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維舟

責編 | 施楊

選一個城市，

就是選擇一種活法

為什麼會有年輕人想去鶴崗？說白了，真正的原因其實與鶴崗無關。

鶴崗的吸引力，基本上就一條：當地住宅的“白菜價”。此外當然，它多少也是個像模像樣的城市，有寬帶、有物流、有超市、有暖氣，也有醫院，換言之，最基本的城市生活條件是具備了。至于有多好，那另當别論，但有些人覺得至少“比住北京地下室強多了，這都叫隐居的話，那北漂就是要飯了”。

也就是說，鶴崗的“好”是一種市場上的“相對優勢”，吸引到的是一群特殊的消費者：他們隻要房價足夠低，對城市生活的其它維度統統都不怎麼在意，隻須滿足最基本要求即可。對于那些想要在城市裡獲得一套自己住房的年輕人來說，如果一輩子都買不起一線城市的房子，那麼鶴崗至少提供了一條退路。

這是一種相當特殊的社會心态，不妨對比一下日本：東京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85%的日本年輕人選擇租房，10%住父母家或公司宿舍，自己買房的僅有5%，40歲以下群體的住房擁有率也僅為18%，年輕人甚至喊出“背上房貸的房子不是家，是牢獄”的口号。為何中國年輕人“一定要有一套自己房子”的情結如此嚴重？這其實折射出他們在内心深處很沒有安全感，沒有自己的房子就始終感覺像是在“漂”。

對他們來說，“白菜房”好歹也是房——當然，你也可以想見，鶴崗房價那麼低是有原因的：作為一座資源枯竭型城市，它繁榮的時代早就過去了，每年獲得的轉移支付收入是當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約4.5倍（全國平均是45%）。去年，鶴崗土地出讓金同比下降71%，并成為全國首個實施财政重整計劃的地級市，意味着它已經在财政上破産。由于原本的産業結構單一，新經濟的班車又沒趕上，本地沒什麼特别好的工作機會，正因此，2010-2020這十年間鶴崗常住人口下降了15.81%之多。

對于這些，去鶴崗買房的年輕人也未必不知道，隻是對他們而言那都不重要，因為他們想要的隻是一個屬于自己的居所，其它的生活需求都可以減少到最低。本來，城市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為它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多元需求：書店、體育館、公園這類配套公共設施能豐富你的文化生活；如果結婚生子，你還得考慮家旁的學校質量；父母老了，你就得考慮萬一半夜生病，附近有沒有醫院，否則急救都來不及。但假如你單身，相比起現實生活又更喜歡虛拟世界，那這些可能對你來說就能省則省、甚至可有可無了。

此前，上海也有一位51歲的單身男子，将父母去世後繼承的房産賣了425萬，到遼甯錦州郊區花7萬元買了57米的小房子，餘下的大部分吃利息。他不需要在錦州工作，不養家、不養娃、不養車，當地消費低廉還能偶爾吃吃海鮮，對他來說是很不錯的養老選擇。

不難看出，對這樣一些人來說，鶴崗、錦州還是其它城市，并沒有本質的差别，他們沒有親情的羁絆（搞不好那還是負擔），也并不渴望在當地建立社交網絡，僅限于買東西、下餐館之類最低限度的社會交往，過一種自由自在但也無依無靠的極簡隐居生活。

這些基本生活需求在稍微發達一點的村鎮大抵也能做到，之所以還要去鶴崗，隻是人們擔心在農村可能連這些東西都滿足不了。有一位去安陽買房的年輕人曾說，“隻要給我一根網線，我可以去任何地方生活，餓了吃泡面就行”——事實上，他們往往在大城市裡過的也是這樣的生活，這是一種與外在現實社會“脫鈎”的人生，空間位置（處于什麼地段）對他們來說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這和一般人理解的“城市”很不一樣，完全抛棄了城市生活豐富多元的特性，乍看起來似乎是一種倒退，更接近于那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村落。然而，這恰恰是後現代城市社會才可能出現的景象：一方面是個體想要過一種遠離群體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使得一個脫離了群體的個人也能生存下去，而這又反過來加深了那種孤獨感。

很多人去鶴崗，隻是找一個容身之所，并不打算在當地就業，尤其是那些“在哪裡工作不重要”的數字遊牧民。這和大理還不一樣，雖然去大理的很多人也是為了逃離大城市的種種壓力，但至少有不少是被大理的美景吸引過去、并在當地開始新生活的自由職業者，開民宿、做導遊、當翻譯的都比比皆是。也因此，大理的房價還不低，但鶴崗的房價恐怕就高不起來了，因為如果去的人多了，擡高房價，那追求低價房的人就會去别的城市了。

應該說，一個人當然有權選擇這樣生活，但真正的問題在于：這是基于靜态的一種設想，很适合那些生活沒有變動的老年人，但除非你打算一輩子這麼過，否則對一個年輕人來說，形勢遲早會讓你意識到，僅僅低價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并不等于買到了幸福和安全。

對年輕人來說，人生還來日方長，而隻要生活還在繼續，那麼勢必就會不斷發展自我。在一個動态向前的曆史變動中，就算你想“躲進小樓成一統”，也是不可得的，因為停留在原地就可能意味着滞後，最終連這樣的生活也無法保住，畢竟這個時代的法則是：“你隻有不斷奔跑，才能停留在原地。”

城市最不可替代的一點就是人和人面對面的頻繁互動，脫離了那個生态，想要保持對它的第一時間的感知和反應，那是不太可能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選擇一座城市，就是選擇一種活法，乃至是選擇自己的未來——去往北上廣深，肯定意味着擁抱比鶴崗多得多的可能性。

城市不是孤島，

而是網絡

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雖然個人努力很重要，但在時代變動的大浪中，如何做出選擇也許更重要，至少能事半功倍。實際上，在過去三四十年吃到時代紅利的，固然也靠奮鬥，但更多的人其實隻是趕上了時機——就像房價上漲時，你怎麼買都是對的。

雖然我們不能預見未來，但回頭看看曆史也有助于我們認清這一點：當變化發生時，即便置身于其中的人們也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而源源不斷湧現的變化又是個人基本無法控制的，在這種情況下，明智的做法是保持對周圍變動的敏銳觸覺，捕捉到新的可能性，在恰當的時機接受它，并讓自己在這樣一個充滿更多可能性的環境中獲得成長。

這樣的時代紅利還有嗎？當然有——每個時代都有機會存在，隻是看你如何把握。

當下越來越明顯的一點是：國内的城市之間将出現大分化，在城市群競争的時代，像鶴崗這樣遠離主要都市圈的城市，與中心城市的差距可能會越拉越大。正如陸銘在《向心城市》中指出的：“城市不是孤島，而是網絡。”隻有成為城市網絡中的節點性城市，才能左右逢源，通過頻繁、緊密的互動獲得源源不斷的機會，真正強大的不是單個城市，而是通過1 1>2的效應所組成的那個複雜生态。

這就是為什麼“大上海”才是對年輕人更好的機會——這裡所說的“大上海”，是指新公布的“大上海都市圈”，包括了江浙滬9個城市，也是國内迄今為止最發達的都市圈。按人均GDP計算，9城中的7個都進入了發達經濟體——全國也隻有27個城市達到這一水準，而像南京、杭州、揚州、泰州等這些城市也就在這一都市圈附近。

從這一規劃思路來看，今後這一片世界級都會區的發展方向，将是上海中心城區通過市郊的“五大新城”等樞紐節點，實現都市圈的連片發展：嘉定、青浦、松江向西連接蘇錫常、嘉興、湖州；奉賢、臨港則成為南向與甯波、舟山聯結的樞紐。在這樣加速融合、由“點”到“線”再到“面”的态勢下，五大新城和昆山、太倉等節點城市很可能将複制浦東的崛起，更充分地發揮出自身潛力。

這些當然是完全可預見的未來，但人們想知道的是：好吧，那這跟我有什麼關系？

在此有必要強調的是：置身于一個多元、複雜、頻繁互動的網絡之中，所能得到的機會将多得多。在當下的交通條件下，50-60公裡範圍内可用軌道交通滿足1小時日常通勤，而1小時高鐵足以聯結大上海都市圈内的所有主要城市，真正做到同城化。隻要産業要素能自由流動，加上各方的高效協同，這可以鍛造出強大的快速反應能力，創造出更高精尖的産品。

任何一個現代産品，都需要專業化的複雜分工。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強調的，集體的知識量才是我們成功的秘訣：“沒有哪個個體知道怎麼才能飛起來，也沒有哪個個體知道該怎麼造一架飛機，但10000個個體組成的集體通力合作就可以做到。”一個内部相互作用的社會有機體，在整體組合之後的功能可能遠遠大于各部件功能的總和，進而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東西。

每個城市的空間是有限的，它要獲得無限制的發展，隻能靠人的頭腦，依靠人與人的合作。歐洲管理思想大師查爾斯·漢迪曾說：“在知識經濟中，一個好的生意是一個有志向的集體，不是一塊地産。”這道理也适用于城市發展：僅靠賣地，遲早到頭，隻有接入到一個共赢的市場體系中才有更好的未來。可以說，都市圈也使得大大小小的城市“聯網”了，這遠勝于它們單打獨鬥。

國内不缺舍得砸錢投入的城市開發項目，但真正的關鍵是：在一個城市網絡中，投入可以獲得更高回報，而這勢必能吸引更多投資。像“大上海都市圈”這樣可以形成一個“生态系統”，并在市場體系之下不斷自發進化，其中的每個城鎮、每個行業，乃至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可以斷定，孤立的城市，将來肯定競争不過城市群，這就是開放的市場環境下自演進平台的好處。

可想而知，高速流動的信息可以更迅速及時地捕捉到市場的機會點，而一個生态的機會越多，就越是能更好地滿足所有人的需求。雖然上海的房價或許讓很多人望而卻步，但不僅“五大新城”有很多吸引人才落戶的減免措施，周邊城市（如嘉興）每平米1萬多的樓盤也多的是，而鶴崗那些“白菜價”的房子其實也非常偏遠，市内稍好一點的樓盤都在5000元/平米左右。最關鍵的是，城市生活的機會、體驗和豐富性，隻能通過地理上的近便才能充分獲得。

當然，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肯定也有人更喜歡鶴崗，但如果你隻求低廉的生活成本，那你甚至都不需要在那裡買房，每次去租房住幾個月就好了，花的錢還更少。去往鶴崗的年輕人，有一部分原本就是被競争擠出的人，可能覺得人生已經觸底，跌無可跌——至于在鶴崗買的房子，統共也就幾萬塊，跌就跌吧。然而換個角度來說，他們真正的損失并不是房價，而是那些無形的機會，或者說，他們覺得就算有機會，也不屬于自己，對未來不抱期望，隻求獲得最基本的安全感。

這可能是深層次更棘手的問題：如何讓每個人都過得有尊嚴，給他們提供開放、平等的機會。這不僅是為了個體，也是為所有人，因為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說，讓每個人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潛力，才能使社會福祉最大化。就此而言，“城市發展”不是什麼抽象目标，哪裡能讓年輕人安心追尋夢想，哪裡的城市就能得到真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