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招商宏觀張靜靜團隊

核心觀點

2021年我國人均GNI為12440美元（最新的高收入國家标準為13205美元），十四五期間中國十分有望跨過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轉型成為“消費大國疊加制造大國”。曆史上，美國、日本、韓國先後成為高收入國家，此後不斷經曆經濟結構轉型與産業結構升級，為我國未來轉型升級提供思路。

跻身高收入國家的挑戰：

第一，人力成本的國際競争優勢下降。無論從數量、結構還是質量看，成為高收入國家期間（或更早）美日韓三國人力優勢不再，并化身産業轉出國開啟下一輪産業轉移、尋找人力成本更低的承接國。

第二，經濟增速L型換擋。此間美日韓經濟均出現明顯失速，此後長期增速中樞相對轉型前下一個台階；

第三，通脹中樞較高，并容易引發他國滞脹。“脹”來自于一國成為高收入國家期間消費升級、中産占比提高、城鎮化率上升，且出口仍強勁并向下遊消費國“輸出”通脹，“滞”源自該國在高附加值領域的出口競争力強勁并對他國産生擠出效應。

此外，在轉型完成後的幾十年内各國通脹出現低波動、中樞下移特征。

美國：轉型成為“服務為基，尖端技術為矛”的消費國。美國的産業轉型升級服從一般規律，前期制造業和建築業維持了穩定份額，農林牧漁業和礦業等勞動密集型産業規模逐漸萎縮，此後中低端制造業持續對外轉出，金融保險、醫療和商業服務等服務業逐漸追趕并反超，但近年來美國開始布局尖端、高新制造業，最終形成“服務業為主導，尖端技術為突破口”的産業格局。

日本：制造業由盛轉衰，養老和醫療等服務業為重要支撐。制造業經曆了“紡織工業發展→重化工業興起→中高端制造業快速發展→傳統制造業大量對外轉出、中高端制造業仍具韌性”的過程，尤其在70年代日本憑借機械、運輸設備和電子三大支柱産業，頂住了美國貿易保護和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全球滞脹的兩大外部壓力實現了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但地産泡沫破滅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傳統制造業式微，以養老和醫療為代表的服務業成為經濟支柱，同時中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或成為未來突破口。

韓國：制造業優化升級，叠代創新。韓國的産業結構升級更側重制造業的不斷優化升級，演繹路徑為“中低端制造業→輕紡工業→重化工業→電子産業”，疫後韓國産業政策開始向尖端産業傾斜，未來韓國的産業升級仍将在制造業上不斷打磨創新。

産業結構升級的三點共性：

第一，産業升級成效基本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各國研發投入方向有關；

第二，經濟進入L型底部後各國産業升級加快，但産業升級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

第三，不同的經濟體的産業轉型方式有别，但基本上都是由勞動密集型産業向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産業轉移。

對國内的啟示：

第一，國内人口紅利數量優勢已不再，但仍可發揮質量優勢，增加教育和研發投入、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第二，中國經濟增速下行與結構調整并行，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無虞，滞脹風險不高但需警惕經濟下行風險，或可出台相應跨周期調節政策對沖；

第三，中國産業結構升級路線可同時借鑒日韓和美國，向“消費大國疊加制造大國”轉型。

正文

一、跻身高收入國家的挑戰：人力成本擡升、L型增速換擋、引發滞脹風險

十四五期間中國轉型方向是“消費大國疊加制造大國”，并有望跨過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曆史上，美國、日本、韓國先後成為高收入國家，此後不斷經曆經濟結構轉型與産業結構升級，為我國未來轉型升級提供思路。根據世行的劃分标準，美國、日本和韓國分别在1945年、1974年和1999年實現人均GNI的飛躍、轉型成為高收入國家，轉型前後存在一些共同點：

第一，人力成本的國際競争優勢下降。從數量看，1944年美國人口增速已開始放緩，但由于二戰後出現嬰兒潮、40-50年代人口增速維持高位，60年代後人口增速一路下滑，日本和韓國在成為高收入國家後人口增速長期處在1％以下。從結構看，轉型期間對應美日韓勞動力人口占比見頂或上行斜率趨緩。從質量看，美日韓在成為高收入國家後的幾十年人均GDP中樞快速上移，美國轉型成為消費國、日韓則向中高端制造國發展。與此同時，轉型期間美日韓城市化率均高于60％，此後上行動能放緩。由于全球産業轉移取決于各經濟體之間的相對勞動力禀賦優勢，一旦此前享受人口紅利的承接國人力成本優勢不再，就必然開啟下一輪産業轉移、尋找人力成本更低的承接國。

第二，經濟增速L型換擋。美國大蕭條後到成為高收入國家前（1934-1944年）實際GDP同比峰值為18.9％，均值為10.3％，此後至今（1945-2021年）實際GDP同比峰值為8.7％，均值為2.8％；日本成為高收入國家前（1956-1973年）實際GDP同比峰值為13.1％，均值為9.2％，此後至今（1974-2021年）實際GDP同比峰值為7.1％，均值為2.0％；韓國成為高收入國家前（1954-1998年）實際GDP同比峰值為14.9％，均值為8.4％，此後至今（1999-2021年）實際GDP同比峰值為11.5％，均值為4.2％。美日韓經濟在轉型期間均出現明顯失速，此後長期增速中樞相對轉型前下一個台階。我們可以通過HP濾波得到的實際GDP趨勢項同比更直觀地看到這一點。

理論上，經濟增速L型換擋存在兩條邏輯鍊：一是“城鎮化率接近或高于60％、人口增速下滑→房屋需求下降→房地産投資增速下滑→房地産相關産業鍊内需大幅下滑→潛在經濟增速下滑”；二是“人均GDP上升→勞動力成本的國際競争優勢顯著下降→産業轉出→本國二産占比大幅下降→潛在經濟增速下滑”。

第三，一國成為高收入國家期間通脹中樞較高，并易引發他國滞脹。從“脹”來看，一國轉型成為高收入國家後居民受教育程度明顯提高、少兒撫養比下降、中産占比上升，消費支出占GDP比重重新回升且消費支出開始往類奢侈品、醫療保健等提高生活品質的方面傾斜，疊加城鎮化率快速上升，此間該國通脹水平上升，且出口仍強勁并向下遊消費國“輸出”通脹。從“滞”來看，剛轉型為高收入國家的經濟體出口競争力處于頂峰，尤其在高附加值産品上，這就使得其他國家相應的制造業受損乃至轉出。比如，70年代原油價格大漲令日本的節油車型更受青睐，美國汽車行業增加值自1965年高點2.7％降至1980年的1.2％。

此外，成為高收入國家期間各國通脹中樞較高、波動加劇，此後通脹中樞下移、波動減少。美國成為高收入國家前後3年（1942-1948年）CPI當月同比均值為7.4％，波動區間為0.0％-19.7％，此後至今（1949-2022年）均值為3.5％，波動區間為-2.9％-14.8％；日本成為高收入國家前後3年（1971-1977年）CPI當月同比均值為10.8％，波動區間為3.9％-24.9％，此後至今（1978-2022年）均值為1.1％，波動區間為-2.5％-8.7％；韓國成為高收入國家前後3年（1996-2002年）CPI當月同比均值為3.8％，波動區間為0.2％-9.6％，此後至今（2003-2022年）均值為2.3％，波動區間為-0.4％-6.3％。我們發現在成為高收入國家後的幾十年内各國通脹出現低波動、中樞下移特征。換個角度理解，60年代以來全球貿易份額加權得到的人均GDP增速多數時間低于經濟總量加權的人均GDP增速。這表明長期來看，全球産業轉移壓低了中低端産品的生産成本，加劇了全球、特别是高收入經濟體通脹中樞下移的趨勢。當然，未完成經濟結構轉型、人均GDP尚未跻身高收入行列的經濟體未必如此。

二、相似的經濟結構；差異化的産業方向；持續升級突破

（一）美國：轉型成為“服務為基，尖端技術為矛”的消費國

二戰期間，與戰争需求相關的闆塊在美國得到了極大的提振。其中，最顯著的當屬政府事業，1940-1945年總産值增長超過300％，而農業、制造業和運輸業亦有翻倍以上的表現。二戰結束後，政府事業産值5年内縮減超過1/3。從GDP結構看，1946年政府消費支出和投資（實際值）同比下降64.8％，占GDP比重從42.1％驟降至19.5％。

50-60年代美國制造業轉型升級。1950-1969年美國二産占比基本保持不變，一産占比由8.2％降至3.2％，三産占比由52.1％升至57.5％。盡管此間美國已開始向日德等國轉移中低端制造業，但嬰兒潮紅利令内需旺盛，傳統工業鋼鐵、汽車、房地産等都得到了蓬勃發展。同時，得益于軍用科技轉入民用，美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一系列新型工業相繼崛起，諸如60年代以美國登月為代表的航空航天、電子、能源産業。

70-90年代呈現鮮明的去工業化特征。1970-1989年美國一産占比由3.2％降至1.1％，二産占比由39.3％降至26.8％，三産占比由57.5％升至72.1％。嬰兒潮紅利不再，疊加美國傳統産業持續對外轉出，美國制造業呈現“空心化”特征。但80年代後期-90年代美國産業政策向中高端制造業和高技術産業傾斜，信息技術進入了井噴式的發展階段，手機、電腦、互聯網的出現也帶動了新一輪的産業升級。1987-2000年美國耐用品制造業中計算機和電子産品占比由16％提升至24％，可謂一枝獨秀。

2000年至今二産占比下降速度有所放緩。2000-2021年美國一産占比基本保持不變，二産占比由26.8％降至21.2％，三産占比由72.1％升至77.6％。其中，2000年到金融危機前美國二産占比下降較快，此後逐步放緩。2001年中國入世後憑借低廉的人力成本吸引美國在華建廠、加速美國制造業對外轉出，不過在2008年美國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後，制造業開始回流，不僅是為了保護傳統制造業，更是希望在尖端、高新産業加快布局、搶占先機。

總體來看，美國的産業轉型升級服從一般規律，前期制造業和建築業維持了穩定份額，農林牧漁業和礦業等勞動密集型産業規模逐漸萎縮，此後中低端制造業持續對外轉出，金融保險、醫療和商業服務等服務業逐漸追趕并反超，但近年來美國開始布局尖端、高新制造業，最終形成“服務業為主導，尖端技術為突破口”的産業格局。

（二）日本：制造業由盛轉衰，養老和醫療等服務業為重要支撐

50-60年代紡織工業和重化工業快速發展。二戰後日本經濟百廢待興，美國大力扶持日本棉紡織業，因此50年代日本紡織品産量和對美出口量激增。50年代中後期日本将産業發展戰略瞄準重化工業，1955年前後相繼出台《鋼鐵二次合理計劃》、《石油化工扶持政策》，1958年推出《飛機工業振興法》。以煤炭、鋼鐵為代表的産業快速發展，成為促進重化工産業振興的重要因素。1956-1969年日本一産占比由21.0％降至7.4％，二産占比由39.3％升至48.5％，三産占比由39.7％升至44.2％。

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向中高端制造國轉型升級。1970-1989年日本一産占比由7.4％降至2.6％，二産占比由48.5％降至44.7％，三産占比由44.2％升至52.6％。此間日本家電行業迅速發展，根據1997年日本企劃廳消費者動向預測調查，1966-1976年日本彩電、洗衣機、冰箱普及率分别由0.4％、81.8％、75.1％上升至90.9％、98.1％和98.2％。1980年日本汽車産量1100多萬輛，首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生産國。70年代後期日本的半導體産業也開始崛起。美國的半導體市場占有率在十年間發生了銳減，同期日本占有的市場份額則從起初的不到10％迅速攀升到了40％。70-80年代機械、運輸設備和電子相繼成為日本制造業中的支柱行業，而紡織、化工等傳統行業在制造業中的占比則大幅下降，也印證了日本産業升級的完成。

90年代地産泡沫破滅後日本傳統制造業式微，服務業興起。1990-2020年日本一産占比由2.6％降至1.0％，二産占比由44.7％降至29.2％，三産占比由52.6％升至69.8％。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日本央行不得不降息以緩解壓力。80年代後期日本淨對外投資顯著擴張，結合其産業結構來看，大概率是傳統産業轉出日本的結果。彙率升值、無風險利率下降疊加傳統制造業産業轉出的組合快速推升了地産和金融資産價格，此後貨币政策收緊導緻日本地産泡沫破滅，經濟陷入長期低迷。1995-2020年傳統制造業占經濟比重悉數回落，中高端制造業仍具韌性，通用機械制品、化學制品、交通運輸設備、食品和飲料、金屬制品、電子元件和器件份額都有所提升。1995-2020年服務業中占比明顯提升的有衛生和社會工作活動業（占GDP比重變化4.2％，下同）、專業與科技活動業（3.9％）、信息和通信業（2.0％），映射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和醫療産業的發展，以及偏高端的信息科技服務業。

日本制造業經曆了“紡織工業發展→重化工業興起→中高端制造業快速發展→傳統制造業大量對外轉出、中高端制造業仍具韌性”的過程，尤其在70年代日本憑借機械、運輸設備和電子三大支柱産業，頂住了美國貿易保護和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全球滞脹的兩大外部壓力實現了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但地産泡沫破滅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傳統制造業式微，以養老和醫療為代表的服務業成為經濟支柱，同時中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或成為未來突破口。

（三）韓國：制造業優化升級，叠代創新

70-80年代是韓國一産和二産的交棒期。1971-1989年韓國三産基本保持不變，一産占比由14.6％降至5.7％，二産占比由26.0％升至37.3％，其中制造業占比由11.3％升至23.0％。此間，韓國制造業發展重心仍在重工業，1973年韓國發布“重化工業發展宣言”，确定鋼鐵、石化、汽車、機械、造船、水泥、電子等十大戰略重點産業，标志着韓國經濟由勞動密集型産業向由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産業轉型。1971-1989年制造業中占比上升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别是金屬制品業（占GDP比重變化3.5％，下同）、運輸設備業（1.5％）、紡織和皮革制品業（1.3％）、機械設備業（1.0％）和化工制品業（1.0％）。

90年代至今制造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80年代末韓國政府決心從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産業，1994年韓國頒布《半導體芯片保護法》，保護國内半導體芯片産業，随後韓國政府推出電子産業技術發展戰略。2001年韓國政府出台《科學技術基本法》，為奠定韓國推動科技創新發展起到重要作用。1991-2021年韓國一産占比由5.7％繼續降至1.9％，二産占比由37.3％降至37.1％，但其中制造業占比由23.0％升至29.4％，三産占比由57.1％升至61.0％。制造業内部出現了十分明顯的優勝劣汰，1991-2021年韓國制造業中占比上升最多的行業是計算機、電子和光學産品（占GDP比重變化8.6％，下同），其次是機械制品（1.6％）和電子設備（1.2％），占比下降最多的是紡織和皮革制品（-3.1％），其次是食品飲料（-1.4％）、木材、紙張和印刷品（-1.0％）和金屬制品（-0.8％）。此外，伴随着消費升級服務業快速發展，1991-2021年服務業中占比上升最多的3個行業是信息通信（4.1％）、商業活動（3.7％）、金融和保險業（3.2％）。

韓國的産業結構升級更側重制造業的不斷優化升級，演繹路徑為“中低端制造業→輕紡工業→重化工業→電子産業”，疫後韓國産業政策開始向尖端産業傾斜，2022年7月9日韓國政府提出“材料、零部件和設備2.0戰略”，設想打造“尖端産業世界工廠”，2022年7月12日韓國政府稱将在2026年之前培養超14萬名尖端制造業人才。因此，未來韓國的産業升級仍将在制造業上不斷打磨創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三點規律：

第一，産業升級成效基本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各國研發投入方向有關。也就是說，這種産業升級的動力來自于原創能力的提升以及對全球勞動生産效率的提振，我們注意到美日韓轉型升級後研發占GDP比重穩定高于2％。由此推斷，經濟轉型成功的國家的全要素生産率往往高于發展中國家和未轉型成功國家。

第二，經濟進入L型底部後各國産業升級加快，但産業升級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換言之，即便進入L型底部，各國經濟結構仍在發生變化，大概率與受教育程度持續上升和原創能力增強有關。

第三，不同的經濟體的産業轉型方式有别，但基本上都是由勞動密集型産業向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産業轉移。美國選擇了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變；日韓則保留了各自的制造業優勢，選擇由中低端制造業向中高端制造業升級。

三、中國轉型需另辟蹊徑：“消費國 制造國”

結合前文，美日韓的經濟結構轉型與産業結構升級經驗對我國的啟示有以下三點：

第一，國内人口紅利數量優勢已不再，但仍可發揮質量優勢。建議普及基礎教育及中等教育、提高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延續質量優勢；進一步增加研發投入。這兩點将有效推動中國産業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第二，中國經濟增速下行與結構調整并行，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無虞、國内滞脹風險有限。2021年我國人均GNI為12440.05美元，而世界銀行最新的高收入國家标準為13205美元，兩者差距極小，因此十四五期間我國有望跨過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美日韓經驗表明成為高收入國家期間對應L型增速換擋，我們發現近年來盡管中國經濟增速下台階，但也同時伴随着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表現為高技術産業（制造業和服務業）快速發展，且國内或可出台相應跨周期調節政策對沖相應風險。同時，前文指出美日韓成為高收入國家前後幾年極易引發全球滞脹風險，鑒于我國産業鍊覆蓋全面、對外依賴度偏低，且許多環節由線下搬到線上，可以極大地降低成本，即便出現外部斷供危機，我們在大多數領域仍可内部解決，因此未來幾年國内滞脹風險或并不高，而歐盟、日本、韓國等國未來則存在滞脹的可能性。

第三，中國産業結構升級路線可同時借鑒日韓和美國。目前看中國的産業升級走日韓路線更為穩妥，逐步擴大中國在中高端制造方面的優勢，但由于中國經濟體量較大，疊加國際形勢較日韓轉型期更為複雜，因此亦需參考美國路線，擴大内需、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體系。政策端看，當前國内政策基調包括：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落實“雙碳政策”以及發展現代産業體系等。二者結合意味着十四五期間中國的轉型方向是“消費大國疊加制造大國”。

風險提示：

對美日韓産業升級理解不到位；全球産業政策超預期。

本文源自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