說：“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绾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沒有指出燕國建都何處。《戰國策。燕策》中有縱橫家蘇秦一段話：“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裡，……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也”，也隻叙述了燕國之四鄰、疆域和規模。燕國大将樂毅在《報燕王書》中記述了他公元前284 年率領大軍攻齊獲勝，把從齊國繳獲的大批财物統統運回燕國，“珠玉财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于曆室，齊器設于甯台。薊丘之植，植于漢篁”，但沒有說明元英、曆室這兩個燕國的宮殿和甯台在何處。雖提到薊丘，但很難肯定這就是燕國的都城，所以仍不知燕都在哪裡。《戰國策》是我國戰國時期的史料彙編，司馬遷撰《史記》參考了它。在《刺客列傳》中，幾乎全部采用了荊轲、豫讓、聶政的材料，都沒有指出燕國的都城就在薊丘；北魏時代的大地理學家郦道元在他的名着《水經注》中說：“昔周武王封堯後于薊，今城内西北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南朝宋人裴骃為《史記》作的“集解”也說：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但薊和燕都是否一回事，是否一個國家，後世學者卻有不同看法。

　　現代的一些專家、學者，長期以來對燕國在何處建都的看法與認識，大體有以下三種：第一，燕都在薊。

　　郭沫若的《中國史稿》，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朱紹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曆史大事年表（古代史卷）》還有其他一些曆史文化着作，都認為燕國建都于薊（今北京或北京西南角）。

　　侯仁之、金濤合編的《北京史話》，除了說薊是“周朝所分封的燕國的國都”外，還說：“為了防禦鄰國的侵擾，便于加強對全境的統治，燕國的統治者約在公元前三百年于薊城西南易水上的武陽，别建陪都，号稱燕下都。”第二，燕都先在易或他地，後遷于薊。

　　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和後來出版的《中國通史》中說：“召公的兒子封于燕（故都在易，河北易縣。後遷都薊，北京）。”姚舜欽、張若玫等合編的《中國古代史及中世紀史講義》又說：“燕，同姓召公奭所封，初封在今河南郾城的召陵，後來遷到山西省汾水流域，最後遷到薊丘（今北京）。”第三，燕都始終在易。

　　顧颉剛在《中國史學入門》中對以上觀點持否定态度。他說：“因為燕滅薊，燕把薊滅了。可知燕和薊，原本不是一個地方。”“北京過去發掘出來的文物，都沒有燕國的器物，可以知道燕國京都不在北京。燕國京都在哪裡？在易縣。所以，說北京為燕京、燕國的京都，是錯誤的。說易縣為燕國的下都，都是錯的。易縣，今日仍留有不少燕國時代的文物。”還說：燕太子丹，派荊轲去刺殺秦王，人們為荊轲送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這件事，這首歌，也可以證明，燕國的京都始終在易縣。”

　　“乾隆在香山寫了‘金台寫照’四個字。金台，即黃金台，黃金台原為燕昭王所建造的。在香山寫這麼四個字，也是無根據的。”

　　另外，有人因為“近年北京出土一批帶有匽（燕）侯字樣的周初銅器，在遼南也發現不少商、周銅器，證明召公之子确實分封于薊”。有人卻因為易縣發現古代規模宏大的故城建築遺迹，“發掘出東西長約八公裡，南北寬約四公裡，城區面積達三十二平方公裡的城市建築遺迹”，“故城内埋有陶管下水道，并有城垣、門阙、宮殿等遺址”，還有“煉鐵、制骨、制陶等作坊的遺址十餘處”，據此資料推測，燕國京都應在易而不在薊。

　　1982年2 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全國首批二十四個曆史名城》，也許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新華社在對這24個名城簡介時，對北京的簡介隻說是“燕、薊重鎮”，而沒有肯定北京是否曾是燕國的京都。至于《辭海》、《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等，對燕、薊、易縣、大興縣、北京的說法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