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兩部大型綜合類典籍彙編，二者均為我國曆史文化遺産中的珍品與瑰寶。厘清和區分兩者之異同，有助于人們了解和明晰其文獻價值和對當下的鏡鑒意義。

《永樂大典》的編纂工作肇始于明代永樂元年即公元1403年，曆時六年編修完畢，在時間上早于法國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和英國的《大英百科全書》300多年。《永樂大典》全書共計22937卷、目錄60卷，約3.7億字，共輯錄收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曆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典籍文獻近8000種，可謂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次集中荟萃和充分展示。《永樂大典》動用了朝野上下共2169名文人士子參與編寫，于永樂五年（1407年）定稿進呈，明成祖閱罷甚為滿意并親自作序，命名為《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把先秦以前一直到明初的所有史料典籍全面進行搜集、整理和分類，旨在最大限度地集聚前人資料，供時人和後人參閱和借鑒。成書以後，人們對《永樂大典》的評價始終褒貶不一，褒揚者認為，《永樂大典》所輯各書均保持原書面貌，與《四庫全書》相比具有更高的學術研究和史料價值；批評者指責《永樂大典》在具體編排時由于定韻标準不盡一緻，客觀上給後人查閱和檢索帶來諸多不便。永樂年間所修訂的《永樂大典》原書隻有一部，現今存世的皆為明嘉靖年間的抄本，穿越500年的曆史征塵，曆經多次宮廷變故和外敵劫掠，該書早已大量毀棄、散佚和流失，1900年大部分被八國聯軍所焚燒，殘卷剩冊被劫掠瓜分，現分别存藏于國内的國家圖書館和境外的一些官方及民間圖書管理機構。

人們往往将《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相提并論，但兩者性質和命運卻迥然有别：《四庫全書》是叢書，《永樂大典》則是類書。清朝進入乾隆時代，國力空前強大，乾隆意欲成就一番名垂青史的文化偉業，在康熙、雍正下诏纂修的《古今圖書集成》基礎上，诏令對《永樂大典》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進行梳理和彙編，親自主持建設古今圖書總彙這一大型文化項目，責成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和學者進行編撰，耗資400萬兩白銀、耗時13年編寫而成，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欽定名稱為《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共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成為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成書之後，乾隆命人共手抄了7部，下诏分别藏于全國各地，其中先抄好的四部分别珍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淵閣、遼甯沈陽文溯閣、北京圓明園文源閣和河北承德文津閣，這就是所謂的“北四閣”；後抄好的三部分别珍藏于江蘇揚州文彙閣、江蘇鎮江文宗閣和浙江杭州文瀾閣，這就是所謂的“南三閣”。乾隆還把貯藏《四庫全書》的閣名用淵、源、津、溯加以命名，以凸顯該叢書具有的所謂“溯其源流”的功能屬性。

但由于文化背景、民族身份和性格秉性不同，《四庫全書》凡屬佛道、戲曲、小說等概不輯錄，對于有礙政治穩定和封建統治的文字全部删去、概不存留，對于鄧禦夫所著的煌煌200卷《農曆》等科技著述和一些軍事著作也都不予采錄，甚至對已輯佚出的《兼金合璧》《晉史揮塵》和已簽出的《元一統志》等重要方志類書籍也都拒斥廢置，所以，《四庫全書》輯佚工作對傳統文化又構成一種較大破壞，留下了難以彌補的巨大遺憾。

《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是有重大影響的古代大型文化工程，客觀上也對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