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學校仍然上演着“逃學威龍”和“古惑仔”。這群鄉村熊孩子，把老師看作社會的淘汰品，組織“兄弟幫”、“霸王團”、“流氓會”，甚至“操縱”了班幹部選舉。

文/李濤

“真不想給你們班上課了！”九年級的英語老師肖翩和數學老師李剛，下課後不約而同地向班主任劉陽抱怨，“你們班如果再不采取強制措施，僅有的幾個有機會升普通高中的學生絕對沒有希望了！”

劉陽随後走進教室，向全班同學發出警告：“說了多少次了，你們如果誰要是不想讀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别在這裡給我當混世魔王，你浪費自己生命就算了，别浪費其他人生命……”

“拜托，誰浪費誰的生命？麻煩‘熊貓哥’（九年級學生給劉陽取的綽号，因為他的體型很像電影裡的‘功夫熊貓’）别來浪費我的生命！”台下有人小聲調侃。這群學生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繼續該玩玩、該樂樂。

越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讀書無用論越盛行。（圖/視覺中國）

鄉村唯一的“知識代言人”，在底層孩子們的眼裡是社會淘汰品。

英語老師肖翩實在不想給這幫“讨厭”的雲鄉少年上課了，一再請我幫代課一周。當我第一次走進九年級課堂，新鮮感讓平時上課隻是睡覺和打鬧的38名孩子，竟然集中起注意力。但兩天後，他們又恢複了正常節奏，我剛轉身在黑闆上寫下一段長句，他們就在背後将一瓶白酒傳來傳去，一人喝一小口，等我轉身，又裝出一副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樣子。

随後，有人睡覺且打呼噜；有人擺出各種不屑的姿态，或望着窗外的高山發呆；有人竊竊私語；有人折各種紙花；有人津津有味地看動漫口袋書；也有人故意迎合課堂節奏，等待着一個詞語或一句話從老師口中說出後，無厘頭地來一段調侃，故意博得全班哄堂大笑；還有人把課堂提問的機會當成個人喜劇表演時刻。

我算了算，一節40分鐘的課，至少需要花費30分鐘以上維持課堂紀律，而僅有的稍微安靜的幾分鐘，不過是少年們玩累了的時候。大部分人并不在意講了什麼，能專注聽完一節課的寥寥無幾，還常常受到其他同學的幹擾。

我和肖老師交流後獲知，原來這些學生已經很給我“面子”了——在肖老師的課堂上，他們敢于公開抽煙、喝酒和頂撞。

鄉間少年瞧不起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唯一的“知識代言者”——底層教師。“他們算什麼呢？在這個社會裡絕對屬于被淘汰下來的‘産品’了，在社會上也沒什麼尊嚴，所以就隻有在我們面前裝裝權威耍耍威風而已。我敢保證，在他們那批同齡人中，我們老師絕對是成績最爛的差學生，否則他們也不可能到農村學校裡來當老師。”九年級男生張洋用蔑視的口吻說。

“他們在我們面前總是自以為高人一等，以為他們的價值觀都是正确的，其實傻得很。這個社會成功就是看你錢多錢少，說那麼多也沒見他們賺多少錢，還總是自以為是地讓我們向他們學習。說實話，他們每天賺的錢還不如我們村裡出去給人做‘刮大白’的賺的多呢，他們一天在學校裡‘裝’得多累啊！”也是九年級的男生葉顧這樣描述他的老師。

鄉村少年的叛逆，比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階級子弟更甚。農村老師收入待遇和身份地位，強化了學生們“讀書無用論”的邏輯。

留守兒童輿情事件類型年度趨勢。（圖/财新）

“樂子是非正式群體特有的工具，而命令則是正式機構特有的工具。”

對于這群不愛讀書的孩子，如威利斯所言“樂子總之是可以解決幾乎所有問題的法子”，雲鄉少年“找樂子”的本事一點也不遜色于英國小子和北京子弟們。他們不僅擅長與不同學科的老師周旋，還知道如何在犯錯後順利過關或從輕懲罰。

這天中午，九年級的楊朗因為和女同學分手而在宿舍“借酒澆愁”，下午的英語課上，他酒勁發作，越來越難受，而距離下課還有難熬的20多分鐘。正好老師肖翩在講解一個從句的用法，用的案例是楊朗所熟悉的《泰坦尼克号》主題曲，楊朗于是借着酒勁站起來大喊一聲“music”，便邊跳邊唱并迅速地向教室外的廁所移去。師生們剛開始很驚詫，但很快被他誇張的舞蹈逗樂，在哄堂大笑中楊朗成功跑路。

當他再次回到教室時已經下課，肖老師單獨盤問他，并察覺了他喝酒的事情。但楊朗有自己的法子，他将這件事繪聲繪色地描述成了一段類似《神雕俠侶》中楊過學習“黯然銷魂掌”的“俠骨柔情”的段子，很快就将年輕的老師逗樂了，辦公室中緊張的氣氛煙消雲散，楊朗順勢央求老師不要告訴班主任老師。

但常規的“找樂子”顯然不能滿足雲鄉少年。他們故意敲碎門窗玻璃、用石子打壞走廊上的燈、用熱水澆死宿舍區的樹、把墨水潑到教室外的白牆、在教室黑闆塗“502”膠水……這些都是為擺脫無聊而尋求刺激的“好辦法”。

2013年11月，在縣教育局安排下，雲鄉學校安裝了8個攝像頭。連少年們平時最喜歡待的純粹私人空間——廁所外圍和廚房後邊的一塊空地，也都分别被攝像頭24小時監控着。

2009年12月，重慶涪陵警方破獲一在城區專撬門店門的盜竊團夥，團夥頭目年僅13歲。（圖/視覺中國）

公開說法是為了保護師生的人身和财産安全，但私下裡，張校長告訴少年們：“無論你在哪裡做什麼動作，我都能看着你，所以你必須給我好好學習、不要違規，否則你明白後果。”張校長打算在每個教室裡也安裝攝像頭，這樣就可以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你們時刻都處于被監控的狀态下，所以請諸位好自為之。”

攝像頭的存在威脅了少年們的日常行為，他們開始警惕自己是否真的處于監控範圍。過去，他們喜歡在廁所外和廚房後邊那兩塊空地，拿出一支煙點上并彼此傳遞吸上一口。攝像頭安上以後，真正的違規行為被壓縮到了廁所之内。

他們會故意用行動來表達對空間權威的不滿，比如故意朝着攝像頭扮鬼臉、打耳光或者豎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則故意裝作沒有看到攝像頭，從懷裡掏出一支類似香煙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師來“抓捕”。但當老師真的過來抓這位“煙民”時，少年就輕蔑地對老師說：“拜托，老師，這是糖，要不你也來一支？”

攝像頭下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将整個學校變成了一個類似于讓·雅克·盧梭所描述的“巴黎劇場效應”一樣的巨大“劇場”，而少年們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用一種表演的方式，表達對官方規訓的嘲弄與反抗。

“兄弟幫”和“霸王團”為搶熱水而打架，和“流氓會”為晚上打呼噜而打架。

在雲鄉這樣的底層學校，更讓人頭疼的是學生中暴力化的幫派現象。

這是一所寄宿制學校，全校200名學生來自不同村落，住宿生活中時常發生暴力沖突和财物丢失事件。高年級學生欺負低年級學生，強迫他們打水、洗衣，夏天甚至讓他們到宿舍給自己扇風，冬天搶被子來蓋，低年級學生隻能兩三人擠到一張床上取暖。

為了抵禦高年級的欺負，低年級學生施展“弱者的武器”以示對抗。其中一項就是建立“小幫派”，在小範圍内集體抗拒高年級學生，但“小幫派”又進一步刺激高年級學生組成“大幫派”來集體鎮壓。

他們會鄭重其事地給對方發送“挑戰書”或“邀請函”，并确定本方參與群架的時間和人員，同時要求對方在“應戰書”上簽名并按下手印。同年級和同班之間的厮殺更為激烈，“兄弟幫”就是在這種同輩群體間相互鬥争中組建和壯大起來的。

青少年學生常常在抱團反抗中獲得歸屬感，類似團體在“快手”等視頻軟件上收獲了不少擁趸。

“兄弟幫”的創始人之一、九年級的李元元說，“兄弟幫”是他在讀七年級時成立的，當時班上同學經常被高年級欺負，他們和九年級的“霸王團”因為搶熱水打過群架，和八年級的“流氓會”因為晚上打呼噜和講話也打過群架。

打完群架後，七年級建了一個“兄弟幫”。最開始成員都是自己班同學，後來陸續加入一些經常被高年級欺負的低年級同學。

李元元和同學們建立了一個QQ群，群名就叫做“行俠仗義——兄弟幫”，現在規模大約維持在35人，其中九年級全班38個同學中就有24人“入會”，其他11人則分别來自八年級（7人）和六年級（4人）。

“兄弟幫”沒有明确的入幫或退幫規則。李元元說，最開始大家在一起玩鬧，混熟了就跟低年級同學說，我們有個“兄弟幫”，你加進來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平時誰被欺負，幫中其他成員要幫忙，如果誰見死不救，就會被清出QQ群，算退幫了。

所有成員都要服從幫裡的“大計”——必須每天有人出來違規與犯錯，以此不斷挑戰班主任。比如今天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學校外邊，昨天打壞後門的玻璃，前天把粉筆全部折斷丢垃圾筒了……“因為班主任老師對我們管得實在太苛刻了，把我們當‘機器’一樣，我們要反抗！”

這學期開學時選班長，在“兄弟幫”的推舉下，老大齊磊當選。班主任也沒有辦法。

如今，“兄弟幫”事實上已經成為新的“欺負者”和“鎮壓者”，而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幫”欺負的新幫派，正在隐匿中如春筍般不斷創生。

“熊孩子”、“問題少年”、“留守兒童”的問題不是簡單地“電一電”就能解決的。

鄉村少年的非正式群體

除了“兄弟幫”、“流氓會”、“霸王團”這樣的幫派，在雲鄉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更為常規的非正式群體有三種：

“師徒制”——基于學校所反對的“灰色經驗”，比如電腦遊戲經驗、打牌經驗、翻學校圍牆經驗、作弊經驗、惡作劇經驗等，形成的師徒關系。當“徒弟”感興趣的經驗從“師傅”那習得以後，師徒關系便宣告破滅；“師徒”之間關系也并不固化，隻要一方擁有對方感興趣的新經驗，角色随時都可以相互變更。

“親戚制”——彼此互認“姐弟”“兄妹”以建構緊密聯系。八年級男生張秋是班内4個女生的“哥哥”，這源于他好打抱不平的個性，同時還具有不錯的個人魅力，女生願意認他當哥哥，一方面覺得“有面子”，另一方面則可以不被其他同學欺負。

“情侶制”——在這樣的底層學校和封閉式管理中，學生們以“戀愛”去解構枯燥乏味的日子。九年級38個學生中，早戀“情侶”高達6對，這還不包括與校外其他孩子早戀的。最早的“情侶”出現在三年級，六年級孩子可以公然談起自己的“女朋友”，而周圍孩子則在一旁起哄：他都算out了，有的都已經失戀好幾次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東北師範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西南大學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文中所提人名、地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