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小樓吹徹玉笙寒”，一個是“吹皺一池春水”，能歌善詞的李璟和馮延巳君臣二人，和諧而美好。因此，馮延巳在李璟登基的第二年，就升任翰林學士承旨。聽起來這個翰林學士承旨好像就是專門傳旨的，跟那個太監一樣，但實際上這個官職是翰林學士的領導，并不是單純起草诏書那麼簡單，而是在禁中執掌機密要事，實際上是宰相，所以又叫“内相”。兩年以後，馮延巳終于如願以償當上了宰相。這一年，他四十四歲。

馮延巳靠自己的文學才華和陪伴太子讀書的優勢，在四十四歲登上了人生巅峰，成為南唐的宰相。他本應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得意之人，但接下來他的人生将陷入巨大的漩渦之中。

五代十國類似于戰國時代，戰火頻仍兵連禍結，到處都是吞并與反吞并的戰争。在十國中，南唐占地江南數千裡，物産豐饒文化鼎盛，是當時國力強盛的大國。但南唐卻始終處于國家的生存危機之中，北方的後周以及後來的宋，始終将南唐看成是嘴邊的肥肉而觊觎之。南唐的開國國主李弁洞察形勢采取守勢，奉行休養生息保境安民的國策，意在韬光養晦發展自己，南唐經曆了一段和平繁榮的時期。而志大才疏的第二代國主李璟，則放棄了韬光養晦的國策，在好戰的馮延魯等人慫恿下四處用兵，而作為宰相的馮延巳也未能阻止，反而是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導緻用兵失敗國力受損。在四面受敵的形勢之下，南唐的滅亡就隻剩下時間的問題了。

雖然南唐的滅亡乃曆史之必然，但馮延巳也難逃其咎。四十四歲的馮延巳，在四十五歲之時，便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罷相，而這才剛剛開始。公元947年的3月，馮延巳所在的宋黨陳覺和馮延巳的異母弟弟馮延魯發兵福州，遭到慘敗。馮延巳被禦史中丞江文蔚和大名士韓熙載彈劾而罷相。五十歲時，馮延巳再次為相，但七個月以後，終因南唐盡失湖南湖北之地而自己下台。五十一歲再度為相，四年後因在與後周軍隊的交戰中，盡失江北之地而被李璟罷相。最後一次是李璟與後周議和，後周剝奪了李璟的帝号，意思是你南唐隻是後周的附屬國，沒有資格再稱帝了，隻能叫國主，李璟的地位下降了，馮延巳自然就沒有資格稱為宰相。這就是馮延巳一生中四起四落的悲劇性遭遇。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争鬥，在朝廷内有組織的鬥争就是黨争。都說唐宋兩朝黨争慘烈，而南唐的黨争也是腥風血雨。當時南唐政壇分成兩黨，一派是以馮延巳為中心，成員有他的弟弟馮延魯、著名宰相宋齊丘、查文徽等，被稱為"宋黨"；另一派是以孫晟為首，大名士韓熙載、江文蔚等人組成，人稱"孫黨"，這兩黨圍繞權力展開了慘烈的黨争。

雖然國家處于外部的威脅之中，但南唐的黨争也是愈演愈烈，這也印證了孔子所說的“禍起蕭牆”說法的正确性。馮延巳的宋黨，雖然身居高位，但看起來個個都是草包加膽小鬼，在對外戰争中，不是戰敗就是被俘投降，總之，宋黨的名聲很壞。而以孫晟為首的孫黨，雖然也未能挽狂瀾于既倒，但起碼在對外戰争中保持了南唐忠臣的氣節，做到了“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兩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作為宋黨核心的人物，馮延巳也備受攻擊，政敵們攻擊他人品有缺，是南唐“五鬼”之一。

事實上，馮延巳雖然文學才能出衆，唯獨于政事能力不強。在别人看來，馮延巳靠的是與李璟深厚的關系，靠的是能言善辯阿谀奉承的本事。他的政治對手孫晟曾對馮延巳說：“仆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生不及君；诙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谄媚險詐，累劫不及君”，意思是說，寫文章你是我十倍；談吐風雅幽默、醉心于歌酒，你百倍于我；至于阿谀奉承拍馬屁的功夫，我是永遠都趕不上你了。雖然是諷刺挖苦，但也肯定馮延巳的多才多藝。就連一貫對馮延巳持否定态度的《釣矶立談》的這本書都記載說，“馮延巳為人亦有可喜之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辯說縱橫，如傾懸河暴雨，聽之不覺膝之屢前，使人忘寝與食”。可見，馮延巳的學問淵博，口才一流。也正是這樣一位勤于思考思維敏捷，且善于辯論的人，才會寫出“薄羅依舊泣青春，野花芳草逐年新，事難論”，這一類具有深刻思辨性哲理性的名句。

馮延巳與後來的後主李煜一樣，空有滿腹的文藝，卻少有治國之才。在政治上可謂是志大才疏，雖然他有一腔的理想，想用“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顔瘦”得九死而不悔的人生精神，來報答中主李璟的知遇之恩，來實現曆來中國儒家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是會寫詞的人不一定會玩政治，比如他的好朋友中主李璟，比如南唐詞的大宗師李後主李煜。看來，江南秀山麗水多出歌之舞之的詞人，卻很少出深謀遠慮縱橫捭阖的政治家。

馮延巳的悲劇就在于他的不自知，還在于他的盲目自信，更在于他多愁善感好說大話的性格。在政治上，雖然他有一顆匡時救世之心，希望能挽狂瀾于既倒，但南唐國勢的衰敗已成定局。這注定是個悲劇的結局——所謂悲劇，就是你眼睜睜地看着你不想遭遇的命運，慢慢降臨到你身上，雖然是萬般掙紮和努力，始終卻無法擺脫；所謂悲劇，就是将最美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從馮延巳為政的一生來看，他就是一出無法擺脫的悲劇的命運。馮延巳看遍了人生的苦痛，切身感受到兩黨的傾軋，但他又執着于功名利祿，不肯跳出俗世，如陶淵明躬耕南畝；如範蠡泛舟五湖；像李商隐渴望的那樣，“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汲汲于功名利祿的馮延巳注定與隐居江湖無緣，他的心永遠在魏阙，雖然他的一生在廟堂之上過得并不如意。家國之憂、朋黨之争、仕途坎坷，再加上對時間無法挽回的傷感，此四者，構成了巨大的人生漩渦，撕扯着馮延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