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的讀者朋友們，今天我們來了解一下俄羅斯人的民族意識。[玫瑰][玫瑰][玫瑰]内容較長，建議收藏閱讀[玫瑰][玫瑰]

我們先來簡單地介紹一下東正教。東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兩個分支是天主教和新教。

基督教原來是一個大家庭，在公元 4 世紀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兩半之後，教會也随之分裂，出現了東、西兩個教會并立的現象；11 世紀的基督教會大分裂之後，基督教東西兩個分支之間的差異越來越明顯，東方基督教以當時的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為中心，開始自稱“正教”，因為地理位置偏東，又稱“東正教”。至于基督教的第三個分支新教，則是 16 世紀的路德宗教改革的結果。

在當下的世界，天主教的勢力範圍主要在西歐和南歐，東正教的勢力範圍主要在東歐，新教的勢力範圍則主要在中北歐、北美和東亞等地。

俄羅斯是在公元 10 世紀（公元 988 年）接受基督教的，當時，作為東斯拉夫地區文化中心的基輔羅斯，與東南部的鄰國拜占庭帝國發生了關系，從那裡引進了基督教。公元 10 世紀之前的古代羅斯，一直是個多神教國家，甚至是泛神論的、自然神論的國家，任何一個可以引起人們驚異或者恐懼的東西，都可能變成神，都可以成為崇拜的對象。到了公元 10 世紀，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決定轉而信奉基督教，他想借用一種新的、成熟的信仰系統來加強他的統治，同時拓展國際交往空間。

這個後來被稱為“羅斯受洗”的事件，是俄國曆史上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轉折，它使俄羅斯民族融入了歐洲的基督教大家庭，極大地促進了俄國的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俄國文學的基本走向。

到了 15 世紀，東羅馬滅亡，君士坦丁堡被伊斯蘭勢力占領，東正教會的重心開始轉向斯拉夫地區。在這個時候，莫斯科公國開始做大。1489 年，莫斯科成為獨立的牧首管區，逐漸成為整個東正教會内部話語權最大的教區之一。1547 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開始稱帝，自稱“沙皇”，這個稱呼據說就取自羅馬皇帝恺撒，“沙皇”一詞在俄語中叫“царь”，恺撒叫“Цезарь”，兩者發音很相近，由此不難揣摩出伊凡四世的野心。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普斯科夫城的一個修道院院長給沙皇上了一個奏折，提出“莫斯科就是第三羅馬”的說法。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說法，意思是前面兩個羅馬，也就是羅馬和東羅馬君士坦丁堡，都曾經是基督教的中心，而如今，西羅馬的基督教已經不純正了，東羅馬又被伊斯蘭教勢力控制了，基督教的正統傳統已經轉移到莫斯科了，莫斯科成了世界基督教的第三個中心，而且是唯一的、真正的中心。

考慮到莫斯科公國當時的國力，考慮到俄羅斯人在基督教大家庭中的後來者身份，這個“第三羅馬”的提法讓人覺得十分吃驚，甚至有些荒謬，但是，這個概念的提出，對于俄羅斯基督徒、對于俄國教會，乃至對于整個俄國和所有俄羅斯人而言，卻影響深遠。俄語中的東正教一詞，也就是“православие”，是“正确的”和“斯拉夫”這兩個詞構成的，無論是“正确的斯拉夫人”，還是“斯拉夫人的正确”，這個詞自身就包含着深刻的自豪感和強大的使命感。

俄國曆史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三位一體”理論的提出。1834 年，俄國當時的國民教育大臣烏瓦羅夫提出了一個類似國家意識形态的東西，也就是“東正教、專制制度和民族性的三位一體”，把這三樣東西作為俄國政體的基礎。我們發現，在這裡，俄國人已經在把東正教與國家體制和民族性并列，而且在這個“三位一體”中間，東正教還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從此，東正教成為名副其實的“國教”，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俄國人。有學者指出，在俄國近現代的國家構建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有三個軸心，也就是專制政體、軍事擴張和東正教信仰。當然，我們覺得，在這三個軸心之外，可能還應該加上第四個軸心，這就是俄國文學。

由東正教信仰所帶來的正統感覺，面對基督教乃至全人類的使命感，從很早就開始滲透進俄羅斯人的民族意識，也開始滲透進俄國的文學和文化，其典型體現就是所謂的“彌賽亞意識”。“彌賽亞”一詞據說源自猶太語中的“膏油”，被塗上膏油的人，就是登基為王的人，或者是被選中作為上帝和人之間的使者。所謂彌賽亞意識，就是指一種自覺的信仰，指某一民族對于人類未來所肩負的使命。俄國人就認為他們是被神選中的民族。

在這樣的俄國宗教史背景下看待俄國文學，我們或許就比較容易理解俄國文學的宗教屬性和準宗教屬性了。下面，我們就來簡單地談一談俄國文學和東正教的關系。

首先，俄國文學大緻是與東正教同時出現的。俄國文學是歐洲文學和世界文學中相對比較年輕的語種文學，除了一些民間口頭文學創作之外，它的書面文學傳統在公元 10 世紀才開始出現，這也恰好就是基督教開始進入俄國的時期。

這個巧合其實并不讓人奇怪，因為作為俄國書面文學作品存在前提的斯拉夫字母表，就是由兩位希臘傳教士發明出來的。他們是兩兄弟，是保加利亞人，一個叫基裡爾，一個叫梅福季，就是他倆依照希臘字母、根據斯拉夫人的發音創造出了第一套斯拉夫語字母，也就是所謂的“基裡爾字母表”，也譯成“西裡爾字母表”，這就是書面俄語的源頭。有了文字之後，俄語文學才得以形成和傳播。

俄國文字的出現，就是因為要傳教、要翻譯經文，這比中國文字的起源、比起甲骨文來要功利得多，文字和宗教的聯系也密切得多。在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俄語書面文學也主要是宗教文學，道理也很簡單，當時識文斷字、能進行寫作的人大多為教會人士，翻譯、抄寫和闡釋經書就是最主要的文字活動。甚至可以說，在彼得改革之前的七八個世紀裡，俄國書面文學主要是宗教文學，是東正教文學。

其次，從俄國文學與東正教的關系來看，兩者始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相互糾纏、抱合的，在東正教成為主流意識形态時，文學常常淪為東正教的附庸；在東正教的官方地位遭到削弱的時期，甚或無神論時代，文學則往往成為宗教意識形态的替代品，成為一種強大的思想武器。

俄國教會雖然強大，但在彼得改革之後，在俄國，神權似乎一直很難超越皇權，教會的力量始終受到世俗政權的強大壓制，于是，在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中，自認為最具有使命感和終極關懷的東正教，卻又是與世俗政權走得最近的基督教。如此一來，在俄羅斯民族意識的構建過程中，在所謂“俄羅斯性”的形成過程中，俄國文學和東正教始終在相互作用、相互補充，在俄國曆史中的某些特定時段我們甚至感覺到，東正教信仰就是俄羅斯民族意識的核心内容，而俄國文學就是俄羅斯民族意識的表達方式，這兩者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就構成了所謂的“俄羅斯性”。

最後，東正教信仰對于俄國文學的長期滲透和影響，也導緻了俄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中一種類型獨特的文學，俄國文學的許多特質和風格，其形成都與東正教有着某種關聯。

比如，從作家的身份認同上來看，最傑出的俄國作家比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甚至 20 世紀的高爾基、索爾仁尼琴，都被視為先知式的人物，都被當成了聖徒，都成為了整個社會的崇拜對象，他們在寫作的時候，也樂于以布道者、傳教者，甚至民族導師、社會良心的角色出場，樂于指點江山，教谕衆生。反過來，俄國教會十分看重文學的強大社會作用，喜歡借助文學來推廣、強化其信仰。每一位俄國大作家都會得到教會官方的認可和推崇，并對那些大作家進行宗教學闡釋，甚至神學闡釋；在俄國東正教會的每所神學院裡，都有規模可觀的俄國文學教研室，俄國文學與神學、宗教史、天文地理等被并列為神學院學生的必修課。

俄國東正教由于與俄國文學的關系，似乎也獲得了某種審美屬性和文學性，變成一種文學化的宗教。

東正教意識形态與俄國文學的相互接近乃至相互擁抱，既是俄國文學在一個東正教信仰占據統治地位的曆史時空所做出的自然選擇，更是俄羅斯國家層面的文化策略不斷作用的結果，同時也可能與東正教信仰和俄國文學這兩者原本就共同具有的“上層建築”屬性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