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社解放軍分社

黃書波在都江堰采訪

新華社北京5月11日電（記者黃書波）汶川地震翌日，我随原濟南軍區抗震救災前指，抵達都江堰市，直到兩個多月後救災部隊撤離才離開災區，熬成了汶川災區資曆最“老”的新華社記者之一。

70多天抗震救災報道中，既有參與救援看到受傷群衆與家人相擁而泣的欣慰，又有目擊官兵千難萬苦救出受災群衆卻不治而死的不甘；既經曆了與同事李宣良徒步從都江堰進入映秀的危險，又見證了同事張汨汨在青川大山裡把運動鞋脫給災區小女孩的堅毅，還目睹了同事張玉清病倒在抗震救災一線而緊急搶救的驚魂……但3000多個日日夜夜過後，回想汶川，有個男孩始終在腦海裡萦繞，伴随的是揮之不去的遺憾。

那是一個傍晚，我正在映秀采訪某集團軍副政委，從他接到的一個電話中獲悉“有群衆在某山頂附近發現了疑似失事直升機的殘骸”，當即我跟随副政委驅車前往。

汽車在僅容小車通過的盤山小道上颠簸四五十分鐘後，來到大山腳下的一處受災群衆安置點。此時，夜幕降臨，擡頭望去，大山輪廓與夜幕正在融為一體，但尋找戰友的任務，讓我們一行七八名軍人沒有猶豫，紮進了無邊的黑夜中。

黑夜，并沒有給我黑色的眼睛。不知過了多久，左肩斜挎海事衛星、右肩斜挎筆記本電腦、胸前挂着照相機的我掉隊了，手電照不到前面的戰友，呼喊又沒有回應。

“叔叔，是受傷了嗎？”就在我猶豫要不要返回的時候，一個聲音從身後傳來。我調整手電方向，看到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向我快步走來。

“找不到路了。”我尴尬地解釋。

男孩說，他知道大人們說的地方在哪裡，從我們開始上山後，他就一直遠遠地跟着。

望着黝黑的臉龐上還沾着泥的男孩，我問，“還有多遠？”男孩回答，不遠了，也就三四個小時。當時，男孩并不知道“三四個小時”帶給我的猶豫：是和他一起尋找？還是返回等消息？但男孩堅毅的目光，讓我抛棄了轉身的想法。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走着，爬着，來回晃蕩的海事衛星、電腦、照相機讓我步履蹒跚。

“叔叔，我幫忙背個包吧！東西太多，走路不方便。”男孩回過頭來，用了盡量考慮我感受的語氣說。

但，不管是作為記者還是軍人的尊嚴，都讓我毫不猶豫拒絕了。

“叔叔，你身上的包晃來晃去，走路不方便。要不這樣，我找根藤把包綁在你身上，這樣好走路。”男孩沒有放棄。

好辦法讓我沒有理由拒絕。但男孩在用樹藤給我綁了照相機、海事衛星後，順勢把電腦包綁在了自己身上，邊往前跑邊說：“進村入戶的解放軍叔叔說，大災大難前要共渡難關。”

繼續前進。在手電光能看到山頂樹木的地方休息時，男孩再一次感動了我。

我從海事衛星包裡，掏出壓縮餅幹和男孩分享，男孩爽快地接受了。但随後，他就遞給我一瓶礦泉水，“叔叔，你一路沒喝水，這是村裡發給我的，你喝吧！”說實話，因為出發匆忙，我沒有帶水，的确非常渴，感覺喉嚨都要冒煙了。然而，要接過這瓶水，我卻怎麼也伸不出手。

黃書波在映秀采訪

“叔叔，要是你不喝的話，這個我也不要了。”男孩把已經撕開包裝的餅幹遞了回來。

或許，固執在大多數時候是個貶義詞，但男孩的固執，卻讓我眼角濕潤。我相信，面前的不再是男孩，而是災難過後成長起來的有主見有擔當的男人。男人之間，過度的矜持會傷害真摯的感情。于是，你一口，我一口，就着一瓶礦泉水，我們共享晚餐。

後來的尋找，無功而返。印象深刻的是，與上山相比，從山的另一面下來的路途無比神速。隻要不太陡，我們就坐在路上，一路滑降下去……

到了公路邊，手機有了信号，我一看，已過了零點。分别時，我把包裡攢的所有能吃的，一股腦兒給了男孩。男孩爽快地接受了，卻提了個請求：“叔叔，長大了我也要當兵，你能幫我嗎？”

我知道這樣的承諾是違反紀律的，但那時我沒有猶豫：“當然可以。記住，今天上山搜尋的軍人來自‘鐵軍’部隊，到時候你找他們，我一定幫你達成心願。”

英雄的部隊，需要英雄的傳人。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有着秋收起義團、葉挺獨立團和劉老莊連光榮傳承的“鐵軍”，不會拒絕一名勇敢而又有擔當的熱血男兒。

但，遺憾的是，匆忙分别時留下的記有男孩名字的紙條在災區的輾轉中不知所蹤，而我留給男孩名片後，至今也沒有接到那個期待的電話。

這件事，讓我遺憾了十年。每當手機上顯示來自四川的陌生電話時，我的心裡都有着莫名的悸動。我不知道，男孩有沒有實現當兵的心願，現在過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