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某個片場，導演要拍兩個大俠在雨中對打，一群死屍在後景處橫七豎八，身上都插着刀。那天特别冷，所有群衆演員都泡在水裡，很多人沒辦法堅持閉氣，再加上冷的緣故，就看到滿地的刀在那邊上下動。導演大吼：“咔咔咔，不要動啊！你們已經死掉了明白嗎？”接着，導演指着大哥跟副導演說，就那個人，他死得最好，明天叫他來繼續開工！

後來大哥在武行裡的名氣，就是從“死得最好”慢慢累積起來的，跟着大家演死屍演得多了，自然就有機會去做一些露臉的戲。而當年那段經曆，後來被放進了周星馳的電影《喜劇之王》裡。

1998年，大哥和周星馳同時開拍新戲，大哥拍的是《玻璃樽》，星爺拍的是《喜劇之王》。兩個劇組片場離得很近，兩人就說好各幫對方客串一場戲，于是就有了後來大家在《喜劇之王》裡看到的那一幕，“成龍”被副導演叫到導演面前。“喂，過去死給導演看看。”“導演，你想我怎麼死？”“中槍死。”他做了一遍。“這樣才對嘛，換衣服！”“謝謝導演。”“這位大哥，你在哪兒學的戲啊？”“我沒學過戲。”“哎呀，你真是天才。”“你用點心就行了，用點心。”

當年經常有人嘲笑他，演個死屍演那麼認真，真是傻到家了。你再怎麼努力，不還是那個一天隻拿幾塊錢的小武行嗎？但也許正是這樣的“大智若愚”，讓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吧。回想起當初從一個窮小子忽然變有錢的過程，也非常有“大哥本色”。

“《笑拳怪招》上映之後，其實我已經很紅了，但自己還不知道，還在拿幾千塊的片酬。忽然有一天何冠昌去找我，那可是香港的影壇教父，所有香港明星見到他沒有不鞠躬的，我自己也是很小就跟着他拍戲了。當時他約我在美麗華飯店二樓喝咖啡，我一個人去了，沒有經紀人也沒有助理，一坐下來，就先很尊敬地叫‘何先生’，他就遞給我一張支票。我拿過來剛要看的時候，服務員走過來了，何先生就抓起支票塞進了我的襯衫口袋，當時還都沒看清楚。就聽他說，你出來到我們公司，我們會怎麼怎麼打造你。我說哦。當時腦子裡想的是支票上面寫了個‘1’，後面多少個零也不清楚。記得當時自己叫了個橘子水，他叫了個咖啡。我就跟何先生說，我想上個廁所。等一到了廁所，我就趕緊把門關起來，把支票拿出來，個、十、百、千、萬、十萬……好多個零啊！10萬啊！我簡直開心死了，我有十萬了！等我回到座位，何先生說，你回去考慮一下。我說，好。回到公司裡，跟我的同事陳自強說，我剛剛見了何冠昌。他說，怎麼樣？我說他給了我一張十萬的支票，他拿過來一看，說，這不是10萬，這是100萬。哇……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要瘋掉了！

“我就去跟當時的老闆羅維導演講，我剛見了何冠昌先生。他說，怎麼樣啊？我說他們給我100萬。羅導演說，那有什麼了不起？我現在就給你開戶頭，先給你兩萬，兩年以内給你存10萬，這樣幾年後你就有100萬了。我說，哦，那好吧。當時覺得一直跟着羅導演工作，自己也不好意思離開公司，我就拿着那張支票出了門，跑去街上的影印店去影印，影印完了留給自己做紀念，還送了幾張給朋友做紀念。有朋友跟我開玩笑說，我靠！你就把它花掉啊！反正也沒有合同，這張支票就是Cash啊，他們就算知道了也告不了你的！我說，不行，做人不能這樣子。我爸爸說，出來做事情要講誠信。回到公司，我請陳自強還了那張支票給何冠昌，自己還不好意思去見人家。

“不到一個禮拜之後，何冠昌他們又來找我了。他們說，我們不是說隻給你100萬，這100萬隻是你的定金。我說，啊？他們說，是的，如果你跟我們拍，我會給你200萬。聽了這個數字我愣住了，可是要跟他們合作，就要跟原來的公司解約，這讓我覺得很别扭，也不知道該跟誰商量，就找當時的好朋友秦祥林和曾志偉聊。這兩人都是我的死黨，我不會談生意，後來整個過程就是他們倆幫我談。秦祥林是當年的第一小生，他的最高片酬到達過10萬。聽我講了我有100萬的定金，他吓死了，說：‘我靠，我的10倍！還是定金！’他說，我是過來人，做演員的有這樣的機會不容易，你現在這一刻紅，也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不如趁現在拿到自己想拿到的東西。這樣吧，今天晚上你想一想，你就想，自己這輩子想要多少錢就夠了，明天一早你答複我，我盡量幫你達成目标。

“我記得當時自己還在拍戲，第二天6點起來就要出工，可是晚上就怎麼都睡不着，當時年紀也小，哪裡敢想這些，就覺得特别慌張，但是又特别興奮，心花怒放。起身去到洗手間，對着那裡的鏡子，就跟自己說，人家竟然給我200萬啊……就這樣子想，也不知道是想了多長時間，忽然間聽到外面門鈴‘叮咚’一聲，居然已經6點了。我一開門，秦祥林就說，你沒睡覺？我說我想了一個晚上。他說，那你快跟我講，多少？我說，我這輩子有500萬就夠了。他說，行！

“結果大明星秦祥林成了我第一個‘經紀人’，帶着我去跟何冠昌他們見面，一開始他們開給我的片酬是240萬。那時候我每天都是6點的早班拍戲，自己編劇、導演、主演，壓力很大，晚上好不容易收了工，就被他們拉着在老爺酒店談，談到後來我就已經受不了了，覺得很煩，就說好吧好吧就簽了吧。簽完之後就沒人纏着我了，收工之後也輕松了。簽完之後，何冠昌他們就飛回香港了，大概是兩個禮拜之後，我當時還在台中拍戲，有一天回酒店，發現酒店的整個玻璃全部砸爛了，是羅維導演找人砸的。當時他的太太來罵我：‘我們怎麼對你？誰他媽的把你從澳大利亞請回來的？那時候沒人要你，是我們給你機會！你這樣對我們！’我當時又羞愧又懊惱，一直哭，覺得自己是個沒信用的人，哭完以後就通過曾志偉跟何冠昌他們說，你們告我吧，那240萬我給你退回去，我不要了。

“直到我發現羅維導演改了我的合約，把十萬改成了千萬，要讓我賠1000萬違約金之後，我發現他不是我想象的那樣，才一狠心離開了公司，去跟嘉禾合作。拍第一部片子《師弟出馬》，片酬480萬。你看我是不是傻人有傻福，100萬沒要，240萬沒要，後來竟然得到了480萬，在當時，這已經是我一輩子的夢想了。”

這位傻人有傻福的大哥，在我眼裡正是大智若愚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