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生活與智慧城市?來源：東莞時間網-i東莞出示健康碼、防疫行程卡，再在手機上填一張流調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一些老年人因為不會這些操作或沒有智能手機而被擋在醫院門外，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數字生活與智慧城市?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數字生活與智慧城市

來源：東莞時間網-i東莞

出示健康碼、防疫行程卡，再在手機上填一張流調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一些老年人因為不會這些操作或沒有智能手機而被擋在醫院門外。

何止老年人？據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截至2020年6月，我國非網民規模為4.63億。報告呼籲，在關注網民規模增長的同時，仍需要對非網民群體予以重視。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遠離互聯網不僅使得非網民群體無法獲取到更及時有效的防疫信息，更是無法享受到互聯網帶來的出行、購物等服務便利。

1990年，學者托夫勒提出了“數字鴻溝”的概念，在今天，這一概念尤其具有深厚的社會意義和經濟含義。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是指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不同國家、地區、行業、企業、社區之間，由于對信息、網絡技術的擁有程度、應用程度以及創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貧富進一步兩極分化的趨勢。

不久前，東莞市榮獲“2020中國領軍智慧城市”稱号，意味着東莞在智慧城市領域内的成果已經獲得了業内的廣泛認可，走在國内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列。那麼，在“數字鴻溝”依然存在的情況下，東莞要如何做才能消減“數字鴻溝”，讓發展成果惠及全民？本期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漆亞林，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武文傑，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羅昕探讨上述問題。

記者：您如何看待“數字鴻溝”這一社會經濟現象？

漆亞林：數字鴻溝，它的本質是一個以技術作為表征的知識鴻溝，實際上是數字技術的門檻效應，造成了群體之間的知識差距。

數字技術的運用，确實為人們的工作學習生活帶來了一些便利，比如說，為什麼我們能快速地戰勝疫情，數字技術在這裡面起了很大作用。通過大數據快速核實核查、追蹤分析、判斷，能夠快速甄别出感染者，從而有效控制疫情。但是和其他技術一樣，數字技術也是一把“雙刃劍”。新技術在運用的時候，必然有一些人會不适應，因為每一個群體、每一個個體在應用新技術的過程當中，由于知識背景和路徑依賴不一樣，在接受新技術的過程中，享受到的技術普惠或者說技術賦能也是不一樣的。這個是現實的，而且也是正常的。

任何一項技術創新，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出現這種伴随性的“陣痛”，我認為沒有必要誇大它。發展中的困難可以被解決，可以通過相應的政策、相應的制度，相應的技術去緩解甚至解決它。

武文傑：随着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快速發展，我們現有的生産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改變，但也出現了“數字鴻溝”這一世界性問題，該問題的本質在于新一代信息技術在普及和應用方面的不平衡與不充分。數字鴻溝其本身不僅僅是技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有學者引入社會學的概念，将數字鴻溝稱為“信息時代的基尼系數”。

羅昕：“數字鴻溝”不是一個新概念，它一直存在于國家、城鄉、年齡層次之間，當下為什麼這個詞又進入到大衆的視野，主要是疫情期間，互聯網對生活的滲透程度進一步提升，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工作都轉移到互聯網上去了。但是對于不太能熟練使用數字技術的人群來說，當下這種全數字化的生活反而給他們帶來困難。比如說，老年人有自己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他們習慣了線下辦事的流程，再加上身體的衰退，在接觸、熟悉新鮮事物方面還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60歲以上的網民群體達到了10.3%，互聯網使用者在向中高齡人群滲透，同樣，新媒體的産品也不斷在下沉，往三四線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發展。所以面對這樣的一個現實狀況，技術上的“弱勢群體”如何使用智能産品，就更值得關注。

記者：東莞作為“2020中國領軍智慧城市”，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走在全國前列。東莞要如何提供制度保障，消減“數字鴻溝”，讓發展成果惠及全民？

漆亞林：我認為一個是優化行政态度，還有一個是通過傳播終身學習的理念，增強不熟悉數字技術群體的技術使用素質。

政府将技術應用到行政事務的出發點應該是技術為人服務，而不是人被技術限制。就像疫情期間的健康碼，有些城市對那些不會使用健康碼，甚至沒有手機，沒有微信的群體，給予一定的方便。他的出發點很明确，技術是用來查驗這個人的身份的，隻要能通過一些方式證明他的身份，查驗他的行迹，就可以讓這個人通行。

另一方面，數字鴻溝的本質是知識鴻溝，因此要政府要通過傳播終身學習的理念，增強不熟悉數字技術群體的技術使用素質。包括通過科普、培訓、講座等方式來傳授相應的一些知識，最終達到讓這些群體自發适應新技術發展的社會要求的目的。當然，這個過程是曲折和複雜的，因為每個個體的路徑不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而應該要體現出政府的人文關懷。

武文傑：首先是要繼續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要消減數字鴻溝，首要工作則是要繼續完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如持續加大地區固定寬帶網絡和移動通信基站建設投入、提高互聯網接入質量和傳輸能力等，進一步提高網絡普及率，打通不同群體的入網渠道。另外，2020年“新基建”成為時政熱點，同時也是“十四五”期間的重點工作之一。因此，東莞要在“新基建”的機遇之下，加強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其次，還要更加關注數字鴻溝中的弱勢群體，讓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成果惠及更多民衆。未來數字技術與應用還會不斷地更新換代與細化，要想彌合“數字鴻溝”，需要政府部門、企業等協同作戰。

羅昕：智慧城市的建設也好，智慧服務的推進也好，都要以人為中心。如果說讓一部分人在智慧服務當中感受到不便，那麼這種科技是有缺陷的。今年11月份，國務院出台了《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提出要堅持傳統服務與智能創新相結合，堅持普遍适用與分類推進相結合，堅持線上服務與線下渠道相結合，堅持解決突出問題與形成長效機制相結合四個原則，可以給東莞政府很多啟發。

記者：除了技術使用障礙之外，有一種更深層次的“數字鴻溝”表現為文化上的品位區隔，越是不熟悉一種文化，就越難進入文化意識形态塑造的圈子中。由此可見，破解“數字鴻溝”，僅僅依靠相關部門提供的制度保障還不夠，社會應該為消減“數字鴻溝”作出哪些努力？

漆亞林：的确，“數字鴻溝”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文化上的“雞同鴨講”。比如年輕人喜歡的文化，和中老年人追求的文化是不太一樣的，根據數據顯示，年輕人更多用他們喜聞樂見的方式接受并傳播主流文化，而中老年人因為自身閱曆的原因，更傾向于以傳統的話語方式去接受主流文化。數字技術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它給年輕人賦權更多，從而使中老年人與年輕人的文化隔閡加深。

但是本質上年輕人的文化和中老年人的文化不存在對立，它是一個過程。當年輕人逐漸長大之後，他們也會融入主流文化，比如，原來大家認為80後是個性主義的一代，但是從現在的角度反觀80後，他們也逐漸成為具有責任感的中生代，所以文化區隔不是年輕人與中老年人的對立，而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可以相互融合、相互理解的。

武文傑：消減數字鴻溝，除了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外，還需要社會、家庭與個人共同努力。社會層面，要積極為技術使用不熟練群體提供數字化能力提升的培訓，例如通過老年大學、社區大學等途徑，為他們提供多種形式的培訓講座、現場課堂等，也要鼓勵社工、大學生志願者等群體到社區手把手指導他們使用智能手機等，拓寬他們學習新技術新産品的渠道。

同時還應當鼓勵其在産品研發、市場推廣等方面融入更多人文關懷，例如，滴滴陸續推出了“代叫車”、“關懷模式”、“親友代付”等功能，“支付寶”也推出關懷版，這些改進大大方便了老年的日常生活。

個體和家庭層面，一方面，不同年齡階段和社會階層的群體都應當緊跟時代的節奏，去主動學習和适應數字化、信息化為日常生活帶來的改變；另一方面，通過家庭内的信息共享和代際互動，鼓勵年輕人進行家庭“數字反哺”，從而消減“數字鴻溝”給家庭成員間造成的誤解與隔閡，真正享受到數字化和信息化給生活帶來的便利。

羅昕：社會可以從三個方面為消減“數字鴻溝”作出努力。首先是企業，企業要多開發一些能滿足技術使用不熟練者需求的手機、APP、網站，做有溫度的、貼心的智慧服務。比如，使用的字體要大一點、聲音要大一點、還有界面簡潔。其次，家庭成員要支持技術使用不熟練者學習、使用新技術，孩子對父母的“數字反哺”就是很好的形式。另一個重要的措施是社區居委會、村委會、社會公益組織通過志願者的服務，開設培訓課堂來指導技術使用不熟練者學習、應用數字技術，提高他們的新媒體素養。

專家觀點

漆亞林：數字鴻溝的本質是知識鴻溝，因此要政府要通過傳播終身學習的理念，增強不熟悉數字技術群體的技術使用素質。這個過程是曲折和複雜的，因為每個個體的路徑不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而應該要體現出政府的人文關懷。

武文傑：消減數字鴻溝，除了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外，還需要社會、家庭與個人共同努力。

羅昕：智慧城市的建設也好，智慧服務的推進也好，都要以人為中心。如果說讓一部分人在智慧服務當中感受到不便，那麼這種科技是有缺陷的。

文字：唐卓

編輯：鐘彥亮