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歲的江西宜黃人黃範銘患有嚴重氣喘，每天吸氧，他最大的心願是，能夠再見兒子一面。

1999年，兒子黃堅（化名）以高分考入武漢大學曆史系。大學畢業後，兩次考研沒有考上，他到杭州等地找工作。一直到2007年4月，最後一通電話後，與家人徹底失聯。

11年來，黃家人覺得“家醜不可外揚”，不願讓人知道兒子一直沒回家。直到今年，黃範銘住了五次院，他說：“我快要死了，我怕見不到他，我隻要聽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夠了。”

“我一定要走出大山走出江西”

今年72歲的黃範銘是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鳳崗鎮人，18歲開始進入宜黃縣建築公司工作，直到56歲退休。妻子李嫦娥比他小7歲，在家種了三畝地。家裡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黃建華今年41歲，專科畢業後外出打工，現在在深圳一家機械制造廠工作，10年前，和妻子小清結婚生下一個兒子；小兒子黃堅，今年39歲。

黃範銘說，大兒子性格像他，愛玩，不會讀書；小兒子性格像妻子，不喜歡說話。以前家裡很窮，他和妻子忙着掙錢，無暇管孩子。兩個孩子都很聽話懂事，四五歲時，就會幫忙媽媽去菜場賣豆腐，還會一起到外面撿西瓜皮西瓜籽喂豬。

黃建華覺得，弟弟性格有些内向，兩人雖為兄弟，平時交流卻不多，“我讀書是在宜黃一中，他是在宜黃二中，晚上回來都睡覺了，早上又出去了，很少碰到一起。”

在黃範銘記憶中，黃堅學習很刻苦，高中時，每天早上6點就起來，到頂樓讀英語。高考前，他曾對父親說：“我不想跟你一樣到地裡勞動。你太苦了，太累了，我一定要考取大學，走出大山，走出江西。”

李莉（化名）是宜黃二中98級理科班畢業生，她告訴澎湃新聞，當時整個年級大概有90個學生，一個文科班一個理科班，黃堅是文科班的，那時全年級學生沒有特殊情況都會參加高考，但考上大學的并不多。

吳冕（化名）高三時曾和黃堅同過桌，在他印象中，黃堅成績好，考過班上前三名，但平時不喜歡與人交往、交流，除了讀書就是回家吃飯。

黃堅高中同班好友蔡桦（化名）記得，黃堅擅長數學，對曆史、政治等科目比較感興趣。

1998年，黃堅第一次參加高考，隻考了486分。成績出來後，他告訴父親，“考試時心情太緊張了”，所以沒考好。盡管可以上專科學校，但黃堅決定再考一年，“他說我要考一個好的大學，一般大學我不去。”

在宜黃一中補習一年後，第二年，黃堅考入武漢大學曆史系，這讓黃範銘夫婦倍感驕傲。

黃堅複讀時的數學老師葉廷（化名）說，黃堅學習很努力，也很好學，早上晨讀會比其他同學早到，遇到不懂的題目也都會問，“平時（成績）也還過得去，高考發揮得稍微好一點”。

蔡桦說，1998年高考時，他考了530分，是班上第一名，而黃堅第二年考了570多分。

鄒國勇曾是1992年宜黃縣的文科狀元，被武漢大學法學院錄取，他說，“我們那邊文科要考到武漢大學的話，一般都至少是縣裡面的前兩三名。”

“鯉魚跳龍門”

1999年9月，黃範銘送兒子到武漢上大學。到學校忙完報道後，兒子因為太累，直接倒床上睡着了。他下樓去洗澡，回來時忘了兒子在哪個宿舍，于是跑到宿舍樓頂躺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到宿舍樓上等着，遇到了出來找他的兒子。

鄒國勇與黃堅是宜黃老鄉，也是武漢大學校友。黃堅大一去學校報到時，他和另一位也在武大讀書的宜黃老鄉，去黃堅宿舍看他們。

他記得，當時父子倆已經整理好床鋪，在跟其他室友聊天。黃堅看起來瘦瘦高高的，不怎麼說話，黃範銘語氣中滿是驕傲，說兒子高中時成績遙遙領先，“鯉魚跳龍門”。

在鄒國勇印象裡，黃堅“有點清高，可能對生活期望值比較高，覺得現實跟他的期望有那麼點差距，因此會有點失落感。”

鄒國勇說，老鄉聚會時，黃堅很少參加，跟其他老鄉互動也很少；在學校與老鄉說話時，他從來不講家鄉話，而是說普通話。

2001年下半年，黃堅曾到鄒國勇宿舍，找他借過一兩百塊錢。鄒國勇心想都是老鄉，便沒多問。第二年黃堅才還他錢。那也是鄒國勇最後一次見到黃堅。

黃範銘說，兒子上大學後，基本每個月往家裡打一次電話。那時家裡沒有安電話，黃堅便把電話打到鄰居家。電話中，他會詢問家裡的情況，很少提自己在學校的學習生活。

大二寒假回家時，他告訴父親，自己通過班級演講競選，當上了班長。黃範銘也驚奇地發現，以前不怎麼說話的兒子，上大學後變得能說了，但跟家裡人，“你問一句他就答一句，不自己主動說”。

2003年，兒子打電話告訴黃範銘，自己報考了武漢大學另一專業的研究生，“差3分，公費的沒考上，自費的可以上”。考慮到家庭經濟條件，黃堅沒有去，決定再考一年。第二年還是沒考上。

之後黃堅回家，在家呆了三四個月。李嫦娥勸他出去找工作，他覺得杭州、甯波這些地方比較發達，便去了杭州。

“我不願回家當老師”

高中同桌吳冕回憶，大約14年前，黃堅曾來杭州找工作，一待就是8個月，“他來杭州找一個複讀班的同學，同學那兒住不下，就來我那兒住了幾天。”

一起同住時，吳冕發現，一講起國家大事，黃堅就聊得很起勁。他曾問過黃堅大學學習的事，但他隻說自己學習了曆史古建築。

黃堅還告訴他，畢業時自己放棄了回縣城教書的機會，“他說不想待在那個縣城裡面。”

吳冕記得，到杭州的前半年，黃堅偶爾會買張報紙看看，但基本沒找工作，每天宅在房間上網、玩遊戲，很少出門。由于沒有收入來源，那段時間基本都靠幾個同鄉管吃管住。半年後，黃堅自稱在杭州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策劃工作，從此開始早出晚歸。

然而兩個月後，黃堅突然告訴吳冕自己辭職了。在房間待了一周後，他又說在嘉興找到一份工作。

吳冕清楚地記得，黃堅離開的時間是下午一點，“春天那個時候人特犯困，我在床上睡覺，他敲開門來，找我要了200塊錢，走了之後他qq就再沒上過線，就失聯了”。

黃範銘說，兒子去杭州後，曾打電話告訴他，曆史專業找工作難，他想去浙江杭州商學院再學一個專業，這樣工作好找一些。

期間，宜黃一中老師曾聯系黃堅，想讓他去教曆史課，黃堅說：“我不願意當老師，也不想回宜黃去。”

黃範銘至今仍不清楚兒子有沒有在杭州找到工作。他隻知道，去杭州後，兒子幾乎每個月都會打電話讓家裡寄錢。“一開口就是要錢，我就怕他進了傳銷。”黃範銘說，那時家裡經濟條件不好，他每天工資隻有40元，還得每個月給兒子寄錢，多的時候上千，少的時候幾百，三年總共寄了近3萬塊錢。

黃建華也曾給弟弟寄過錢，“大學畢業後，他找我要過三四次錢，每次幾百塊。除了要錢，幾乎不會主動給我打電話。”

黃範銘曾想去杭州看看，兒子勸他：“你不要來杭州了，等我賺到錢的時候，我會帶你去上海北京這些地方逛逛。”

2006年的一天，早上8點，黃範銘騎自習車去上班，在河東橋上被一輛從後來開來的摩托車撞斷了髂骨。肇事夫婦趕緊将他送到縣醫院，治療花了2000元，又賠了6000元。出院後，黃範銘走路不便，兩條腿一隻長一隻短，需要拄拐杖。家裡人想要小兒子回來看下他，黃堅沒回。

等到2007年4月，黃堅給家裡打電話說到了上海，黃範銘問“你又要錢了？”李嫦娥接過電話，有些氣憤地對兒子說：“要錢沒有，要命兩條。”黃堅立馬挂了電話。

那天，黃建華也在家，“我爸媽可能有點怨氣，說經常要給他打錢，那時候我爸又被車撞了，根本就沒啥錢了，有時候都是借的”。

黃範銘說，這次之後，小兒子再沒給家裡打過電話，與哥哥、其他親戚也沒有聯系。由于家裡是固定電話，無法顯示來電号碼，他們也不知道兒子的電話，隻能等兒子打過來。他覺得，兒子是因為家裡沒給錢，“賭氣了”，便不跟家裡聯系。

“我一直在等他的聲音”

兒子失聯後，黃範銘覺得“家醜不可外揚，怕丢臉”，便一直沒去報警。他腿腳不便，出不了遠門，妻子連普通話也講不清，不知道到哪兒去找兒子。

黃建華覺得弟弟自己不願意回家，“你報警，知道他在哪裡，他不回來又怎麼辦？”

幾年前，父親曾提出讓他放下工作去找弟弟，那時他剛成家生子，擔心放下工作，家裡就沒了主要經濟來源，于是作罷。

黃建華妻子小清說，家裡人曾拿着黃堅的材料和照片，去找當地電視台，沒能成功；也拿着戶口本去當地派出所，想要查詢黃堅的身份證使用情況。派出所建議他們先去報案，黃家人覺得他是大學生，“萬一報警留個記錄，對他以後不好”，便隻能苦等着。

蔡桦最後一次見黃堅，是2002年暑假，一起聊了下找工作的事，“從那年之後，他跟同學的聯系就漸漸少了。”

吳冕說，2008年時，宜黃二中98級同學組織了一次同學聚會，黃堅沒來，沒人知道他的下落，班上同學都知道他失聯的事，“我們也一直在找他”。

鄒國勇記得，去年武漢大學曆史系的老師曾找過他，問他跟黃堅有沒聯系，說班上同學聚會，大家都聯系不上他，想找他。

黃範銘說，自己“知道他不會亂來的”，就怕進了傳銷窩點。

如今，72歲的黃範銘患有嚴重的氣喘病，呼吸有些困難，一走路就氣喘，已經吸氧7年了。因為感冒發燒，他今年已經住了5次院，8月31日才剛出院。大兒子給他買了台吸氧機，他每天得吸氧15個小時，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

他說，一家人都盼着兒子回來，“哪一個父母親不愛自己的兒子？我每天都在等他的聲音，他來不來沒有關系，我隻要聽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夠了。”

72歲的黃範銘患有嚴重的氣喘病，每天必須吸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