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民衆越境活動與人口流動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需要知道，在澶淵之盟前，宋遼邊境上修築了許多寨子、堡壘等軍事設施，宋遼締結澶淵之盟後，誓書條約明确規定了宋遼以白溝河為界（遼放棄遂城及涿州、瀛州、莫州），雙方撤兵。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這條約定規定了宋遼不僅僅是官吏需要遵守邊境不越界，也明确禁止了兩政權的民衆也不得私自越境。

因此，宋遼雙方不但在邊境地帶的州縣及駐軍處重申了此項約定，還重新下诏嚴令禁止私自越境行為，以遵循盟約。同時，努力維持宋遼之間的長久和平。宋遼雙方禁止邊境修繕軍用設施以及禁止為軍事用而私挖河道等，避免被誤解為挑釁而引發戰争，百年間幾無雙方軍隊無理由大規模越境的戰争及政治問題。

如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五月，宋真宗诏：“昨為霸州修葺城池不依舊，北虜之人有詞，過成憂慮，兼據沿邊州軍言，契丹界沒見朝廷于沿邊興作，皆多差人伺查動靜，可令安撫司密行曉谕，常以安靜綏撫，除依誓言修葺城池外，應移易寨欄，開修河道，不以小大，并不得辄興功役，緻成事端，其不得創蓋亭台街道等事。”

同月，真宗再次向大臣們強調：“雄州李允則于州城外決渠為水田，渠通界河，于禮非便，請令罷之，”“可令凡寨栅渠不以大小，無得創造。”宋朝的河北地區，澶淵之盟締結之後至少有10年間，未對駐軍州縣的城牆以及州郡衙門進行修繕，還有河北廣信軍等，因為處于邊界處，盡管城牆都已損毀崩塌，但盟約之後有20多年都未進行過修繕。

遼朝也是同樣如此，1125年宋朝派出的訪金使節團記載遼境的所見所聞提到，宋遼對峙期間，在契丹對宋最前線邊防地帶的州縣中，城牆因長年和平而未有修繕，僅殘存着城樓的一些牆壁石磚了。1042年新追加了誓書條例——兩朝邊境地帶的駐軍禁止增員，因此宋朝大幅削減了河北為防遼的駐軍。

據史料記載，河北邊防最重的地區之一定州路，在澶淵之盟之前有守軍10萬餘人，熙甯、元豐年間已減少至兩三萬人，到了12世紀初，僅剩6000餘人。由此可見，根據澶淵之盟以及宋遼交聘的進行，對宋遼邊境的軍隊及行政産生了極其有效的制約，雙方都在努力維持着和平。

盡管雙方嚴令禁止邊民越境，但宋遼交聘維持了邊境百年的和平，兩國間邊境地帶的邊防就逐漸大為松弛，為雙方民間百姓頻繁往來創造了客觀條件，成為漢契交融的重要外部環境。

宋遼交聘維持了長久和平的邊境環境，盡管雙方嚴令禁止邊民越境，但現實中百姓互相越境的行為是不可能完全被禁止的。盡管宋遼的邊界劃分十分清晰與明确，但尤其是長久居住于邊境的百姓是很難馬上同步這樣的邊界概念，因此通過一紙誓書就想約束邊境百姓的跨境往來顯然并不容易。

在《胡峤陷虜記》中就記載了946年胡峤使遼在上京時的所見：“西樓有邑屋市肆，有绫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可見宋遼民間的越境交流早已存在，且不僅僅隻停留在邊境處，還會移動到對方都城等離邊境深遠之處。

宋遼交聘後，實際上還是存在宋遼法規允許百姓跨境往來的情況，如榷場交易的商人以及在宋遼兩地都繳納賦稅的“兩屬戶”，但此處談及的跨境往來百姓主要指未經允許而私自越境的邊民等人，且這些違反法令私自越境的百姓是占大多數的。在宋遼的東部地帶是以拒馬河為邊界，拒馬河的漁業資源十分的豐富，原本雙方就有許多漁民在此捕撈作業，澶淵之盟後，宋遼官府便禁止了拒馬河上的一切行船及漁獵行為。

然而禁令實際并未完全奏效，許多漁民繼續私自秘密捕魚，這樣的行為也根本無法斷絕。還有群體龐大的走私貿易商人，他們常年往來于宋遼邊境，台灣學者廖勝隆早已對宋遼的走私貿易進行了詳盡的梳理與研究。他指出首次宋遼交聘破滅後，宋太宗下令停掉宋遼邊境的榷場貿易，但宋遼雙方的商旅互易卻是久已存在的事實。

宋遼民生的客觀需求絕不是朝廷一紙命令就可終結的，宋遼互相閉關直至再次确立交聘關系的二十餘年，宋遼邊境走私貿易成為民間聯系的唯一途徑，澶淵時代，榷場再次開放，但走私貿易也依舊存在。

由于榷場貿易受到官方的嚴格監管與壟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許多百姓急需的物資無法售賣或者售賣價格極高，宋民需要鹽、馬匹，遼人需要書籍、銅錢等，這些雙方規定的“違禁品”交易市場龐大，自然許多商販會铤而走險越境走私。

《資治通鑒長編》中甚至還有這樣的記載，景德二年，“使臣自雄州入奏”：契丹國主之弟隆慶王與宋朝而來的商販互為饋獻，隆慶王又“設酒饷犒勞之”，并對宋人商販說“今與甲朝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無虞矣”。根據時規，宋人至多允許“北商赉物貨至境上”，絕不允許進入遼境貿易，因此，此處宋朝而來的商販大概率可認定為從事走私貿易的商人。

在宋遼和平關系年代，宋遼的走私貿易已不僅僅隻是在民間互易的個體行為了，可以認為從事走私貿易之人已形成一定的規模，“當已結成集團”，“其活動範圍與交易規模也十分可觀”，以至于能夠與契丹皇室賓主酬酢，杯觥交雜。

宋遼之間出現大量的走私貿易能夠成為體現漢契關系的縮影。這些走私商人将本國物資販賣至對方，回國時再購買對方的商品偷運回本國售賣，走私商販不僅僅溝通了漢契民族的日常經濟聯系，走私的物品也能夠直接增進雙方對彼此生産生活的了解，同時利益的聯結對漢契交往交流交融自然也形成極大的動力。

雖然宋遼邊界接壤處為幽雲地區、河北、河東地區，主要居住漢人，但是許多史料也證實，自隋唐時期，早在契丹先祖建國之時，契丹民族就開始南遷。據史書記載，952年“契丹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後晉時期占領幽雲十六州後，為方便契丹對遼朝南邊的統治與管理，更是将本族契丹民向河北、北京等地大規模移民，定居在燕京、河北、大同等地。

在澶淵之盟以前，宋朝也有大量人口外流，如戰争或契丹南下侵略越境掠奪宋朝人口，還有一些宋人因各種原因自願移居至遼境，宋遼邊民為讨得糧饷，會越境到對方駐軍中做工謀差，甚至是充兵。

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公元1015年），比部員外郎王允明言：“乞下沿邊州軍官吏并監臨主守之人，今後常切辨明，不得容留北界人入倉場庫務充腳夫”兵27、9190。澶淵盟書除具體的幾項約定外，另附一條“除誓書以外”，也就是說兩政權盟約締結之時的現有的領土、人口維持現狀，不做改變。

因此，上述外流人口在宋遼實現友好交聘關系之後也不得返回原住地。可是，簽訂盟約不久後，就有大批的流民從遼境返回宋朝，宋朝便下令“诏河北諸州民陷契丹而歸者，舊住莊産，勿限編敕年歲，并給之”，即為這些還尚未越境返回的流民提供定居保障，已經回到宋朝的流民則恢複他們原有的土地，要求地方妥善安置他們。

另一方面，雖然在澶淵之盟之後越境歸附他國的行為也是被禁止的，但對于居住在邊界處的百姓，邊界處并沒有設置堅不可摧的障礙，人口的流動實際上是具有很大的空間。

如在澶淵之盟締結不久後就從遼境歸順宋朝的邊民，是會被遣返回遼境，但是遣返後再次越境歸順宋朝的“歸明人”，或者原本就是宋朝原住民由于越境而暫時身處遼境，和平之後重新返回宋境的“歸正人”，最終都得到了認可并被宋朝接納。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與河北接壤的契丹邊境處開始流行一種下面部腫脹的疫病。居住在宋邊界處的人們争先恐後地向南逃亡，随着事态的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邊境人口大流動。同時，華北地區廣泛推行旱地耕種，靠天吃飯，遇到降水量不充沛的年景，就會出現大規模的饑荒流民。遼境的燕京地區與宋境的河北、河東等地區因位于宋遼邊界線附近，每當這幾處鬧饑荒時，就會發生災民大舉越境。

總的來說，宋遼朝廷面對這樣的局面，一開始還按照誓書盟約規定遣返災民，但随着災民流民越境的常态化，也越來越多接受對方越境而來的災民，并為他們提供糧食與居所。宋遼邊民的越境遷移也促進了各民族的混居格局的形成，增強了民族“大雜居”，漢契逐漸形成不分華夷、不分内外的居住分布格局，加大了漢契通婚率，促進漢契民族交融和漢契一體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