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多次指出，要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有仁愛之心”，要“講仁愛”。仁愛，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奠定了整個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對仁愛思想的深入挖掘和闡發，可以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重要參考。

什麼是仁愛呢？在《論語·顔淵》篇中，樊遲問什麼是“仁”，孔子的回答是“愛人”。在這一回答中，孔子以“愛”解釋仁，并指出愛的對象是人。“人”在這裡是一個普遍概念，“愛人”所體現的，是君子對所有人都應抱有“愛”的情懷。但“愛”不僅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它随着仁德的展開而披露出多方面的蘊含。

“泛愛衆”而“親仁”

以“愛人”釋仁，體現了“愛”之情懷的普遍性。對這一普遍性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孔子“泛愛衆”的主張。“衆”指大衆、衆人，由此，廣泛地愛大衆與“愛人”就是同一含義：仁者愛人，就是廣泛地愛大衆、愛衆人。但孔子不是隻講“泛愛衆”，他還要求“親仁”，“泛愛衆而親仁”也。

與“泛愛衆”意涵的相對确定不同，“親仁”則需要更多的解釋。“親仁”之“仁”與“衆”相對，通常指有别于大衆的特殊之人——有仁德的人。“有仁德的人”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等于德行絕對完美的“仁人”，因為後者事實上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标。按《論語》，孔子于人生的境界劃分，大緻是聖人、仁人、善人、有恒者，他未見過聖人，也從未稱許過誰為仁人，感歎連善人都未能得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即便孔子最為稱道、被列為“四科十哲”之首的顔淵，也隻是“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雖不一定是實指，但和“日月”相聯系，作為一個量的概念則是無疑的。

包括“日月至焉”的孔子其他學生在内，“親仁”就是指親近有仁德的人。“親近”自然是“愛”意的表達，但如果就釋“親”為愛，則與“泛愛衆”區分不開——後者本來也包括有仁德的人在内。孔子并稱“愛衆”與“親仁”，意圖是要說二者有所不同。這個不同的關鍵點，就在“愛”作為普遍之愛的一般原則必須始終堅守，尤其是對于國家的統治者而言。在《禮記·哀公問》中，孔子答哀公如何“為政”時，核心的觀念就是“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先）”。在國家管理中，愛人是第一優先的事項。但是，不論是統治者還是一般的讀書人，愛之施與者本身也有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的問題，親近有仁德的人就成為現實的選擇，《論語》所謂“以友輔仁”，表達的正是這一方面的思想。

親仁亦親德

“親近有仁德的人”隻是“親仁”的一種理解，通常還有相關聯的另一種理解，就是親近的對象不是“人”而是“德”，“親仁”就是指親近“仁德”這種德性。孔子一生，最重視的就是仁德，親近仁德，可以從選擇人的居所入手。所謂“裡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智）？”人若知道選擇有仁德風尚的安居之所，其境界的提升就會事半功倍。就仁與智的關系而言，孔子喜歡進行對照比較，比方“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等等，仁、智雙方分别體現了仁德與智慧的不同志趣和特色。但在“裡仁”這裡，仁與智卻統一了起來：如果不知道選擇良善的居所，那一定就是不聰明而無智慧的人。

擇仁而居，親近仁德，引向的是身心的平和安頓，故“親仁”的目的在“安仁”。“仁者安仁”是孔子對有仁德的人的期待。人不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不論是貧還是富，是窮還是達，都需要安然堅守仁德而不動搖。顯然，如此的“親仁”是離不開人的意志力的，而且這是一個需要堅守終身的品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能安于仁，一生便不會有什麼大錯，“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在孔子那裡，不論是安于仁，還是志于仁，總體上都是“親仁”。那麼，如何實現“親仁”呢？擇仁而居自然是外在的方式，還有内在的方式，此即《論語》所謂“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人親近或走向仁德，不是空洞的觀念感受，而是真實的“學而思”的實踐，人不論是“不違（仁）”還是“至焉（仁）”，都是一個動态的過程，“仁”就存在于這種不懈不止的“親仁”（求仁）的努力之中，由此也表現出儒家仁德鮮明的實踐特征。

親仁（人）又新人

不論是“親近有仁德的人”還是“親德”，“親仁”之“仁”的重心都落在了（人之）“德”上。不過，如果我們聯系《禮記·中庸》“仁者，人也”的觀點，将“親仁”之“仁”直接理解為“人”，在思想史上也是可以成立的。早在孔子之前，《左傳·隐公六年》記載，春秋初期，陳國公子五父勸誡陳國國君（陳桓公）同意鄭國請求，兩國交好，并強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但陳桓公聽不進去，結果導緻國難。在此語句中，“親仁”與“善鄰”互文，重在發明親善友愛鄰（國）人之義。春秋末的孔子要求“親仁”，應當也體現了對這一曆史經驗的總結。顯然，“親仁”在這裡，已超越了親近有仁德的人，而是親愛鄰近之人了。在此意義上，“親仁（人）”與“愛人”原有的差距實際已經消融，“親仁”也就變成了“愛人”的另說。這在孔子那裡也并非不可協調，孔子在不同的語境中，本來對仁愛就有多樣性的規定。

關愛善待鄰人——這裡是鄰近國度之人，使仁愛的實施披上了一抹“遠近”的色彩。事實上，“泛愛衆”要從觀念變為現實，“遠近大小如一”，是很難辦到的，因為這需要充分的物質條件的支撐。至于志向更為高遠的“博施濟衆”，所以是“堯舜其猶病諸”，正在于博愛的崇高理想總是要與現實可能的物質儲備相銜接，聖人也因而感歎難以如願。後來在中國社會形成的“遠親不如近鄰”的說法，也在客觀上顯示了愛親的實施不得不受到現實的時空條件的制約。

将“親仁”解作“親人”，還會連帶産生另一方面的意涵。即如果不是從愛的對象即“人”或“德”着眼，而是考慮到“親”本身，内容又更為豐富。因為“親”不僅可以理解為“親近”，還可以解釋為“新”。聯系《禮記·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從二程到朱熹，都将此“親”解釋為“新”。如此，“親民”作為“新民”，“親仁（人）”也就成為“新人”，意味使民（人）去舊而革新。在這種理解中，孔子“泛愛衆而親仁”的教導，就變成廣泛地愛大衆而且要使民（去舊）成新人。

立足“使民新”的角度，“親仁”體現了孔子仁愛思想應用于社會國家治理的功能。随着“愛人”的擴充推廣，從鄰近到遠方，從親親尊賢到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終使“五方之民”“達其志”、“通其欲”，“泛愛衆”或曰博愛，獲得了它更為一般普遍的意義。

綜上可見，儒家仁愛思想具有非常豐富的内涵，既基于情感，又弘揚德性；既懷抱理想，又立足現實；既關注理論，又聯系實踐，涉及到人道關懷、德性修養、愛民政治以及社會教化等多個方面，并通過愛衆、親德、新人以及善鄰等仁德施行的實踐，彰顯出它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風俗中的精神引領作用。仁者“愛人”而“親仁”，則是對仁愛思想及其所發揮作用的最簡潔的表達，真切地了解它，才能更好地體會儒家仁學在不同方面對中華精神文明的塑型作用。正如在2019年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指出的，“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

深入挖掘和闡發以仁學為内核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為更好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精神理念和價值支撐。我們的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儒家仁學的觀念系統及其曆史實踐來充實和推動的。對儒家仁愛觀的深入闡發，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要求“講仁愛”的時代價值，并為廣泛地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優秀的文化資源。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本文系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仁學發展史(多卷本)”(項目批準号:19ZDA02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