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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基層群衆矛盾案例

新華社銀川７月１１日電 題：讓矛盾止于毫末——甯夏構建人民調解“四張網”築牢基層治理防線

新華社記者孫波、曹健、張亮

“人民調解”制度在我國由來已久，被國際上譽為“東方之花”。甯夏回族自治區從２０１７年起全面推廣覆蓋農村、城市、單位、行業的人民調解“四張網”建設，“人民調解之花”從鄉鎮司法所開到了村組樓宇、企業行業，有效預防、化解了大量矛盾糾紛。

哪裡有群衆，哪裡就有調解組織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甯夏司法廳廳長李金英對此深有體會：“一些矛盾一旦得不到及時化解，就可能最終釀成慘劇，慘痛的教訓告誡我們，基層治理不能‘重打輕防’，而應打防結合，以防為主。”

有鑒于此，甯夏着重構建覆蓋城市、農村、企業、行業的人民調解大網，初步實現了“哪裡有群衆，哪裡就有人民調解；哪裡有糾紛，哪裡就有人民調解”。

自治區司法廳副廳長鮑煥軍說，以往人民調解組織以鄉鎮街道的司法所為主要陣地，現在“四張網”瞄準調解薄弱點，從縱向向下延伸，觸角進一步延伸到農村社區、村組樓宇。

吳忠市利通區上橋鎮下轄８個行政村，村村均建立了人民調解委員會，每個村又按照村民小組劃分成立了６到８個不等的調解小組，調解組織成員由村幹部、老黨員、退伍軍人等構成。

而通過橫向延伸，甯夏“四張網”進一步覆蓋矛盾糾紛易發多發的行業、企業。在銀川市賀蘭縣，人民調解組織将觸角延伸至婚姻登記處、派出所、交警隊、大型企業等機構，成立了婚姻家庭糾紛、交通事故糾紛、土地糾紛等調委會。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甯夏共有人民調解組織３７０２個，其中行業性調解組織３９１個，人民調解員２．５萬人，與“四張網”建設前相比，調解組織和調解員數量均大幅提升。

調解量上去了，更多矛盾被化解在萌芽階段

２０１７年，甯夏吳忠市一支施工隊在治理吳忠市利通區一溝渠時，不慎導緻上橋鎮澇河橋村村民馬玉林家羊圈被淹。圈牆開裂、飼料進水、羊皮被泡，還淹死了７隻羊。馬玉林情緒激動，要求賠償所有被損物，并準備召集家人阻擋施工。

“鎮裡的調解人員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一方面勸我，羊皮泡了可以折價賣，再修羊圈磚還可以用，賠償損失部分即可；一方面與施工隊協商賠償事宜。經多次調解，施工隊賠償了１５萬元，雙方握手言和。”馬玉林說，問題解決後，矛盾沒有了，再遇漲水，他還主動幫施工隊觀察水情。

“以往遇到這種事，不是不想管，而是不能第一時間掌握線索。”吳忠市司法局局長喬甯偉說，現在組織得到壯大，觸角得到延伸，人民調解滲透到基層治理的方方面面，更多矛盾被化解在萌芽階段。

為調動調解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甯夏細化考核管理，根據案件調解難易程度，給予人民調解員數額不等的“以案定補”補助，鼓勵其對轄區内矛盾糾紛“耳聰目明”，确保介入及時。

李金英說，２０１７年甯夏全區人民調解組織共化解各類矛盾糾紛４．３萬件，預防糾紛６４００餘件。

專業人才解專業結，為司法機關“減負”

面對一些專業性強的矛盾糾紛，傳統的人民調解組織在調解能力上漸顯不足。鮑煥軍說，讓專業人才化解專業領域的矛盾，司法部門注重引入熟悉行業情況、有專業知識背景的退休幹部、熱心人士擔任人民調解員。

石嘴山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主任劉建文在退休前長期擔任基層法官、檢察官，豐富的辦案經驗讓他在調解醫療糾紛時遊刃有餘。

“退二線時正好趕上醫調委成立，我在家閑不住，過來發揮一下餘熱。截至目前，我已參與調解醫療糾紛３００餘件，８５％的糾紛在調解下都得到化解。”劉建文說。

矛盾糾紛化解前置，有效緩解了司法行政機關壓力。２０１７年，吳忠市利通區發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８８歲老人死亡，主要責任方躲着不見，受害者家屬情緒激動，揚言要到政府門口上訪，處事交警立刻聯系調委會介入。

“受害者家屬賭一口氣，要的賠償很高，雙方情緒對立，根本坐不到一起。”利通區交通事故調解委員會主任蘇文賢說，通過背靠背調解，反複溝通，談得差不多了才将雙方叫到一起談，最終以雙方都能接受的賠償金化解了糾紛。

利通區公安局交巡警大隊大隊長鄭炜說，以前交警既要處理事故，又要調解矛盾，根本忙不過來，現在交警隻需出具事故責任認定，其他的交給調委會處理，這釋放了不少警力。

記者走訪多個派出所、法院、交警隊發現，凡有人民調解組織的司法機關，大量案件通過人民調解渠道得以化解，其自身工作壓力得到不同程度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