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程祥徽：“語言博物館”澳門蘊藏着何種文化密碼？

中新社北京11月19日電 題：“語言博物館”澳門蘊藏着何種文化密碼？

作者 程祥徽 澳門科技大學顧問、訪問教授，澳門語言學會創會會長

地處珠江三角洲南隅的澳門，是一個以中華文化為主，同時交織着葡萄牙文化的城市。數千年裡，中華文明在此源遠流長；明代以後葡萄牙人東來，中西文化在澳門交彙交流，并發展為獨具特色的澳門文化。多族群、多語言、多文化的澳門，成為不同文化和諧共存、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典範。回歸前，中葡兩種文化并行不悖，各有流通範圍，既有“交彙”又有“交融”。回歸後，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形成，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承擔起更重要的橋梁作用。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變化是時代發展和社會變遷的生動寫照。

“語言博物館”裡有什麼？

澳門是一座“語言博物館”，漢、葡、英三語流通。在民間，漢語一直是澳門使用最廣、作用最大的語文，使用人口比例始終未低于96%，普通百姓都說漢語，尤其是粵語方言。葡萄牙語文的使用人口比例不高，但回歸前一直作為澳門單一官方語文，借助行政力量處于強勢地位，少數華人因公務需要使用葡語。澳門回歸後，局面發生巨變，中文為官方語文，葡語為正式語文，英語則充當語際間“共同語”角色，若國人與葡人之間溝通不便，常用英語彌補。

宗教方面，澳門居民主要信仰天後、觀音以及佛教，雖然天主教堂不少，但華人信衆不到全澳人口10%。在澳葡人則是另一種景象，宗教信仰是清一色的天主教。

文化藝術方面，人們喜歡中國式的文藝節目，如舞獅、舞龍、唱大戲，主要收看中文電視台，很少看葡文台節目。而葡人的文化欣賞多是西方的繪畫、音樂、戲劇等，華人不太有機會主動參與，直到回歸後，年輕一代華人參與相關活動的人數開始增多。

飲食方面，人們遵從傳統的中國飲食習慣。葡萄牙飲食特征是紅酒、白酒之類，最出名的馬介休(鳕魚)多為遊客嘗試，沒有像華人吃大閘蟹那麼癡迷。我住的大廈附近有兩家飲食店，葡人開的咖啡店裡盡是葡國人或外國客人，台灣人開的食鋪盡是華人。

由此可見，中葡兩種文化在澳門可謂“各行其道”。

首先，語言交融較少。中葡兩語之間相互借詞的情況少之又少，漢語向葡語借的無非“司沙”(sisa，物業轉移稅)、“科架”(folga，假日)、“砵酒”(porto，葡萄牙酒)等，與向英語借詞的數目無法相提并論。葡語向漢語借詞更少，隻有“利是”“荔枝”“台風”等幾個詞語。

其次，文化溝通不多。例如沒有多少澳門人知道葡萄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反倒是中國文學對葡國的影響大一些，如李白、白居易、艾青等。近些年，部分青年學者得到政府或民間組織資助，赴葡修讀機會增多，文化溝通也逐漸增多。

飲食存在差異。華人隻偶爾吃一餐葡國菜調劑口味，諸如葡國雞等菜品完全是澳門人的發明。葡萄牙并沒有所謂葡國雞，正如揚州沒有揚州炒飯、青海人從沒聽過青海民歌《半個月亮爬上來》一樣。

資料圖：澳門大三巴牌坊。中新社記者 陳小願 攝

“中文 X”：流通和競争的結果？

回歸二十多年，澳門的語言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落實中文的官方地位，二是在澳門推行中葡雙語制。此外還有英語地位和需求等問題。

中文教育在“三語流通”或“三語競争”的環境中推進。由于澳門商業機構、高等院校的行政語言都是英語，受利益驅使，人們學習英語的自覺性最高；學葡語也有實際利益，回歸前葡語是唯一官方語言，成為政府公務員必須通過葡語入職考核，今日澳門仍保留許多葡占時期制定的法律規章，因此葡萄牙語仍享有官方語言地位。

長期以來，中文不具備英、葡兩種語文的優勢，專門學習者少，20世紀90年代的澳門大學中文系甚至為生源發愁。1991至1992年，中葡達成中文在澳門成為官方語言的協議并付諸行動，不過落實很慢。

20世紀90年代末，情況開始改善。為順利向特區政府過渡、配合公務員和法律本地化，學中文的本地華人和葡人增加，政府也投入大量資源與澳門本地和内地高校合作，開設各類培訓課程。此外，中文也通過教育改革滿足了社會需求：如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前身偏重傳統文化，修讀者甚少，後增設“應用中文與中文傳意”專業，學生人數大增，本人擔任院長期間，學院開設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科目，也設有現代文化研究和教學，實現了“傳統與現代聯姻”。

作為國際著名旅遊城市，澳門語文規劃也把雙語列為重點。雙語的組成不止“中葡”一種，“中英”“中日”“中法”“中德”等形式都有必要，雙語的排序取決于社會需求和語言所能發揮的功能。例如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加之中國改革開放後與英語國家聯系加強，“中英”成為中國境内“雙語”規劃的首選。澳門作為中國内地對外的橋梁和視窗，也需加強“中英雙語”意識和培訓。

此外，基于澳門獨特曆史，“中葡”雙語也應繼續推行，這不僅是國際交往需要，也有助于“一國兩制”政策更好落實，同時滿足在澳葡人和土生葡人的社交需要。特别是澳門定位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後，葡語仍是在政治、法律、教育、國際化等語境下的重要語言。這是筆者在澳門語言生活中始終堅持的雙語觀。

資料圖：主教山小堂，建于澳門半島最高點之一的西望洋山上，是一座向航海者的保護神祈禱的小教堂。郭惠儀 攝 圖片來源：CTPphoto

推進中文教育，澳門能做什麼？

對于澳門來說，推進中文教育意義重大。

一是确保中文的政治地位。回歸後，澳門特區全面落實中文官方語文政策，葡文“一語獨大”現象得到改變。但在政府公文、法律規章等方面未完全離開葡文影響，而落實中文教育是保障中文官方語言地位的必要措施。

二是促進地區發展。澳門的發展與内地息息相關，今天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已深入民心，家住珠海每日往返澳門上班者大有人在。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的名言“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可沿用至澳門。促進中文教育，加強與内地的文化聯系，是澳門融入内地發展的重要依托。

三是彰顯中華文化底蘊。語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中葡文化交往在澳門延續四百餘年，葡萄牙文化并沒有同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卻給予葡萄牙文化深刻影響。葡萄牙人讓本國語言在巴西流通，卻始終無法使之在澳門流行，反而中文深刻影響了葡萄牙人：一些長年在澳門工作的葡萄牙人會說流利的廣東話，澳門土生葡人的廣東話甚至比外省中國人還純正。具備強大文化底蘊的中文，在澳門這一小島城市保持着長久生命力。

為更好推進中文教育，澳門的語言規劃應作相應調整。

第一，調整三語應用排序。從官方語言地位考慮，三語排位應由回歸前的“葡-中-英”改為“中-葡-英”；從國際城市的地位和經貿、旅遊、科技、教育等社會需求考慮，三語的排序應是“中-英-葡”。

第二，做好語言發展預測。一方面，普通話是大勢所趨：普通話需求提升，應加快推普步伐，對普通話的學校教學、社會推廣乃至傳媒運用(電台、電視台)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英語發展也是預料之中：應加快培訓英語人才，以适應建設國際城市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第三，正确對待葡語粵語。一方面，尊重葡語存在，利用自身優勢将澳門打造為葡語人才基地。另一方面，處理好粵方言與共同語的關系，粵方言保留較多古代語言成分，記載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曆史，是人民創造的寶貴文化财産，要為粵方言的傳承留下生存空間。

第四，合理引導語文教育。母語教育方面，除了官方法律和書寫公文，還要提升澳門市民使用中文的能力。外語教學方面，面對普、粵、葡、英等多項語言學習任務，應引導市民從社會需求和自身發展作出合理選擇。雙語教學方面，應配合城市發展需要，統籌規劃好學校的語文教育資源，例如在澳門現有十二所大學突出語言教育。

第五，加強機構運作。設立具備語言學理論修養和工作效力的機構，制訂和落實好澳門的語文規劃。隻有這樣，才不會在紛雜的語文現象面前失去判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才能發掘澳門語言生活中的珍貴财富，建立起具有澳門特色的社會語言學和語言學研究隊伍，承擔起語文研究的重任，完成制訂和實現語言規劃的曆史使命。(完)

作者簡介：

程祥徽，1934年生，著名語言學家、詩人、作家、教育家，澳門科技大學顧問、訪問教授，澳門語言學會創會會長。曾任青海民族學院教授、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和中文學院院長、澳門語言學會創會會長及名譽會長，澳門寫作學會創會會長及名譽會長、澳門政府文化委員、北京市政協第九屆至第十一屆委員等。出版和主編《澳門語言論集》《語言風格論集》《語言與傳意》《繁簡由之》《現代漢語》《中文回歸集》《中文變遷在澳門》《面海三十年》《港澳通用普通話教材》《澳門文學研讨集》等二十餘部書籍。在社會語言學、風格學和語體學方面做出開創性貢獻，開創澳門語言研究，于海内外産生廣泛影響，2011年獲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功績勳章，2018年獲澳門基金會頒授傑出貢獻獎。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