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一些年輕老師已經不大了解夏丏尊先生了，他是葉聖陶先生的親家——夏丏尊和葉聖陶曾合著一本《文心》，寫到三分之二的時候，葉聖陶的兒子與夏丏尊的女兒結成連理。《文心》由朱自清作序，朱自清寫道：“丏尊的令嫒滿姑娘，聖陶的令郎小墨君，都和我相識；滿更是我親眼看見長大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這才配得上這件好禮物。我這篇序也就算兩個小朋友的訂婚紀念吧。”

作者：柳袁照

不妨着重介紹一下夏丏尊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夏丏尊擔任開明書店總編輯，随即創辦了《中學生》雜志，并聘請葉聖陶擔任雜志主編。除了《文心》，他們兩人還合著了《文章講話》《閱讀和寫作》，合編了《開明國文講義》《國文百八課》《初中國文教本》等教科書。夏丏尊與葉聖陶一樣，是著名的教育家。

朱自清曾說：“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名師出高徒，豐子恺、柔石、馮雪峰、汪靜之等人，都是夏先生的學生。夏丏尊和葉聖陶對語文的見解、對語文教學的見解，一直沒有過時；作為語文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教育理論家，其觀點鮮明、獨特，依舊振聾發聩。

夏先生的《教育的背景》寫于一百年前，如今讀來，就像大海上的一道曙光，給人一種撥開迷霧見真相的感覺。那時新學校的開辦、發展僅僅過去二十年，夏先生即認為“現在學校教育是‘學店式’的教育，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中間隻有知識的接受，毫無人格的接觸”。就像一家普通的商店，顧客付錢，店主拿商品給人家。一百年過去了，這種情況改變了嗎？有一點改變，但有沒有徹底地改變？有的地方、有的學校好像沒有。夏先生說：“一句話，就是教育者是賣知識的人，被教育者是買知識的人。大家機械地賣來賣去，試問這種知識有什麼用處呢？”夏先生的論斷用來評判當下的某些中小學，似乎并不過分。老師隻是在賣“知識”，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個“貨”要通過中間環節來“驗收”——也就是各種考試，考得好，說明這個價是值得的，反之就不值得。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理解教育？怎麼做教育？怎麼辦教育？夏先生認為不能忘了“背景”，教育的背景很重要。他認為教育的背景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人。教育是在人的背景中進行的，作為人，有“肉身”的一面，也有“靈魂”的一面。夏先生說：“希臘及羅馬初期的人注重肉的方面；基督教徒則注重靈的方面……近來學者大概都主張靈肉一緻了。這個靈肉一緻，在我們中國卻是已經有過的思想。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靈肉一緻的标志。”教育要關注人，要關注人的“靈與肉”，要回歸我們自己優秀的文化傳統，這說得多到位！審視今天的學校，有多少學校的教育是将“靈與肉”完美結合起來的？教育的“肉”在哪裡？教育的“靈”又在哪裡？

夏先生認為教育背景的第二個方面是“境遇和時代”。他說：“無論何物都不能離開空間與時間兩大關系。這個空間和時間，在人就是境遇和時代了。教育其次應當以境遇和時代為背景。”脫離“境遇和時代”，單純傳授知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教‘教科書’”，不是許多學校的現狀嗎？

今年一月，教育部啟動了“強基計劃”，這是在國際、國内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下的一個“人才培養計劃”。它不僅是高校的招生改革，更是以招生改革為支點，撬動整個教育變革的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行為，但是許多中小學的校長、老師還意識不到這一點。“強基計劃”的目的是立足于我們自身，培養屬于我們自己的核心學科、核心領域的“尖端人才”；我們不能隻看到這件事本身、隻看到這件事僅是屬于三十六所試點高校的招生改革，必須要明白它産生的背景。畢竟我們的“境遇與時代”都發生了改變，我們的教育也要進行相應的改變，從内容到方法、從内涵到外延，都要自覺去調整。

夏先生認為教育背景的第三個方面是“教育者的人格”。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師德”抑或人格魅力，老師要是一個精神明亮的人，一個内心豐盈的人。老師給學生傳授知識是第二位的，排在第一位的是“育人”，夏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了，這是多麼的難能可貴！他說：“真正的教育需完善被教育者的人格，知識不過是人格的一部分，不是人格的全體。”老師的“身教”重于“言教”，現在老師“身教”的狀況如何呢？所以我對老師擁有“懲罰權”是存有異議的，某些老師可能會濫用這個權力，教育還是要靠老師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懲罰權”。夏先生說：“人格恰如一種魔力，從人格發出來的言行，自然使人受着強大的感化。同是一句話，因說話者人格的不同，效力亦往往不同，這就是有人格的背景與否的分别。”

重溫夏先生的教育價值觀，對我們處理當下的一些教育問題是不是很有啟發？為什麼一百多年前的人看問題能這麼準，到現在也不過時？而現在部分專家說話的時候慷慨激昂，似乎很有道理，如真理在手；聽的人群情激昂，以為取到了“真經”，可是沒過幾年就水落石出，真假自現。我們認真地想過這個問題嗎？

（原标題：重溫夏丏尊的教育價值觀）

來源：北京晚報

流程編輯：TF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